应许之地与乌有之乡
——论杜拉斯《情人》中的悖论格局

⊙张欣［南京大学，南京 210000］

对于法国当代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国内学界的研究多从女权主义、殖民话语、译介接受等角度着手论述，即使有注意到小说中存在的人物设置上的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现象，认识也大多停留在其服务于构建内容、表现张力等叙述形式的层面上，而未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开掘。实际上，在《情人》的文本中，杜拉斯设置了大量的悖论话语与情境落差，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开放状态。杜拉斯深受“新感觉”派的影响，《情人》带有浓郁的实验色彩。小说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变幻的叙述视角，起伏不定的叙述节奏，大致根据时间和空间布局历史事件，又随意地按照主观意图分割与拆解的叙述手段……诸多实验色彩浓厚的写作方式，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可《情人》自问世以来，不仅于1984年在法国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使该作品蜚声海内外；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译介至中国，就迅速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并据此引发中国作家的“个人书写”热潮。这种文学现象彰显了一种罕见的悖论格局——即先锋实验/通俗流行、个人书写/大众经验等诸多先在矛盾的概念在这部作品中被统一了起来。杜拉斯何以突破悖论格局而达至言说的最佳临界点？这与杜拉斯在文本中的姿态有关，也与文本内容，即“情话”的载体有关。

一、言说姿态的悖论——已经“老了”的“少女”

开篇第一句即“我已经老了”，奠定了全篇回忆性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