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
——以常熟宝卷为例

陈泳超

对于江南宝卷的研究，学者们向来注重历史文本分析和当下活动考察相结合，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就历史研究而言，已有成果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古老版本的搜集、鉴定和分析；二是对某一较大地区(比如江南、苏州地区等)历史脉络的勾勒。代表性成果有李世瑜的《江浙诸省的宣卷》(1)李世瑜：《江浙诸省的宣卷》，《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第197-213页。、桑毓喜的《苏州宣卷考略》(2)桑毓喜：《苏州宣卷考略》，《艺术百家》1992年第3期。等，而在这两方面做得最持久深入且成绩卓著者，首推车锡伦先生。(3)车锡伦有《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江苏苏州的民间宣卷和宝卷》等文，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有陆永峰、车锡伦：《吴方言区宝卷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正是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使得江南宝卷的历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图景。大致说来：江南宣卷活动从明代中后期便已有记载，但受教派宝卷影响较少，清代中期以来有大量卷本留存于世，至晚清民国进入高峰期，从日军侵入江南以至1949年后的30年间，由于政治的因素江南宣卷陷入低谷，改革开放后又重现生机。

从江南宝卷研究的深入开展来说，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其一，江南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固然有其一体性，但内部还有很大的地方性差异。即如宝卷现状来说，虽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思潮的出现，各地宣卷都重现生机，但实际情况却大有区别，有些地方奄奄一息再难恢复，有的地方却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