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报人如何“炼”成
——访《浙江日报》老编辑林永年

文_童 健

林永年，1933年生。1952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学校，同年12月由华东新闻出版局分配到《浙江工人报》，1963年3月被调到《浙江日报》。196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新闻工作45年，当编辑为主。在全国省市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和新闻业务文章百余篇，其中两篇被收入原国家教委指定的新闻学教材。出版新闻专著两部，分别是《新闻写作百例谈》和《新闻报道形式大全》。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王晓东

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 童健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骞

采访组：林老，新中国成立不久，您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是我们的老前辈。首先请介绍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和在《浙江日报》的工作经历。

林永年：我出生在宁波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解放前家境贫寒，好不容易读了一学期初中，就去上海当学徒了。解放后，华东新闻出版局在上海办了一所民治新闻学校，我在此读了两年夜书。后来，民治新闻学校并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由此我的学历也从高中毕业提升为大学毕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工人报》工作。《浙江工人报》在1961年2月5日停刊，我和另外4位同志有幸调入《浙江日报》。《浙江日报》为我的成长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我主要负责《浙江日报》第二版的编辑、组版工作，以工业、农业、商业报道为主，也涉及文教报道。由我编辑、改写的稿件《2000多双女鞋的遭遇说明了什么？》被评为1982年全国好新闻。1992年我被评为高级编辑。从事新闻工作近半个世纪，我在全国省市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和新闻业务文章百余篇，其中两篇被选入原国家教委指定的新闻学教材。我的传略被辑入《全国高级记者编辑名录》。

我还走上过大学讲台。1996年12月，应原杭州大学新闻系副主任、教授王新华的邀请，我为新闻系研究生班讲授编辑课，反应较好。之后，应邵培仁教授邀请，又给新闻系同学们讲授了《新闻写作的新趋势》，同学们评价：“讲得实用，得益匪浅。”

采访组：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编辑的稿件《2000多双女鞋的遭遇说明了什么？》获评全国好新闻。这是《浙江日报》历史上第二篇获得该奖项的作品，也是报社1982年唯一的全国新闻奖获奖作品。请您回忆一下编辑过程。

林永年：编辑不可以守在书斋里。因此，我经常听通联同志谈情况；驻地记者和通讯员来找我，我也先请他谈情况；我还不定期去相关主管部门了解情况，或跑下去直接听基层干部群众谈情况。掌握的一手信息丰富了，思路活跃了，好点子也自然会冒出来。

1982年10月，我在省内一些地市商业部门调查了解到，当时有许多商品在商业批发仓库积压着，而农民却见不到、买不到。人们用一句话作了生动概括：“要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掉。”我手头有20多个关于工业品下乡的线索和事例，用以对照国务院《关于疏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联系当时商业部门流通渠道不畅的状况和原因，我觉得仙居县积压已久的2000多双女鞋，在和农民见面以后被争购一空的事例，很能说明商业体制改革和工业品下乡的必要性。这一事例，乍一看是小事一桩，却和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吻合。于是，我请一位青年记者去突击采写。初稿写得比较粗糙，缺乏提炼，写成一篇流水账，还有一段不必要的议论。总的来说，这篇稿件被细枝末节和空泛的议论湮没了重要的事实。

我和作者进行了细致交流，向他做了补充“采访”。之后，我着手改写。由于我对面上存在着商品流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了然于胸，一开头就点明了主题：“积压在仙居县百货公司两年半的2000多双女鞋在和农民见面后，竟变成了畅销货。”全文紧扣这个主题，做到中心突出；又抓住商品同消费者见面这个中心环节，先是说明百货公司和供销社都是坐店经商，没有让这批女鞋同农民见面，结果在仓库里睡了两年半之久，接着介绍两个商贩在集市街头设摊把60双女鞋陈列出来，只20分钟就被争购一空。这两件事形成了强烈对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原稿中的空泛议论，也被一刀砍掉了。因此，这篇约1590字的原稿，经改编后成了约620字，后来别的同事又进一步压缩，到见报时还留下约500字。但事实清楚，很有说服力。我还为这篇稿子配了一个短评，强化了送货下乡的重要性。

这篇消息发表后，在全省商业、供销社部门引起比较大的反响，有力推动了当时的工业品下乡工作。这篇消息被评为1982年全国好新闻。

采访组：您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以当编辑为主，您觉得当编辑的“看家本领”是什么？

林永年编写的《新闻报道形式大全》

林永年：要论起编辑的“看家本领”，做标题肯定算一个。标题，是新闻报道的“眼睛”。标题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吸引读者，二是把新闻报道内容凸显出来。我们编辑制作标题，要注意把一篇新闻报道里的“珍珠”抓出来，“珍珠”是指报道里有新鲜感的群众语言。

我曾收到一篇来稿，内容不错，但原稿的标题却十分平淡。原标题是这样的：

（肩题）发展第三产业 方便群众生活

（主标）我省城乡商业网点有较大发展

平心而论，这个标题题文相符，没有歧义，但它不生动、不新鲜，对读者缺乏吸引力。我在第二遍读稿件时，湮没在文字中的一句群众语言，引起了我的注意：“组织没事干的人，去干没人干的事。”

我眼前一亮，目光停在这里：“哟，这句话可以做标题！”

这句话是这篇新闻里一颗现成的“珍珠”。我把以这句话为标题的稿件送到总编辑那里，顺利通过，且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见报后，读者反映很好。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很快就转载了我们的这篇报道，主标题没有改动一个字。可以设想，如果用原来的标题，《人民日报》也许就不会转载这篇报道了。随后，新闻专业期刊《新闻业务》（《中国记者》前身）也推荐了这则标题，文章写道：“主标题上那句话，既明白好懂，又概括得很贴切、深刻，全无斧凿的痕迹，而鼓舞性、指导性很强。”

采访组：您是一位研究型的报人和学者，发表过百余篇论文和新闻业务文章，这需要大量的积累，请谈谈您是如何完成这些积累的。您又为什么会想到要写两本新闻专著呢？

林永年：有位同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写新闻业务文章，如果一时找不到例子，只要到老林抽屉里去找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对于积累资料，我的确是相当重视的。在我家老房子里，不光是在写字台上堆放着资料，而且在墙壁角落、床铺底下，甚至在前后房子衔接的壁缝里都堆满了资料。我写两本书的材料，就是从这里面“淘”出来的。我粗略统计过，为出版这两本书积累的资料总共有1000万字之多。

著名音乐家王洛宾曾经说过：“成就在于积累。”一些好点子、一些写书稿的好角度，看似蓦然间想出来的，其实是大量生活积累、资料积累的结果。我在《新闻写作百例谈》中提出的100个有关新闻写作的问题，在《新闻报道形式大全》里提出的68种新闻报道形式，就是我在工作中日积月累、一点一滴地逐步归纳出来的。

我顺便讲讲自己积累资料的一些方法：

（1）对好稿的旁注、对蹩脚稿的剖析，哪怕只有几句话也要记下来；

（2）留意方方面面的差错；

（3）备一本新闻业务的札记簿，看到一点、听到一点、想到一点，就随时往本子里记一点。

说起为什么会写这两本和新闻业务相关的书，也是有来历的。担任《浙江日报》编辑以后，我接触到的通讯员来稿越来越多。我觉得许多通讯员，就像我当年在上海向《新闻日报》投稿时那样，写作热情很高，却摸不到门。我非常理解通讯员们的心情，于是以当年上海《新闻日报》编辑、记者为榜样，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回信。有一天，我正在给武义县的一位通讯员写信，写着写着灵光一现：“我如此这般地写回信，慢慢吞吞，岂不有点像手工业生产的方式？能否针对来稿中的通病，写一本新闻业务书呢？”——这是我写第一本书最早的动机。

长期的编辑工作，特别是在夜班岗位上，使我能全面、及时、细密地关注大量优秀新闻作品诞生的前前后后，也了解了大量一般新闻稿件的通病之所在，并能把握当前新闻写作的动向和趋势。我逐步整理出了新闻写作的100个问题，融合了宏观概括和微观分析，写成了100篇业务文章。

第一本书的顺利出版，增强了我写第二本书的信心。我国新闻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这些报道形式是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分散出现的，其中有些是偶然出现的，“露一下脸”就消失了。我察觉到，还没有人把上述种种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整理出来，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研究，并总结出采写各种形式新闻报道的规律性东西。鉴于此，我花了10年功夫，浏览全国各地报纸，积累了约300万字的相关资料，然后，才写成了《新闻报道形式大全》。

我的两本书出版以后，陆陆续续大约收到600封读者来信。一个人来地球走一遭，总得留下点痕迹，留下痕迹的方法也许有千百种，但我觉得其中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写书。写书，对今人有些许益处，对后人恐怕也有些许用处。

采访组：您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和新闻行业的年轻人分享？

林永年：希望年轻同志要重视摸索、认识和掌握规律性的东西。40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告诉我，规律性的东西不仅超越现象性的东西，而且超越经验性的东西。

我觉得，一次、两次、三次的实践，带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总结出来的东西，称之为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经过多次实践和验证，其中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可以称之为规律。

摸索、认识和掌握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从事任何职业，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建议年轻同志，结合新闻采编业务，注重摸索、认识和掌握规律性的东西。那样，只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你在自己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一定会取得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