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永不言老
——访《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原站长胡哲启

文_李 睿

胡哲启，1933年生，浙江玉环人。1954年4月入党，1962年从温岭县报调《浙江日报》温岭通讯站工作，1965年调《浙江日报》杭州总部工作，1972年调温岭县委报道组工作，1978年调回《浙江日报》，在台州记者站工作，先后任副站长、站长，1993年退休。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王晓东

浙报集团杭州分社 李睿

浙江法制报 胡晓峰 陈骞

在台州临海的回浦路上，沿街有一排老旧的三层小楼，推开底楼锈迹斑斑的推拉式铁栅门，爬楼梯上三楼，走廊的左侧有两间办公室，门牌上有“浙江日报记者站”的字样。

斑驳的墙面、老式的推窗……无不诉说着这两间办公室的“年迈”。但窗台上，白底红字的记者站牌子却被擦得锃亮。这两间屋子，是胡哲启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是如今88岁的他仍然每天“打卡”的办公室。

笔下有情——88岁高龄还去记者站“上班”

胡老干了一辈子新闻。

他与新闻的缘分，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台州地区温岭县，他当过温岭县委通讯秘书，也做过县报记者。1962年，组织将他从温岭县报调至《浙江日报》温岭通讯站工作。从此，胡老的新闻生涯，和“浙江日报”4个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后来的日子里，他曾离开台州，到杭州的《浙江日报》总部工作了7年，后又回到温岭县委报道组，最后调至《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先后任副站长、站长，直到1993年退休。

我们采访组来到的“记者站”，是两间“陈旧感”满满的办公室，完全保持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放眼望去，最多的就是报纸，其中一间屋子，沿墙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摞报纸，每摞基本都有1米多高；而另一间办公室里，胡老办公桌前后的两面墙上，又挂着一排排当月的各种报纸，有《人民日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浙江老年报》……甚至还有浙报集团的内刊《浙报大家庭》。

如今浙报集团台州分社所在地是台州市椒江区，那么，位于临海的这个“记者站”又有怎样的来历呢？经过询问胡老，我们才知道，原来当年《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是设在临海（台州地委所在地）的，后来记者站虽然迁往椒江，但因为退休后的胡老依然热心新闻工作，当地党委便为他保留了两间办公室，离他家也不远，这样，已近90高龄的胡老，依然会每天到这里“上班”，风雨无阻。

“我一般上午8点半到11点都会来办公室，主要的工作嘛，就是读报，你们看到的这些报纸，都是我读过的。”胡老说，“以前视力好的时候，我还帮着市里搞新闻阅评，现在年纪大，干不动了，但是看报纸还是可以的。干了这么多年新闻工作，对新闻确实有感情，这个感情啊，就寄托在这些报纸上了。我们上年纪的人，手机不大会用，但通过看报纸，还是可以了解一些国家大事的，虽然快90了，也不能落后啊！”

说着，胡老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翻出纸笔让我们记下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只要你上午打来，我肯定接得到。”

胡老是个很认真的人。他的案头放着很多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的成长故事，字迹工整隽秀。那是他为本次采访提前写下的材料。与这些材料放在一起的，还有40多个采访本和十几个剪报本。

“我大的采访本有23本，小的有25本，哪年哪月哪天到哪里去，采访谁，都记在上面。”胡老边说边翻给我们看。

果然，这些历经40余载岁月巴掌大小的采访本虽早已泛黄，但翻开一看，每页都记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一本本自制的剪报本更是如此，他在《浙江日报》等各报刊登的报道，按照日期和版面顺序整齐地贴在纸上，一目了然。

脚下有泥——记者站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胡老所写的报道，大都离不开台州。

深耕地方记者站多年，在他看来，记者站有3项主要任务：一是写稿，做好通讯报道工作；二是写内参，反映基层情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发动群众为党报服务。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胡老在接受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地方记者站几个人本事再大，也打不了天下。但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威力无穷。”也因此，在做好报道工作的同时，他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支“叫得应、拉得动、打得响”的群众新闻报道队伍。

“多一个通讯员就多一分办报的力量。”当年在台州记者站工作时，胡老每年光写给业余通讯员的信件就有一两百封，或是帮助他们分析修改新闻稿，或是帮助投稿，或是稿件刊登后写信鼓励。

在胡老的努力下，台州地区当时建立起了一支近千人的通讯员队伍，其中包括百余名素质较高的骨干通讯员和40多名新闻摄影通讯员。台州地区9个县市区报道组，曾连续6年全部被评为省级先进报道组，便是最好的佐证。

说来也巧，他和我们回忆起记者生涯里印象最深的一篇报道，恰是1966年5月6日刊登在《浙江日报》头版的《从群众中来 从实践中来》。这是温岭县莞渭童村在春耕生产中注重听取群众意见，根据实际情况将翻耕时间推迟从而大获丰收的一个故事。那年春天，33岁的胡哲启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任务后，便奔赴莞渭童村采访。但白天农民都很忙，采访时间只能调整到晚上。等村民忙完，已是晚上9点多，他连夜召开座谈会……当时村里别说没有旅馆，连一般的住宿条件都不具备，胡哲启索性就住到了村办公室，两条长凳、一块门板，搭起来就是一张床。和六七个村民聊了1个多小时，开完座谈会，他连夜赶稿。“那个地方蚊子特别多，没有蚊帐，吃了不少苦。”胡老说着说着又轻快起来，“不过稿子不仅登在《浙江日报》头版，还被《人民日报》转载了。当记者的，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苦点累点，和这一比，都不算什么。”

什么是历史？当我们坐在这间老办公室的藤椅上，翻着几十年前的采访本，看着一张张泛黄的剪报，再听着老旧办公桌对面的银发老人缓缓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心中有光——党报记者就要听党话跟党走

胡老案头，有一张纸很特别，它只有半页，上面是他手书于60多年前的一段话——

“我俩今晚光荣结婚，这是党赐给的幸福。我们永远不忘共产党。从今以后，互相尊敬，永远恩爱，有福同享、有困难同当，白头到老，终身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这是1958年4月19日胡哲启和妻子结婚当晚，两人手握在一起写下的话。63年后的今天，当胡老一字一句念给我们听时，仍语调铿锵。

“我69岁那年，子女给我办大寿庆祝，我把这张纸作为传家宝，贴在酒店的墙壁上，教育后辈们要尊党、拥党、爱党。”说到这里，胡老很是感慨，“没有党，我们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幸福日子！”

尊党、拥党、爱党，这也是胡老想对报社年轻记者说的话。“过去是党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组织上交代什么任务就要坚决完成。我20岁的时候，本来准备考大学，但组织上说，要从‘五好’青年中选拔一批人，到县里搞宣传报道工作。组织上选中了我。虽然读大学是我心心念念的事情，但是我毫无保留地服从了组织安排，从此走上了新闻道路。”胡老说，现在的年轻记者比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更有思想，也更独立，但作为党报的记者，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都要听党话、跟党走，这应该成为党报记者最根本的遵循。

作为一名记者，尊党、拥党、爱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要用手中的笔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说到这里，胡老回忆起自己曾经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一篇内参。

那是1991年，时任《浙江日报》台州记者站站长的胡哲启去三门县参加报道组会议。会上，他从一名通讯员口中了解到，当地有人借运输军资的机会进行香烟等物品的走私，被经济检查队查到了。胡哲启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线索，当时就想以内参形式向上级反映这一情况，但事涉敏感，采访有难度，有人劝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要不要报道，我也曾纠结过，但我想，作为一名党报记者，还是要对党忠诚，实事求是！”为此，他在三门整整采访了3天，详细了解情况后写出内参。内参上报省委后得到高度重视，又被送到了中央，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专门作出批示。后来，参与走私的人员被调查并拘留。这篇内参也获得了《浙江日报》1991年度好内参一等奖。胡老告诉我们，写内参往往会得罪人，但为了反映真实的基层情况供领导参考，他一次又一次顶住压力，仅1983到1993年的10年间，就写了59篇内参。

“今后我能活到几岁也不知道，但作为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听党话、跟党走，就是我的信条。”说这句话时，胡哲启望向了身前那几张当年台州地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荣誉证书。那几个字，仿佛胡老心中的光，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