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思齐,席酉民,2,徐 钊,梁朝高
(1.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西交利物浦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经营环境日益充斥多种指导实践但彼此不兼容的“游戏规则”(多重制度逻辑)[1],对组织获取资源利益相关者支持与自身存续具有重要影响[2]。例如,阿里巴巴受新兴社会责任逻辑的影响,开展蚂蚁森林等业务,不仅使其收获了社会好评,还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然而,有时组织无力平衡或化解各制度逻辑间矛盾,轻则名誉受损、重则破产消亡。正因为种种不兼容规制是组织运行中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如何满足内外部环境中的多重制度逻辑诉求,吸引了管理者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3-4]且逐渐转向组织如何有效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问题[5]。
相关学者提出,组织可通过区隔矛盾的制度逻辑减少冲突或整合多重制度逻辑共同点提升稳定性[6-7]。但结构性分离机制会产生较高组织断裂风险[8],而价值观一致机制又难以持续[3],且结构性区隔或一致性整合属于组织消极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组织需要能动致变地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利用多重制度逻辑进行创新与变革[3]。尽管已有学者发现组织通过身份或意义建构等机制使成员灵活回应多重制度逻辑诉求[9-10],但从整体上如何能动有效地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机制仍未探明[11-12]。
制度复杂性理论指出,组织权力结构可能显著影响应对制度复杂性的有效性[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