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考

[摘 要] 从时代语境、译介活动、出版机构和历史影响等方面对晚清时期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的历史脉络和活动轨迹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让这一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域得到更多关注，同时为近代军事著作译介出版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日本海防军事著作 译介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1） 03-0122-07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ort out and discus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ctivity track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coastal defense works from the aspects of time context， translation activities，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historical influence， so as to make this valuable field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military works.

[Key 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apanese coastal defense works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近代史上所指的海防軍事著作是指以海洋国防战略、海军建设与发展历史、海战战略战术、各类海防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以及海防军事地理与测绘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著作[1]。晚清时期中国曾经掀起过一次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译介出版西方军事著作的热潮，海防军事著作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从1870年到1894年间，中国海军建设以欧美海军为蓝本，绝大部分海防军事著作是译介自英、法、美、德、俄等西方海军强国。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中日之间由于复杂国际关系的趋使而开始了军事方面的深入合作，日本海防军事著作受到更多关注，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译介、出版和研究的重点。

1 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的时代语境

晚清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史是近代中国军事改革发展的历史缩影。清政府“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2]的传统国防政策是中国海防建设长期废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无力抵抗西方海洋强国的军事入侵，近邻日本也于1874年悍然出兵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专条》，以5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撤军。中国朝野对于海防问题的反应空前激烈，并外化为著名的“海防”与“塞防”问题大争论[3]。1875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4]，着命李鸿章、沈葆桢等重臣筹办南北洋海军，从而开启了系统化的国家海防建设。西方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随着李鸿章推进洋务运动，将翻译西书列为江南制造局的五项主要任务之一[5]而登上历史舞台。 从1874年到甲午战争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天津机器局等官办机构相继翻译出版了包括海防理论、海军军制、海军装备、海军训练和航海地理与测绘等多个领域的近百部欧美国家海防军事著作，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与海军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甲午战争后，日本编译出版的海防军事著作成为译介和研究的热点，这一重要转变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朝野开始反思洋务运动以来的海防建设，认识到日本充分借鉴并改进了欧美强国海军建设路径，其经验更加适合“同文同种”的中国，中国应师法日本进行军事改革。同时国内也掀起了重建海军的呼声，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6]。在此背景下，军事研究界也达成一定的共识，认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7]，“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8]，译介日本海防著作是学习其海军建设经验的重要途径。而《马关条约》签订后，日俄围绕东北亚问题发生尖锐对立，俄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强国联手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对于新兴的日本采取遏制政策，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包围与孤立。因此，日本认为“支那的存亡对所有日本国民自家的安危有切实的关系”[9]，鼓吹“兴亚论”而拉拢中国来阻止西方强国的扩张，并推进日本势力“悄然渗透于东亚大陆”[10]。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转而采取所谓“亲善”策略，扶植日本在华势力，派遣军事教习帮助中国新建陆军和重建海军，扩大日本在中国军界的影响力。日本政府也在文化教育领域展开布局，“而受我感化之人才广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国势力之良策”[11]，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招收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积极推动日文著作的汉译。随着中日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深入，海防军事领域的译介出版重心也由欧美海防军事著作转向了日本海防军事著作。

2 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活动的历史解读

多年来，国内对于晚清时期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出版研究并未深入开展，译本数量、译介领域、译介方式和出版机构等方面均未见专门著述，仅列有汉译军事书目或者作为近代军事译著研究的部分章节出现。据《汉译日文图书总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书目》《近代译书目》《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等资料考证，可以认定的甲午战争前后编译的日本海防军事类著作约有18部（见表1），译介出版活动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2.1 译介领域由海防军事地理向海防军事思想与战略纵深拓展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侧重于海防军事地理等领域，背后有其历史原因。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日本今日之势，固万万不能胜我”[12]的论述几乎代表当时国内对日认知的共识，这种严重轻视日本的态度使得中国朝野对于日本国情知之甚少，连《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史地著作，关于日本的介绍也多有舛误。可是，中日自1871 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确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由于琉球问题、台湾问题和江华岛事件等冲突，两国间军事对抗之势日渐强烈，清政府被迫开始深入了解日本。这一时期驻日使团成为搜集日本情报咨讯的主要窗口，官办出版机构则主导了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出版活动，聚焦于国内急需了解的日本国情地理等方面。1884年，总理衙门同文馆出版了清政府第二届驻日使团随员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这是近代中国编译出版的第一部日本军事地理专著。全书对日本列岛的政治、历史、地理、气候、人情、风俗、物产、户口以及战史等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又以沿海港湾、岛屿、礁呷等为海道要端，博考详稽，分条胪载” [13]，重点介绍了日本沿海军事要塞的海道、海湾和岛屿情况，并从战略高度予以评述。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详细规划了进攻日本的海上线路，因此，姚文栋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归为中国“攻日论者”[14]。1891年，第四届驻日使团随员王肇鋐编译完成专门研究日本沿海地理的20卷巨著《日本环海险要图志》，书中不但大量引用了日本地图，还参考历年日本官方发布的统计报表，列出各式表格，从军事地理的战略角度详细分析日本沿海形势，为国内研究日本海防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甲午战争后，中国从日本海军的成功经验意识到，海防建设如果仅仅停留在引进军事装备的器物层面是无法真正提升海军战斗力的，必须从根本上学习先进军事理念并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国内对于日本海防问题研究也由军事地理等表层领域向海防军事思想与战略的纵深转变，涉及的领域拓展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首先，甲午战争后，世界海军发展动向成为国内军事研究主流话题，日本译者编译的世界海军军事历史类书籍得到进一步的重视。1902年和1903年，国内出版了越山平三郎翻译的重要著作《英美海战史》和《尼罗海战史》。这两部著作着重介绍了英美主要国家一些重要的海战战例，着重分析其交战始末、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15]，其独特的解读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于西方先进海防军事战略思想的思考。而同时期出版的浅野正恭译介的《近世海战史》上卷记录中日甲午之战，下卷记录美国西班牙之战，紧扣亚洲和美洲的海战热点，研究视野开阔，分析严谨深入，正切合甲午战后国内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其次，随着列强海上军备竞赛的日益加剧，世界海军军事装备、军事实力等内容也成为中国军事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1903年，日本人漥田重戋编撰的《最近俄罗斯海军考》的汉译本在上海面世，该书对于俄罗斯海军装备、部署和训练等热点军事内容详加考证，反映了日俄战争前，随着日俄在东北亚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学界借助日本学者的视角加强了对于俄国海军的研究。1904年，日本海军少将浅野正恭编著的《世界海军力》由上海通社译介出版。《世界海军力》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阐述各国海军制度，下卷分析比较了各主要海军强国的海军强弱，对于日本海军的介绍尤为详细，是当时国内该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受到中国军事研究者的推崇，被评价为“全书无一泛语，非今日译书冗杂可比”[16]。第三，为配合当时海军建设和海军教育的恢复，中国对于日本海军法律制度类和海军学校管理类书籍也进行了译介。由日本政府颁布的《日本陆海军刑法》和日本海军机关学校编撰的《海军机关学校规则》相继翻译出版，成为中国向日本学习海军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第四个方面，日本国内历来重视对于中国军事地理的调查研究，长期以通商、考察和访学等名义派遣间谍潜入我国进行非法军事测绘。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更是出版了大量中国地理图书，部分地图的准确度和精密度远超国内绘制的军事地图，这也引起清政府及中国民间的警惕。这一时期出版了日本水路部翻印的《扬子江图》和日本陆军测量部绘制的中国《八省沿海舆图七十九幅》。《扬子江图》翻印自英国海军部1859—1869版海图，收录上海、南京、东流、汉口、岳州府、夔州府五段长江航线水路图，并附英日中三种文字对照解说。《八省沿海舆图七十九幅》包括广东、台湾、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八省的沿海图、长江图等重要地理绘图及水文资料。这两部译著涵盖了中国最重要的沿江沿海水域的地理信息，绘图详实，标注较为准确，在中国译介的日本海防地理类著作中具有代表性。一时间“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17]，日本海防军事著作在甲午战争后为数不多的海防译著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引发了研究日本海防军事思想与战略的热潮。

2.2 译介方式呈现多元化互译和个性化编撰同步格局

甲午战争前，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官办机构招募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从事翻译工作，他们采用“西译中述”的翻译模式，即由传教士进行口译，中国译者进行笔述，译本选择和翻译标准制定由传教士主导，中国译者往往只是起到笔述和润色的作用。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获得资讯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化，再加之中日之间文字相近，译介方式由传统的“西译中述”模式向中日英语言多元化互译模式转换。

首先，英日转译中文和日汉直接对译是这一时期海防军事著作的主要译介方式。如美国人爱德华·斯宾的《英美海战史》和耶特瓦德斯边的《尼罗海战史》由日本人越山平三郎从英文翻译成为了日文，再由中国译者章起渭等转译成为中文。中日两国的文字都以汉字为基础，日本译者在译介西方海防军事著作时，通过将古汉语词汇赋予新的涵义，利用汉语词素、单音词汉字组合新词等方法创制了大量海防军事专有术语[18]，有效解决了翻译中语言转换、标准差异和参考资料匮乏的问题。部分海防军事著作由日本人用日文編译或者撰写，中国译者直接进行日汉对译。如《世界海军力》《最近俄罗斯海军考》《近世海战史》等，这些著作未经转译，译文较为准确。相较于早前西方传教士主导的欧美海防军事著作译介，中国译者对于日文文本选择和语言处理具有了更大主动性，汉译本吸收日本译者的研究成果，许多译自日文的军事术语沿用至今。

其次，日本官方和民间人士直接对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进行汉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日本人胜安芳于1889年写成25卷的《大日本创办海军史》。该书以亲历者的角度记述了幕末日本发展海军的历史过程，对于日本海军的沿革、建制、战训、装备等多方面内容进行深入阐述。这部著作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特委托日本人中岛雄进行翻译[19]。中岛雄长期担任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与当时中国的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多有交往。他凭借深厚的汉语积淀，历时数年将这部鸿篇巨制译为了文字训雅的中文。1900年日本译者“剑潭钓徒”以“北美海军参将马鸿”之名的用汉语文言文发表了《海上权力要素论》一书，该书是编译自马汉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20]，对于西方近代海权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由日本译者直接进行的日本海防军事著作汉译活动的背后，投射出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中日关系的考量，体现了日本政界和民间人士对于日本政府中国策略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以实际行动充当了从思想文化上“开发清国”这个“当务之急”[21]的有力推动者。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活动中，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研究方式的影响，中国译者常常在翻译一部著作的同时，大量引证其他著作的相关内容，甚至加入作者自己的观点、按语、评述，旁征博引，深入考证，将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引入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中来。如姚文栋翻译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译自日本《兵要地理小志》一书，但该书各卷中又加入《海防臆测》《论兵志》《西人论日本水师事宜》《水道图说》《大日本环海航行记》等数十部相关日文著作的内容，材料十分庞杂，其中还夹杂译者的评述和考证。因此，该译本文献出处较为模糊，很多内容很难厘清是作者原意还是译者的思想，这种把翻译、著述和考证相结合的译介方式是这一时期汉译日本军事著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

2.3 出版活动出现中日双方官办与民间机构并立局面

在海防军事著作的出版活动中，中日双方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体现出中日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反映出日本政府为实现其政治军事目的而在中国文化出版领域的深度布局。甲午战争前，国内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出版主要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江南水师学堂等官办机构附设的出版机构主导。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于海防军事著作的关注度大为降低，官方也放松了对民间出版行业的管制，同时西方先进印刷设备在中国各中心城市引进和普及，译介出版活动重心下移，民间出版机构渐渐兴起和繁荣，成为了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的主力。在最具代表性的几部海防军事著作中，除《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师船考》《日本陆海军刑法》等由总理衙门同文馆、江南水师学堂、北京修订法律馆等官办机构出版外，其余大多由民间私人机构印行。其中《海防臆测》由善化毕氏私人出资出版，《英丁前后海战记》《英美海战史》《尼罗海战史》《世界海军力》《近世海战史》分别由东亚书局、上海世界译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通社和上海群谊译社等民间机构出版。这些近代出版机构多位于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开始引进使用欧美的先进印刷设备，无论从排版水平、印刷质量和发行渠道来看，甚至和官办机构相比也不遑多让。“中国的印刷、制本成为现在的样子，是经过日本和留学生的文化活动而加速形成的”[22]，由于甲午战争后受到日本出版物的影响，这些出版机构印刷的海防军事著作译本的纸张多由连史纸和毛边纸改为洋纸，版式也由线装单面印刷改为洋装双面印刷，封面、字体和页面设计等都采用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出版物的新式样，使得这些日本海防译著从内容到形式上更接近于现代出版物，便于译本的翻印、发行和阅读，加速了这些海防军事科技知识的传播。

日本出版机构在这一时期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汉译和出版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重点关注。日本译者剑潭钓徒编译的《海上权力要素论》由日本乙未会1898年在上海主办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连载刊行。亚东时报馆是一家以“以通两国心志”“树立兴亚大计”为宗旨的日本在华新闻机构[23]。它的主要文宣理念就是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华策略，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同教，鼓吹中日应捐弃甲午战争的积怨，共同抵制欧美诸国的侵略扩张。而胜安芳的《大日本创办海军史》是日本译者中岛雄受清政府委托翻译的，但它的初版本却由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版发行。吉川弘文馆创办于安政四年（1857），是一家以出版史籍类等人文图书见长的日本老牌私人出版机构。这些日本民间机构对于中国汉译日本军事著作活动的大力支持，其背后推手实际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扩大日本对华影响力，结交中国上层官僚、军方人士和知识分子，协助日本政府广布势力于中国的政界、军界与民间，为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伏笔。

3 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出版的历史影响与启示

甲午战争后，随着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直隶和湖北编练新军的深入推进，建立新式陆军已然成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与之相配合的是，译自日本的陆军作战理论、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事工程等领域的著作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例如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一家出版机构仅1899年到1903年四年时间就译介出版日本陆军著作多达20余部。这一时期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本数量和影响力远远不能与陆军军事译著相比，海防军事研究由北洋水师时代的“显学”让位于蓬勃兴起的陆军军事研究，这也是导致这一领域的译著后来长期远离学者们的研究视线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可是，这一批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出版，却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致力于重建中国海防而在军事研究层面上所做出的努力，它使得国人得以通过日本军事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中国的海防问题与海军建设，开拓了甲午战争后中国海军建设者和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有利于学习日本先进的海军建设经验，总结得失，再度振兴中国的海防建设。另一方面，这些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在国内传播了许多先进的海防战略战术思想，让清政府意识到比起远赴欧美学习，直接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海军技术则“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24]，更有利于提升中國海防军事建设的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留学日本潮流的兴起。1905年和1908年，清政府从各地海军学堂中遴选优秀学生，分两届派赴日本海军学校或商船学校学习驾驶、管轮、炮术和水鱼雷等专门技术[25]，培养了一批海军军事与技术人才，从而奠定了民国时期海防建设的基础。

可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所谓“日清联合”也只是表面上的，政治军事上的合作无法掩盖彼此严重的防范心理。中国在向日本学习的时候，认为日本“外示联合，内蓄叵测”[26]，始终怀有学习日本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又防范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干预的矛盾心态。而日本也担心核心军事技术被中国学走，对中国学习日本军事科技设置障碍，日本部分军事学堂甚至出现“凡涉及日本军队机密，中国学生一律被谢绝听讲，或须暂时退出课堂”[27]的情况。 中日之间这种合作又防范的状态也影响到了日本海防军事著作的译介活动，许多重要的日本海防军事战略战术类著作并未能译成中文出版，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中日之间复杂诡谲的国际关系。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海防军事著作译介活动虽然时间短暂，但这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海防军事著作的翻译出版却是晚清末期中国向日本学习军事科技的重要成果，它开启了民国时代再度振兴中国海防建设的先声。今天，梳理这批海防军事著作的历史背景与活动轨迹，总结晚清甲午战争前后海防建设的经验得失，无论是对于近代军事史、翻译史和出版史的研究，还是对于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审视当前国家的海洋形势，应对复杂的国际海洋纠纷与挑战，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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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