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郊区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贺林均，伍 杨

（塔里木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农民是农村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基础，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的选择更是关系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加速转移以及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我国人多地少、粮食供需缺口大、消费品种多，但粮食生产增速减缓、农村耕地大量荒芜、农村空心化、“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我国2019年的粮食产量为66 384万t，比2018年增产0.9%，但粮食种植面积却比2018年减少97万hm2，虽然其中的原因多样，但当前部分农村居民虽户籍在农村，却“身不在农”、且“志不在农”也是导致上述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对于城镇郊区等区域而言，出于未来发展便利性、经济收入、受教育需求等多方面的考虑，大部分城镇郊区农民在务农的选择之外更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经商、求学等，务农人口数量大幅度缩减。此外，农民种粮收益较低，各级地方政府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农民务农行为选择，进而加剧粮食安全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各地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尤其是城镇郊区农民也正加速向城镇尤其是大中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导致城市发展、建设用地扩大，又势必进一步挤占城郊农村与农业发展用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此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若不能紧跟其人口增速做出调整与改善，还势必给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城市病”，从而形成城乡多种问题并存的局面，因此在“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因地制宜地制定人口迁移（城乡迁移）引导政策，将是推动这一战略成功实施的重点[1]，而理解迁移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影响因素将是实现有效引导的前提。

我国当前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问题、城市发展中的“城市病”问题等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从农民的行为选择角度而言，农民的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被认为是影响乃至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症结之一。在农民的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研究中，对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的探讨一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问题。如已有研究认为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都是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且相较于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2]。而在农民务农行为选择研究中，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往往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关键原因[3]。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生代农民”的出现和成长，务农动力、机会成本、文化歧视和规模化经营障碍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的行为选择更具有显著影响[4]；且新生代农民在教育水平提高和务工经验弱化的情况下，其工作更换频率却高于一般水平[5]；而在影响农村居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外在因素中，更为突出的是乡村社区治理环境对其务农决策的显著影响[6]。此外，地区差异性是会影响农民务农机会成本和积极性的。有研究发现劳动力有效劳动日存在着地区差异性，这是农民务农存在机会成本损失的重要根源，但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务农不一定有机会成本损失[7]。另外，也有研究提出在农村集体的所有权主体身份未能得到体现的地区农民务农积极性较低[8]。在政策性因素等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政府的政策支持对农户的务农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9]。而在针对具体区域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的个人与家庭因素中，影响程度最高的是受教育程度，并从内生变量分析中得出农业补贴政策对务农具有积极效应[10]。但是现有研究也表明，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农业政策等影响因素的适用度存在一定差异。故而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务农与务工行为的选择的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进行讨论。

在对不同区域的农民的务农与务工行为选择相关研究中，对于城镇郊区农民这一特殊区域的特殊群体的关注相对有限，这其中既有城镇化进程中城郊农民“准市民”化发展特征的影响，也有这一群体的数量相对有限的影响。但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城镇郊区农民群体的数量规模与行为倾向等势必随之发生改变，关注城郊农民群体自身及其直接关联因素将有利于促使人口迁移（乡城迁移）从政策性行为向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主动变迁行为转变。此外，对其行为选择的关注将有助于识别和理解我国城乡发展进程中的演化性问题，并对更深入地认识前述的农业生产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有所帮助。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选择

如前所述，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空心化问题以及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的“城市病”等发展问题时，认识和理解农村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对于关注相对较少的城镇郊区农民群体的行为选择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该类问题。

四川省成都市所辖的崇州市是成都市域13个市县中农村空心化较为严重的地区，2018年初全市农村人口为45.01万人，占全市总人数的2/3，男女比例为0.996∶1，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数的20%，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不足10万人，区域第一产业增加值仅36.2亿元，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比仅12.1%，产业贡献率只有7.1%；作为成都市域范围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该区域的城镇化进程较快，农民尤其是市辖各城镇郊区的农民多以去外省或本地的成都市务工或经商，农村劳动力流失情况较为严重，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较为突出。基于此，本文选择崇州市及所辖城镇周边郊区为研究区域，以崇州市郊区乡镇随机抽取的130名农村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崇州市城镇郊区农民的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问卷调查中，对抽取的130名农村劳动力进行了问卷调查，获取被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在外打工的状况（针对在外打工者）、生活状况、对农业的了解等多方面因素的基本信息。在调查实施中，首先对样本区域中的元通镇与观胜镇两地进行了测试，调查发现，由于崇州市农村居民留守老人及儿童较多，“空心村”现象较为普遍，农民的土地多被外来生产者承包，用于经济作物生产，以林业、草皮、水果产业为主，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较少。由于当地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员多为留守老人，农产品产量较少，且大部分用于家庭消耗，几乎没有农民进行粮食等农产品的出售。进而，为了更加全面地探析该区域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对原有问卷内容及发放方式进行调整，主要针对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生活状态等因素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主要集中于观胜镇、元通镇以及怀远镇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郊区，调研过程中发现该地区农民外出打工现象较为明显，农业产出均为自用，这虽减少了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但也不能促使农民收入增加。调查时间集中在2019年2—3月期间，该阶段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均回归家庭，调研数据可靠性相对较高。最终，在去除具有明显异常值和重复样本之后，共选取124个有效样本，问卷有效率95.38%，其中外出务工样本为106个，务农样本为18个。经检验，本次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1，KMO值为0.77，且通过Bartlett’s球状检验（P＜0.01），故而该问卷具有一定的信效度，可以进行后续研究。

为方便后续的实证处理和分析，文章将调查获取的变量进行简单的命名（拼音首字母大写），并将问卷中相关变量对应的不能量化的选项或答案进行赋值，相关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1)哈拉湖南部高山区。阴离子之间相关性较低，阳离子之间相关性较高，表明阳离子交换作用较频繁，Cl-与K+，Na+，Ca2+，Mg2+呈显著性相关，原因是受到了白云岩、长石、岩盐的溶解影响。Mg2+与呈显著性相关，考虑是基性岩浆岩的溶解影响，矿化度与呈显著性相关，说明了矿化度主要来源于这几种离子，见表2。

表1 主要研究变量的解释与说明

（三）模型选择

基于已有研究[10]，本文采取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调查样本进行数据分析。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典型模型，相较于用简单二元选择或多元选择模型，由于调查样本中务农的劳动力是存在的，并不能直接删除分析，以保证得出结论具有随机性。针对城镇郊区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在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分析中，分两阶段进行。首先，将研究样本中农民务农或务工选择状况作为第一阶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农民务农务工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解决样本的偏差问题，即建立第一阶段的行为选择模型；其次，建立以工资收入（SR）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线性估计模型，即建立第二阶段的工资方程模型，进一步识别行为选择基础上各因素对行为选择带来的收入的持续性影响。

本文中，第一阶段模型采用多元Probit行为选择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第二阶段模型采用工资方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在第一阶段，行为选择（XZ）为被解释变量，其研究主要依赖于选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解释。在调研过程中，由于样本区域的特殊性，不存在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的兼业现象，因此不再研究务农与务工的双向关系引起的务农与务工的内生变量问题。在第二阶段，模型转变为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变量与第一阶段相同，被解释变量由第一阶段的行为选择（XZ）虚拟变量转变为工资收入（SR）这一定量变量，γi由Heckman第一阶段的行为选择模型给出。

二、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初步整理（表2），从总体上可以发现，不同行为选择的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均较为协调；务工与务农居民平均年龄差距较大，务工者年龄明显低于务农者；较之务农者，务工者中已婚人群比重略低；从个人受教育水平可以看出，务工者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务农者；务农者与务工者的身体状况相比，均值偏低，务农者健康支出均值相对较高；在耕地拥有情况中，有耕地的家庭居多，但相较而言，务农者拥有耕地的情况高于务工者；在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方面，务农与务工均为14年，表明调查对象中有大学生（含大专）的家庭占绝大部分；此外，在经济地位方面，无论是外出务工者还是在家务农者，其家庭整体经济地位均处一般水平。

表2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统计特征

在具体因素中，土地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资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改变，城镇郊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重视并不如既往。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民的行为选择呈现显著倾向务工的趋势，而在众多的可能原因中，土地尤其是耕地的拥有数量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有将近70%的被调查者家庭是有耕地的，但是真正在进行种植性生产的仅有30%，其余40%都将土地出租（流转）。在对其行为选择、年龄与耕作情况的相关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后可以发现，进行实际种植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处于45岁以上的超过80%，表明当地从事农业种植的劳动力大多属于年长劳动者。而在拥有耕地且进行务工选择的被调查者中，各年龄段拥有农业种植经历的劳动力不到40%。

农业种植生产收入与务工收入的差距也可能是影响城郊农民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务工农民的工资收入与务农农民的收入（种植等收入，本文统称为工资收入）对比和差距可以发现，农民务农收入基本为零，这是因为调查过程中发现在城郊区域仅有少数农民会将种植的农产品进行销售，大多数属于自给自足，且绝大多数的农民仍需购买粮食以满足自身及家庭生活需要。

（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10对调查数据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在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之前，需要先进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以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除却婚姻与年龄（r=0.82）、教育水平与年龄（r=0.75）、教育水平与婚姻变量（r=0.74）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之外，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均较低（r＜0.7），故而本研究中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直接进行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数据处理。分析的第一阶段是对被调查农民务工行为选择进行处理，第二阶段是对工资收入进行简单多元线性处理，进一步得出影响农民行为的主要因素。根据模型条件，获取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果的LR值为17.05，在10%的水平下是具有显著性，模型结果有效。

通过第一次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表3）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环境发展变化，崇州市农民外出务工行为较为普遍。性别这一因素在农民务农或务工的行为选择中，对选择方程和工资方程的影响均不具备显著性，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男女在务农或务工的行为选择上基本无差别；婚姻状况在工资方程中作用不显著，但在选择方程中影响显著，说明劳动者是否结婚对于工资收入影响较小，但对于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有一定影响；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的整体文化水平对农民务农或务工的行为选择均不具备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被调查者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研究区域劳动者的整体文化水平显著提高，文化程度不再是影响当地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个人消费支出在选择方程中不显著，表明样本地区的城郊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已经逐步接近城市消费水平，不再是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影响因素。

表3 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分析主要变量的可能影响，在删除无显著性变量（即P值大于10%的解释变量）后，再次进行回归，得出修正后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4）。

表4 修正后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结果

根据修正后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各解释变量在10%水平下对被解释变量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在行为选择方程中，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中均显著性影响。在个人因素中，婚姻状况对农民务工行为选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行为选择影响程度最高，表明已婚农民相比较于未婚农民更愿意外出打工，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婚姻家庭生活消费使得农民经济负担增加，推动农民外出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健康状况与农民务工的行为选择呈正相关关系，健康程度高的农民越倾向于外出打工，健康程度和年龄呈负相关关系，身体素质较低的农民外出务工就业较为困难，不易被雇主雇佣；年龄对农民务工的行为选择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观方面，年龄较大者思想较为保守，不愿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客观方面，年龄较大农民由于劳动能力相较于青壮年劳动力偏低，雇佣需求小，所以年龄越大选择务工行为越低；在健康支出方面，支出越高则表明该调查对象家庭的健康水平越低，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也越小。而在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地位的高低对农民务工选择存在正向影响，农民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农民务工行为选择意愿更高，务工经济收入高于务农经济收入是调查区域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家庭耕地情况与农民务工是负相关性，相较于无耕地的农民，有耕地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更小。

在工资回归方程中，与选择方程不同的是个人因素中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但是消费支出对工资收入存在显著性影响。在个人因素中，个人消费对工资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收入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健康状况与工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身体素质越高，务工劳动能力越强，工资收入就越高；而健康支出和年龄与工资收入呈现负向影响，健康支出越高或年龄越大工资收入越小。而在家庭因素中，有无耕地与工资收入呈负向影响，表明没有耕地农民选择外出务工，其工资相对较高；家庭经济地位与工资收入呈现正向影响，经济地位越高，工资收入越高。

综上，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的行为选择模型分析结果中得出，对农民务工或务农行为选择存在正向影响的因素为婚姻状况、健康情况、家庭经济地位，对农民务工行为选择存在负向影响的因素为年龄、支出和耕地状况，其中性别因素对农民务工行为选择存在负向影响最大，而且与剩余各项因素的影响程度差距较小。从工资方程分析中可以发现，对工资收入存在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消费、健康和经济地位，反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健康支出和有无耕地情况，其中消费支出对其影响最大。而相较于已有研究发现最为显著的影响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因素应该是教育因素，但在本研究针对的城郊区域研究中，教育因素在该区域的表现却不显著，被剔除，说明近年来，城郊区域农民的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已经不再是影响农民的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的主要因素。

三、结论和建议

（一）基本结论

在以成都市所辖崇州市城郊几个主要乡镇农民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该区域农村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青壮年务农动机不足，务农的劳动力多以45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为主；农村小规模种植自给自足情况较为普遍，粮食主要以购买为主，进而导致区域内粮食购买量逐年增长；区域土地70%耕地用于出租，且以种植水果和观赏性农业产业（草皮、桂花等）为主，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较少；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民务工意愿多强于务农意愿，多认为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偏低而志不在农，认为家中耕地较少，务农前景堪忧，且主观认为农村发展与城市相比较为落后，更倾向于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进一步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影响城郊农民行为选择的个人和家庭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个人状况因素中，婚姻、年龄、健康状况以及消费支出从不同的层面对农民务农或务工行为选择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结婚后的农民家庭压力较大，已婚农民选择务工意愿较高；年龄、健康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务农务工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务工劳动力相对于务农劳动力较为年轻、健康；家庭因素中，家庭地位与耕地状况也是对农民行为选择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务工劳动者的家庭经济地位较高；有耕地的家庭相对于无耕地家庭选择外出务工的意愿较小。此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迅速外流，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农产品生产效率降低，农业收入下降，城乡发展的差距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城郊农民务农行为的选择倾向。

（二）主要建议

1.完善人口迁移与流动引导机制，促进城乡人口良性转移

人口迁移问题是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关键症结，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是农民的主观行为选择，但也可以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政府可以引导农村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引导青壮年劳动力留在农村或回归农村，建设新农村。为此，可以统计调查各区域人口和资源配置情况，并进行相应资源倾斜性调节，合理引导和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促进城乡劳动力与其承载力相匹配，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协调发展，进而解决人口恶性转移问题，避免无序的农村空心化的加剧。

2.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落地与实施，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

近年来，为增加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政府对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农业补贴效能的重视程度较高。从2004年开始实施农业的“三项补贴”、2006的全面免除农业税，都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推动作用。2018年建立了农业各项补贴，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粮豆轮作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各项补贴。但由于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传播速度较为缓慢，使得部分农民对农业补贴政策了解程度低，务农意愿低。当地政府可以建立相应的农业信息咨询机构，针对各类农业相关问题进行讲解，让农民能够及时掌握相关政策变化情况，给务农劳动力及家庭带来便利，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为解决少数居民没有耕地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查无耕地居民的务农意愿，帮助有务农意愿的无耕地居民解决耕地问题，鼓励这部分居民承包土地用于粮食作物的种植，减少该地区由于缺人种粮导致的粮食安全隐患。

3.完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稳固城郊农民的务农动机与意愿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政府可以增加农村资金投入，推动农村发展，利用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城市与农村的统筹发展；着力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难、就医难及婚育难等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导致农民为了给后代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拥有舒适的生活，选择而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可以投入资金，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础设施。解决医疗、养老、安全、结婚、生育、教育等一系列社会化保障问题，进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减轻农民负担，促使农民收入增加，进而减少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向城市的这一根本问题，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