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三毛

詹明欧

1991年1月4日，三毛用那双尼龙丝袜结束了自己，消息传出，石破天惊。接着，介绍、纪念三毛的文章，结集出版三毛的遗著，铺天盖地，这好像是为她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十六年后的今天，过去热闹的光景早已成为昨日的回忆，三毛的故事也许日渐被人封存起来。而我却想开启我的记忆之门，将一直珍藏于心底的与三毛近一个小时交谈的小小的故事，转述给关心她的读者和研究者。

1989年4月24日上午八时许，我到舟山定海华侨饭店去拜见三毛，我是从《舟山日报》上得知三毛已踏上故土。当我赶到华侨饭店，一大群女中学生早已围集在二楼的服务台。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经跑了四五趟了，每次都被四十开外的“保驾人”用这样的理由拒之门外：三毛是爱你们的，如果你们也爱三毛，就不要打搅她，三毛有许多事情要做。她因休息不好，已好几次晕过去了。

这些话不知是三毛授意他的，还是他自己瞎编的，反正我越来越觉得想见三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种遗憾之情油然而生。怎么办？我想了想，于是写了张纸条：我的关于三毛的毕业论文的几个问题亟需请教，我是特意从杭州赶到舟山的。当时，我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三毛——一个诗意生命的追寻者，已初步定稿了。

“保駕人”接过我的纸条看了一下，悄悄对我说：“三毛在睡觉，她早晨刚睡下，到十一点左右可能会醒来。她醒后，我就把纸条交给她，你先等等。”

这样，我就开始了耐心的等待，随便与这群中学生闲聊。她们大多是定海高二学生，有不少人还带了录音机和照相机，摆出要采访的架势，而我却是“赤手空拳”，这些小记者们不断向我恳求：如果三毛让你进去，你一定要带我们一块进去。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十一点光景，很准时，“保驾人”从二楼东边顶端的房间里出来，对我说：“三毛请你进去。”我一往里走，身后一群中学生潮水一般往里涌，大多数人被挡了回去，但也溜进三个女生。其中一个是初一学生，一见三毛就放声大哭：三毛阿姨，把我带到外面去吧……三毛弯腰安慰她，将手放在女孩肩膀上，话语亲切低沉，俨然像一位慈母。三毛没做过母亲，但那动作、那神情、那语调，都使我强烈感到她是位标准又出色的母亲。三毛对她说：“你到外面去，但你要有资本呀，你把书读好，这就是资本呀，你还要有钱，这也是资本呀……”三毛对小女生足足安慰了十分钟，小女生流着泪出去了。另外两位女高中生本来也要被劝说出去的，但在她俩诚挚的请求下，被获准参加会谈。

三毛与我并坐在长沙发上。她非常熟练地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牡丹牌香烟，斜夹在手指间将它点燃。这形象，全然不是我在《撒哈拉沙漠》一书封页里所见的那坐在书房里非常淳朴的三毛。她的眼睛很大，眼白有蓝黄的色调，似乎包含着很多东西，望上去使人有点“敬畏”。她脸上的皮肤红黑而有些松弛，但有光泽。她嘴唇上抹了浓浓的唇膏，一笑，露出黄而不齐的牙齿，这倒没什么可怕，反而有一种亲切单纯的味道。

三毛吸了一大口烟，很爽快地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就问吧。你问，我来回答。”她丝毫没有什么客套的寒暄，就几乎直奔主题。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虽然是写小说的，可我总觉得你是个诗人，你觉得这个立论是否成立？一个人一生可以不写诗，可她就是个诗人……”

我的话还没说完，三毛非常兴奋地将它打断了：“对呀，你说得太好了。”她快活得像个孩子，急急地告诉我，“其实呀，我也会写诗的，我到现在，共写了六十多首诗歌呢。”

当我说我没见过你发表的诗歌时，她说：“有几首是发表过的，其中一首叫晓梦蝴蝶，我自己比较喜欢，我来背给你听听，诗歌不长呀。”她略略地停顿了一会，就有板有眼地将全诗背了出来。三毛那样子，就像一个虔诚的学生，一边在思索一边在背书。我突然产生一种幻觉，三毛就是一位学生，她真单纯得可以。但我即刻发现我刚冒出的想法错啦。

三毛背完诗作，上身向沙发后座仰去，拖长了声音问道：“我的诗，比起琼瑶小说里的诗词，怎么样啊？”她的语气不无娇气和得意，女性味十足，刚才的学生味早已不见了。接着，三毛凑近我，有点神秘地对我说：“我和琼瑶可都是好朋友噢，我可没有贬低她的意思噢。”三毛说这些话时，眼神闪烁，脸在微笑。我开始惊讶，惊讶她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变换不同的语调，更换不同的形象，而这一切的变化又是那样的亲切自然。

当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当诗人啊？她回答说：“我是想当诗人——我还是不当诗人，在中国当诗人，那是要饿死的，可我还是想当诗人。”她这一小段“语无伦次”的话语，使我感到沉重的分量和非常丰富的内涵。

我们的谈话进入了很随意很轻松的状态，我们谈到了禅宗，谈到了席慕蓉的诗……这时，三毛的“保驾人”大概觉得她有失“长者”风度，借口提醒三毛下午还有个新闻发布会，意思是叫她早点结束谈话。三毛对他说了声：“我知道了。”便又转过头来亲切地对我说：“我们接着说吧，你接着问吧。”

我问道：“三毛老师，你是位走遍万水千山的人，在别人看来，你的生活阅历够丰富多彩，你生活得有声有色。可我的立论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不会生活，你只有在文学的王国里才会生活，对你的生活来说，写作与阅读几乎构成了你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对不对？”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是很喜欢读书的，我的生活大部分在读书和写书。就拿现在来说，哪怕工作再忙，”她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我一天不看三四小时的书，我就难受，比不吃饭睡不着觉，更难受。”

“我年轻的时候，我读《红楼梦》哪，有时候，我就一个人捧着《红楼梦》，到了坟地上，躺下便读——那里清净呀。我就这么一直读呀读呀读呀，一直读到天全黑了……”

三毛叙述的语速越来越快，并带有“歇斯底里”的呼喊，再加上她咬牙切齿的面部表情，圆睁着的眼睛发出叫人惧怕的光，而且讲述的又是坟墓边读书的事，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有点“毛骨悚然”。此时的三毛，已经进入了疯狂的角色，与她前面的“慈母”“女生”“女人味”的形象迥然不同。

我们又谈了一会读书的事，接着我又问：“我觉得你小说中有些感觉性的文字特别有才情，而你的理论水平——请恕我直言，好像感觉不怎么样。你好像不大会写一些理论文章。那本《谈心》就写得很一般，你怎么看？”

面对我这一冒犯她“尊严”的提问，三毛呆了一下。接着，她又像换了个人似的，像一位教授，用沉稳的语调，一字一板地对我说：“你说得也许有道理，但，你不了解我。做人哪，并不是都像林黛玉，随心而为，有时哪，更多的像薛宝钗，平平稳稳、严严实实、有礼有貌。我那本《谈心》不是我魂灵里的东西，是为了社会需要，而写。你觉得浅，其实，你不了解我。”她说到这里，语气好像有点忧伤。我也开始在心里自责不该冒冒失失地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

三毛很灵光，她可能看到了我略有些惶恐的神色，转而安慰我道：“不过，到大陆以后，與你谈话，是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有一类人，很想见我，一看见我，没什么话好说，就像刚才的小女生。还有一类人，老是问我杂七杂八的问题，有位记者还问我为什么热爱故土，这叫我怎么回答？我就想看看故乡嘛。很少有人像你一样，与我谈谈我的作品。其实，我是最喜欢与人家讨论书本里的事情。无论怎样谈，只要谈书里的事，我就高兴。”

我们的情绪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三毛的角色又从一个“教授”转变成敏感热情的青年，她兴奋地告诉我：“我这一生，我还要写个长篇，它会包含我一生的思想。这本书写好了，我就不再写了。我就去住院。”我听她到这儿，我感到她的灵魂在高高地扬起，升到我目不可及的地方。

这时，录音机的按键“啪”一声反跳起来，一卷磁带录完了。突然，三毛像个孩子似的惊叫道：“呀，你的录音机是哪来的？刚才我没细看，现在我看清楚了，你的录音机跟我在台湾使用的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型号。呀，这真叫缘分了。台湾的录音机品种规格有上千种，我左挑挑＼右挑挑，怎么就挑了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看来我们是有缘的。”这架录音机不大，也不小，是长圆形的，是两位女生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她们在台湾的亲戚送的），这真是巧合。更巧的是，三毛误以为是我的。这个美妙的误会产生了喜剧效果，这使三毛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会谈结束的时候，三毛大胆地开玩笑似的问我：“有人说，与我三毛只要谈上五分钟，就会爱上我，我现在与你谈了近一个小时了，你爱上我了吗？”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我那时的回答虽然巧妙，但属于外交辞令：“不少人没跟你谈一分钟，就爱上了你了，我像他们一样爱你。”三毛听后哈哈大笑，连表情始终严肃的五十岁左右的“保驾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我敏感地觉察到三毛的笑声并不十二分的舒畅，还有那么点压抑。要是现在，我会上去拥抱她一下，并简洁地说：我爱上了你。我想，这是她需要的行为和语言方式，因为她是那么真实的人。

临别的时候，三毛主动给我留下了她在台北市的信箱号码，她一连重复了四遍，生怕我记不住，嘱咐我一定把写好的论文寄给她，她说：“我的信箱轻易不告诉别人。我的信几个月就有几麻袋，我根本来不及看的，但寄到我信箱里的信，我总是要看的。”

我与三毛谈话时，两位女生忙着给我们拍照、录音。这时，她俩站起来，请求道：“三毛姐姐，我们能否与你合张影？”三毛愉快地答应了，三毛站在中间，伸出两手搭在两位女生的肩背，冲镜头来了个微笑。这是三毛留给我的最后的微笑。三毛接着招呼我：“你来，我跟你也合影一张。”我那时不知是哪根神经搭牢，我说：“不用了，女生给我拍过了。”三毛呆了几秒钟，接着，便无限深沉地说：“什么叫禅，这就是禅，什么都不要留下，什么都留下了。”这是三毛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走出华侨饭店，感到天特别蓝，空气特别清爽。

三毛死后，我欲哭无泪。虽然我与她交谈不过短短一个小时，但她如此丰富又如此单纯的形象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想给她寄去我的毕业论文，再写封出色的信，只因俗事缠身，始终没给她片言只语。我总觉得时间还长，友情会像老酒一样，放得愈长愈香醇。可谁会想到，1991年刚开了个头，我跟三毛就永无在人间沟通的可能了。这种遗憾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填补的。倘若真有所谓在天之灵，唯愿三毛能读到我这段回忆她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