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研究（1980-2020）
——基于国家层面相关政策文本分析

李梦竹，张 莉，任姝萍，袁玲芝

（1．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2．银川市图书馆；3．广东省人民医院图书馆）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建设文化强国具有战略意义。世界各地都遵循未成年人优先原则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将未成年人作为重点保障群体给予了特殊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台了相当成熟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法律法规。我国虽还未出台有关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的专门法律，但1980年至今，国家诸多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的政策分别由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机构和部门颁布。通过相关政策的指导及引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阅读事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回顾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发展趋势，对政策内容及特征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今后未成年人阅读推广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与助益。

1 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内涵与外部特征

1.1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内涵

政策是指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称［1］。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是指针对0-18岁未成年人成长的需求，推动阅读活动在未成年人中开展，以提高未成年人阅读活动的数量和质量的策略和措施［2］。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从属于公共政策，其产生与发展受我国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政策制定方面，需遵循阶段性、多样性、平等性等服务原则，在阅读权利、阅读内容、阅读兴趣、阅读方式、阅读服务等方面提供科学化的指导。因此，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可以定义为：国家政党、机关、地方政府层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未成年人阅读需求和成长规律，为保障未成年人阅读权利、优化未成年人阅读内容、培养未成年人阅读兴趣、指导未成年人阅读方式、提供未成年人阅读服务而制定的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实践性、科学性、系统性等特征的行动依据、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

1.2 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外部特征

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外部特征主要是以政策文本的形式体现。本研究的政策文本以“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为基础，检索时间为2020年9月30日，以“未成年人阅读”“儿童阅读”“青少年阅读”“分级阅读”等作为全文和标题字段的关键词进行检索。为防止出现漏查的情况，在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内容的相关政府网站也进行了查询，对北大法律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进行了补充与完善，使政策文本的全面性、权威性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980年之前，我国未成年人阅读事业处于缓慢发展的阶段，1980年《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到因我国儿童图书馆的匮乏导致少年儿童的课外阅读和学习遇到困难，并提出“中等以上的城市和大城市的区都要设立少年儿童图书馆，县、区、市图书馆要设立少年儿童阅览室”［3］的意见之后，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进入了新阶段。本研究的时间起点设定为1980年，至今我国有关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内容的相关政策，属于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共计207项。为了使研究更具有导向性和聚焦性，对政策文本进行了二次筛选，剔除了偏离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内容的政策文本，剔除批复、建议、回复等行政效力较弱的文本之后，共得到国家层面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内容的政策文件99个。其中党内法规13个，部门工作文件53个，团体规定13个，国务院规范性文件4个，部门规范性文件11个，法律条文4个，部门规章1个。

2 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发展历程（1980-2020年）

通过对宏观政策走势的分析，可以将我国未成人阅读推广政策从时间维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80-1998年的起步发展阶段，1999-2009年的迅速发展阶段，2010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

2.1 起步发展阶段（1980-1998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部署与开展的起步阶段。国家层面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作用，恢复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通过开展以阅读指导为中心的各种有益的阅读推广活动，形成了良好的未成年人阅读环境，但因处于事业探索的启蒙时期，政策数目较少（见表1）。

表1 1980-1998年我国国家层面颁布的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相关政策（部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环境迫切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提高国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此背景下，1981年，原文化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发展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改善少年儿童图书阅读条件、加强对少年儿童图书阅读指导等主题，这一会议的召开为我国探索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拉开了序幕。1981年发布的《关于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的通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论述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文件的发布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各省的少年儿童图书馆迅速起步建设，各类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开展。

1982年，共青团中央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开展的“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活动”开启了阅读推广活动的全新探索。活动开展十周年之后，通过开展调查活动、宣传未成年人阅读事迹、丰富阅读活动、规范表彰评价体系等内容，为该活动常态化的进一步完善作出了规划。在规范未成年人阅读资源出版方面，1994年《关于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若干规定》中对出版社作出规定，出版内容需引领未成年人正确价值观、国外引进的文学作品要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在此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1991年）》等政策的出台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的重心转向图书馆落实。1997年，“知识工程”实施方案的提出成为了我国倡导全民阅读的开端。自此，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成为了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主阵地。

2.2 迅速发展阶段（1999-2009年）

这一阶段，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为重心，向着公益化方向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命题，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成为了这一阶段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主题。围绕这一重要内容，国家层面通过顶层设计，加强重大文化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此背景下，国家深入推进“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手拉手红领巾书屋”“优秀书目推荐”“中华经典诵读”等阅读推广活动，形成了为净化未成年人阅读环境，培养未成年人阅读兴趣，以思想道德建设常态化、图书馆阅读服务公益化为主要内容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出台高峰（见表2）。

表2 1999-2009年我国国家层面颁布的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政策（部分）

1999年，《关于推进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的意见》提出了全面推进青少年阅读事业发展、提高全国青少年阅读能力的目标，并通过构建新世纪读书俱乐部、建设提供图书销售代理机构的新世纪书屋、组织优秀专家团体为未成年人开展主题读书活动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优质的阅读推广活动。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部门以未成年人思想建设为主导，在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过程中广泛开展了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教育，分别制定了关于未成年人出版物出版工作、中小学校园文化净化工作、青少年精品文化读书工作等方面的政策。

这一时期的《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2003年）要求图书馆要配合学科教师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开展图书情报教育课、图书馆知识介绍、工具书使用方法、图书的选择和读书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学校应开设阅读指导课并纳入教学计划，有条件的学校要开设电子阅览指导课，指导学生正确运用电子阅读系统［4］。原文化部等12部委发布的《关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实施意见》要求公共图书馆要加强面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力度，充分利用节假日和与爱国主义教育相关的重要纪念日对未成年人开展公益性思想道德主题宣传教育方面的阅读推广活动［5］。2006年“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室）”项目正式启动，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捐资2,000万元人民币与教育部联合实施“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室）”项目，为中西部贫困地区1,000所农村中小学校建设图书馆，项目分三年实施，有效推动了贫困地区未成年人阅读服务的构建。

2.3 繁荣发展阶段（2010-2020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制定的集中发展阶段，政策数量不断增多，政策内容日益丰富，奠定了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发展的政策基础，打开了阅读推广工作的新局面。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我国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随着全民阅读立法工作的开展，政府将未成年人列为重点保障人群，在政策制定方面由过去经验型决策逐步向科学决策转变（见表3）。

表3 2010-2020年我国国家层面颁布的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的政策（部分）

2011年，《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正式提出了“全民阅读工程”，要求以推动儿童阅读与青少年阅读、满足特殊群体阅读需求为重点，大力推广数字阅读，传播阅读理念，培养全民阅读习惯，提高全民阅读能力，重点开展儿童“阅读起跑线”和阅读援助活动［6］。此后，国家通过推荐重点阅读书目、开展公益阅读活动、实施“书香·童年”阅读工程，充分利用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绘本馆、民间少儿阅读推广机构等阅读空间着力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基本需求。同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对儿童阅读方面的目标及策略提出要求：“规定90%以上的儿童每年至少阅读一本图书，要求推广面向儿童的图书分级制，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适合其年龄特点的图书，为儿童家长选择图书提供建议和指导。增加社区图书馆和农村流动图书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设儿童阅览室或图书角，有条件的县（市、区）建儿童图书馆，农家书屋配备一定数量的儿童图书，广泛开展图书阅读活动，鼓励和引导儿童主动读书”［7］。

随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数字阅读日益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途径。自2011年起，原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组织开展全民数字阅读活动，有效利用数字资源对未成年人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关于未成年人阅览设施改善及信息素养教育的政策制定也不断出台。《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不断提高中小学图书馆信息化水平的建设，建立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充分利用数字图书资源中心满足广大师生电子阅读需求［8］。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坚持少儿优先的基本原则，将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大力推广少年儿童阅读工程，通过“家庭阅读·亲子阅读工程”、少儿阶梯阅读推广、“书香校园”建设、“少儿报刊阅读季”等项目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开展优质的阅读活动［9］。为保障未成年人阅读权利而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也陆续出台，使未成年人在阅读权益获得、阅读资源利用、阅读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权利有了保障。

3 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内容及特征分析

国家及教育、新闻出版、文化（图书馆）各部门与机构出台的各项政策相互联结，共同构建出了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内容体系，具备如下特征。

3.1 权威性：保障未成年人阅读权利

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从国家层面对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作出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通过各项法律法规和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政策出台，推行以国家为实施主体的规划项目，为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核心保障。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的总政策保障，约束力较强，在阅读立法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能够从宏观角度为各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指导。截止目前，我国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权利方面的国家法律共有四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未成年人阅读和受教育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教育与社会章节中提出了图书馆应对未成年人实行优待，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并鼓励开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10］。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未成年人阅读和享受公共文化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要求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与需求，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未成年人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11］。201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要求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配备专业人员开展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并鼓励和支持公共图书馆与学校教育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合作交流活动，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内容不适宜的文献信息［12］。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社会保护章节要求图书馆应当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鼓励开设未成年人专场，为未成年人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在信息安全保护方面，规定学校、图书馆等场所为未成年人提供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应当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为未成年人阅读网络信息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13］。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文化、教育、信息保护等层面法律的制定突显了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权威性。

3.2 规范性：优化未成年人阅读内容

净化出版环境，提供科学、健康、和谐的阅读内容有利于未成年人阅读质量的提高。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有关未成年人出版物出版事业的统筹规划和指导方面，不断加大政策力度，建立起了有利于未成年人出版行业长效发展的政策内容机制，对未成年人读物的出版实行了出版监管、资金扶持和奖励性政策。①出版资源行政监管类政策主要从未成年人出版物选题策划以及备案工作、发行管理等方面展开。如，2004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意见》中要求要繁荣未成年人出版物发展，指导出版单位落实选题规划，增加出版物品种和数量，重点出版符合未成年人阅读特点，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和教育性为一体的优秀读物。尤其要在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和文明行为规范、原创少儿文学、少儿科普四个方面打造一批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名牌产品。2020年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开展有害卡通画册和淫秽“口袋本”图书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中对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低级庸俗，充满暴力、淫秽的卡通画册和“口袋本”图书出版物进行了专项整治。②资金扶持和奖励性政策主要通过提供出版基金、青少年读物专项评奖、打造出版人才战略等方面展开。如，2006年，中国出版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荣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立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收录国内作者编著、国内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图书，每类选出百种具有原创价值的文艺与少儿类图书，组织全国图书出版单位出版。还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等相关政策，都是未成年人读物出版领域的支持性政策，是健全未成年人出版事业创新机制的有效方式。

3.3 实践性：培养未成年人阅读兴趣

阅读兴趣是指未成年人在文献信息的符号和内容中提取信息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稳定性和趣向性的认识倾向。通过阅读推广活动品牌的树立、阅读推广特色项目长期的建立与资助，提高阅读活动频率，可以有效培养未成年人阅读兴趣，达到知识传递、情感交流、意志培养、行为互动的目的。政策的制定要从现实出发，政策的执行本身就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实践活动［14］。而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更好的实现教育目标。因此，国家通过政策引领，在思想道德、文化传承、社会实践等方面针对未成年人群体分时、分众、分类地开展了阅读教育实践活动，逐渐培育出了一批阅读推广活动品牌，体现出一定的实践性，提高了未成年人阅读兴趣。

（1）分时阅读。分时阅读是指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适时开展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999年，《关于推进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的意见》提出成立青少年新世纪读书俱乐部，为青少年提供导读、评介等服务；委托专门机构建立科学的统计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专家学者、图书出版发行单位的意见共同设立新世纪读书榜推荐书目；编写出版了重点读物《青少年新世纪丛书》；组织专家团以巡回报告、讲座、座谈等方式为青少年读者提供阅读指导；联合大众传媒开设读书栏目；举办新世纪读书论坛；设立新世纪读书日；推广“天天一小时”读书活动；开展读书夏令营活动［15］。2008年，《关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知》要求各部门组织广大青少年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开展以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四个传统节日为内容的“中华经典诵读”和“中华赞·诗词歌赋创作”活动，学习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2009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开展“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活动的通知》，此后该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通过形式多样的年度主题活动形成了点、线、面全覆盖式的阅读盛宴。

（2）分众阅读。根据年龄段可以将未成年人划分为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依据身心需求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普通群体、特需群体，如残障儿童、贫困地区儿童等。为更多关注中西部农村留守儿童，2008年，《关于在全队开展创建“手拉手红领巾书屋”活动的通知》以对口援建的方式定点联结东西部省区少先队组织之间的读书交流，通过捐图书、写信交流的形式开展“我为小伙伴送好书”等活动，鼓励社会各界通过冠名、挂牌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捐资捐物援建“手拉手红领巾书屋”［16］。2014年开始，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组织遴选全国100家出版单位与全国各地的1,000所小学共同开展“百社千校书香童年”阅读活动，活动通过举办优秀图书捐赠、知名作家进校园、主题征文与演讲、经典诵读与文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惠及了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万余名学生。为保障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的基本阅读需求，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教育部每年暑期开展“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通过阅读实践和征文写作的形式培养农村未成年人阅读习惯。

（3）分类阅读。分类阅读是根据教育目的的不同而开展的各类阅读推广活动。①以阅读活动为载体，开展各类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导向的德育实践活动。如，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小学德育工作、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该政策的出台决定了此阶段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工作开展的思想路线和方式途径。教育部会同中宣部在北京举办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启动仪式，并安排有关出版社联合向中小学图书馆赠送了一批弘扬民族精神的图书；原文化部等启动“四个一百”工程，组织评选100本图书提供给中小学校，用优秀的精神产品占领校园文化阵地；共青团中央通过举办青少年读书周的活动形式切实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工作。②以阅读活动为契机，开展各类以文化传承为主题的经典阅读推广活动。“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且是为了一个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寻求一个完善、独立的自我与品格的最好途径”［17］。2007年开始，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媒体组织”的模式运作，通过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方式让未成年人感受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家开始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要加强中小学生阅读教学并通过中华经典诵写讲行动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等重点任务。2018年，《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通过开展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等文化实践活动建立经典诵读品牌，以各种阅读契机组织各地举办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引领未成年人更好地熟悉诗词歌赋、亲近中华经典［18］。在此类政策的引领下，各学校将经典阅读活动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有机融合，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开展主题阅读活动，并利用各类资源平台开展教师培训，成立骨干教师队伍。从近几年媒体热播的各类经典诵读活动可以发现，这项政策很好的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学习热情，使经典阅读推广活动成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3.4 科学性：指导未成年人阅读方式

区别于成年人阅读的自主性，未成年人因在心智水平、认知技能和控制能力等方面尚不成熟，需要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有针对性的向未成年人群体开展具有引导性的阅读指导活动，以达到推广阅读理念、传授有益的阅读方法等目的。我国主要通过制定推荐书目类的办法指导未成年人阅读。推荐书目是基于特定的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同时结合推荐者的阅读体验遴选出来的文献目录［19］。

（1）早期的推荐书目工作多由各部委制定，由中小学及公共图书馆推广执行，在重大活动节点时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相关书目推荐。在出版、教育领域有许多学者、儿童文学作家从事未成年人阅读书目推荐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如，1995年发布的《关于向全国中小学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的通知》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分年级和学龄段向中小学生推荐了一批图书，并要求文化部门制定可行的读书活动。2004年开始，原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会开展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优秀少儿报刊的活动。随着书目推荐工作的不断发展，《关于深入实施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的通知》提出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对未成年人阅读时间、阅读规律、阅读需求等内容的调查研究，其成果为后期科学引导未成年人阅读提供了决策依据。

（2）随着国际分级阅读模式的流行，我国开始科学探索未成年人分级阅读体系，各类向青少年推荐优秀图书、电子出版物、少儿报刊等内容的策略开始强调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青少年阅读、认知特点和接受能力开展分级阅读。分级阅读理论是按照未成年人阶段性发展特征，从未成年人的年龄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出发，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智力和心理发育程度为未成年人提供科学的阅读计划，为不同孩子提供不同的读物，提供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20］。2009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等研究部门相继发布了《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水平评价标准》《中国儿童分级阅读指导手册》。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要求加强未成年人阅读规律的研究，通过借鉴国外阅读能力测试以及分级阅读科学方法，研究我国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性别少年儿童的智力、心理、认知能力和特点，制定中国儿童阶梯阅读体系［9］。此后，教育部按照分类指导、阶梯阅读的要求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书目推荐制定，指导未成年人阅读，完善针对未成年人不同群体的推荐机制，加强对各类图书排行榜的引导和管理工作，通过组织国家教材委、研究机构和中小学等领域的专家团队，深入研究国内外学生阅读标准，开展基础研究、进行深入论证，并取得成效。2019年，教育部编制了《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了《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共推荐图书300种，涉及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学科。

3.5 系统性：提供未成年人阅读服务

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教育机构，在提供未成年人阅读服务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少年儿童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三类图书馆是我国为未成年人提供阅读服务的主要机构。国家在图书馆开放形式、文献资源、阅读指导服务等方面制定的各类政策，提出了要建设与教育活动相融合、相适应的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体系，三者共同为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提供助力，各领域之间单独发挥功能的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

（1）少年儿童图书馆。1981年，为改善未成年人阅读条件，加速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关于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从财政规划、服务方式、图书供应、阅读指导、人才培养、协作发展等方面对各地少年儿童图书馆建设提出了责任要求。1997年提出的“知识工程”要求各图书馆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图书推荐、阅读辅导工作；中等以上城市和大城市的区建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县、区、市公共图书馆中设立少年儿童阅览室的规划。2017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重点提出“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提升计划”，强调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地方图书学会，联合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少儿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以及社会各界的儿童阅读推广力量，举办“全国少年儿童阅读年”系列活动，评选优秀少儿读物。同时提出要深入推进全国少年儿童阅读研究，编制少儿阅读指导书目，发布少儿阅读调查报告，为少年儿童阅读服务和图书出版提供科学依据［21］。

（2）中小学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在指导未成年人阅读、提供图书资源、开展教育活动等方面具有极大作用。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其中规定中小学图书馆要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在图书和图书馆知识介绍、工具书使用方法、图书的选择和读书方法以及读书卫生知识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指导，并根据自身条件开阅读指导课并纳入教学计划。此后分别于2003年、2018年在服务内容、资源共享等方面对原版规程进行了修订与完善。201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图书馆（室）图书配备和管理工作的通知》对中小学图书采购管理和市场准入作出规范。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中在推进基础条件建设、确保馆藏资源质量、规范馆藏采购机制、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推进图书馆与学科教学有效结合、与公共图书馆积极开展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

（3）公共图书馆。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指出：“公共图书馆负有支持儿童学会阅读、为他们推荐书籍和其他载体材料的特殊责任”［22］，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未成年人提供阅读服务。国家通过政策引领的形式，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工作职责、服务内容及方式，不断推动公共图书馆等文化设施面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经历了从开放免费到资源免费的公益化服务过程。2004年，《关于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公共图书馆要向未成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开设免费的未成年人阅览室或未成年人多媒体阅览室；对未成年人的借阅行为实行免费；面向未成年人举办的讲座、培训、展览等各种活动免费；在国家法定节假日设定“未成年人参观接待日”。2017年，《“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开展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基础阅读促进工作。推进公共图书馆与独立建制少儿图书馆的阅读资源共享，为中小学图书馆开展阅读活动提供资源保障和业务支持［23］。

4 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未来发展及建议

4.1 加强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主体的协同合作

我国国家层面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主体主要包括党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机构、国务院机构、群众团体机关。从发文主体规模来看，涉及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制定主体部门共计38个，其中教育部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文数量最多，原新闻出版总署、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数量均居于前列，且以单独发文为主，多部门联合发文为辅。政策制定的机关相对集中，但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因此，国家层面需根据未成年人阅读需求和成长规律，通过深入挖掘社会领域具有普遍性、公共性的未成年人阅读问题，统一整合社会资源，在政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结构的规划性、政策程序的操作性方面对政策主体进行总体规划，由多元主体共同推进，形成合力，使各类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制定在差异化的同时寻求合作，在制定过程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4.2 制定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内容

“大国”办“大教育”“大文化”是我国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所面对的实际国情。往往越是弱势的群体越缺乏获取公共资源与服务的能力［23］，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各地未成年人在阅读权利及阅读资源的获取方面存在差异。如何在满足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良性发展，是未来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内容制定需要探讨的主要方向。国家层面应整体规划未成年人阅读权利保障政策，结合各地阅读推广事业现状因地制宜地着手政策内容的制定，发动阅读事业高效率发展的先行省份积极探索实践，重点保障特殊儿童阅读需求，对贫困地区未成年人阅读推广事业精准施策，特别是在家庭阅读推广工作方面，开展对养育人的教育帮扶，提供更多政策支持。自2013年起，我国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已正式列入国家立法工作计划，在此背景下，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研制也必将随之推进，使得未成年人阅读向着更加科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4.3 建立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评估体系

政策评估是检验政策效果的有效方法，是决定政策持续与否、如何修正的依据，只有通过科学化的政策评估才能决定当下政策的发展是否合理。目前我国各类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的制定尚处于制定与执行阶段，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体系。因此，国家需要搭建好组织架构，组建包括政策决策者、相关学术团队及研究机构在内的政策评估专业团队开展政策评估研究，同时依托各地区全民阅读领导组织机构，形成综合协调机制，建立起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评估体系，以提高各项政策实施的可行性与持久性。在理论研究方面，深入开展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体系的学术研究，在充分考量未成年人阅读推广发展目标、财政支持、标准细则、奖惩措施等内容的基础上，制定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标准，建设城乡区域未成年人阅读教育政策评估体系、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活动效果评估体系、未成年人阅读服务情况评估体系等指标。在实践探究层面，可以从全民阅读推广工作初具成效的先行省份展开未成年人阅读推广政策实施情况的调查，对已有的全民阅读领域的评估标准体系在未成年人阅读方面的部分展开精细化、专项化的延展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