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2021-07-19 02:24李武威李恩来
财会月刊·下半月 2021年2期
关键词:中介效应研发投入

李武威 李恩来

【摘要】以2013 ~ 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 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 同时, 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 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 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04-0034-10

一、引言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的风险逐渐增大, 企业如何通过与其他企业积极开展合作、构建合作网络来降低创新风险、推动企业成长, 既是当前实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 , 也是学术界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正在积极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2] 。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很多企业树立了典范。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跨越行业的界限, 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去寻求合作伙伴构建合作网络来创造价值, 推动企业成长[3] 。 众多研究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4,5] 。 但面对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追捧”, 也有研究表明, 成功实施商业模式创新并非易事, 企业未能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绩效的现象并不少见[6,7] 。

民营创业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在促进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创业企业往往面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内部资源储备不足以及融资成本高等困境[8] , 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民营创业企业成长。 资源互补理论指出, 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建立交易网络进行合作, 可以弥补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不足, 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9] 。 那么, 民营创业企业能否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动自身成长呢? 如果这种促进效应存在, 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 同时, 有研究指出, 企业要想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创造价值, 就必须对商业模式进行保护, 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其带来的独特运营体系、机制或者能力等结合起来形成保护机制, 使得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10] 。 研发投入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 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11] 。 商业模式创新能否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影响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呢?

对上述问题做出科学回答, 有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提升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 因此, 本文基于SCP研究范式①, 构建“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企业成长绩效”的研究框架, 以民营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考察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并将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 从研发投入的视角探讨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路径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 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最早由Timmers[12] 正式定义, 他认为商业模式是关于产品、服务和信息流的体系结构, 主要包括对各种业務参与者及其角色、潜在利益以及收入来源的描述。 Amit和Zott[13] 从战略网络视角对商业模式进行了更加清晰的定义, 他们认为商业模式是指对分析单元内交易内容、交易结构以及分析单元治理方式的描述, 旨在通过开发商业机会来创造价值。 企业在创新发展的进程中, 随着所处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 往往要实施商业模式创新。 因此, 也有研究试图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进行定义,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 由于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概念, 学者从价值创造[5] 、战略创新[14] 、技术创新[15] 和营销[16] 等不同研究视角给出了定义。 尽管学界对商业模式创新没有给出一致的概念界定, 但是这些概念均涉及了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 即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心企业为创造和获取市场价值, 在交易内容、交易结构以及自身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治理机制等方面实施的变革[13] 。

2. 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随着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不断关注, 学术界对于商业模式创新究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17] 。 一方面, 支持促进效应的研究认为, 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企业优化流程、开发新产品、进入新市场, 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 最终提升企业绩效[18,19] 。 另一方面, 支持抑制效应的研究认为, 企业如果没有形成从商业模式创新中获取价值的保护机制, 或者盲目实施商业模式创新, 则不利于企业发展[7,20] 。 综上, 由于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考察的时间段以及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 使得该领域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此外, Zott和Amit[21] 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新颖型和效率型两种类型。 他们认为,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重在突出交易网络中不同参与企业之间开展新的经济交流方式, 既有助于企业捕捉市场中的潜在需求以进行新产品开发, 又能够帮助中心企业通过与新的合作伙伴组建合作网络以及市场开发、新产品开发等协同运作构建市场壁垒, 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熊彼特租金”。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关注如何高效利用交易网络内部中心企业和合作伙伴的资源和能力, 通过提升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网络中所有参与企业的交易不确定性、交易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 进而降低交易成本, 有助于企业获得“彭罗斯租金”。 虽然Zott和Amit[21] 认为从上述两个方面考察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科学, 但目前考察上述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差异的研究还十分缺乏[17] 。 因此, 为了拓展以往研究, 本文采用Zott和Amit[21] 提出的分类方法, 即根据交易主题的不同, 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并以民营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 系统考察上述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差异, 以及研发投入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假设

1. 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指企业通过引入新的合作伙伴、设计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机制来实现价值创造[21] 。 本文认为,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 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实施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有利于其高效利用所发现的市场机会。 这是由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基于新的价值主张、构建新的合作方式和交易机制, 会吸引更多新的合作伙伴加入交易网络, 有利于民营创业企业接触甚至控制更多的关键性资源, 从而使其在新的市场机会面前突破自身资源不足的限制, 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其次, 随着民营创业企业直接接触的合作企业越来越多, 企业逐渐趋于交易网络的核心位置, 使得企业能够通过更多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发掘潜在的商业机会[22] , 并有效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来开展新业务[23] , 提升企业的议价能力。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指在原有的商业模式基础上进行优化设计,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交易效率的提升[21] 。 本文认为,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 企业一旦与外界进行交易就会因谈判、合同签订、执行和监督等造成资源消耗, 尤其是参与方的投机主义、交易协议的复杂性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增加交易成本, 而企业实施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交易网络中交易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来简化交易机制, 降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成本和交易风险, 提升企业的交易效率[21] 。 其次, Rodríguez和Nieto[24] 认为, 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和高效率运作, 不仅能够更好地进行市场定位, 而且能够扩大销量。 民营创业企业拥有的资源较为有限, 通过实施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运作效率无疑对推动其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 交易成本降低不仅使得民营创业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激发顾客的购买行为, 而且会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与其合作, 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从而推动企业成长。

虽然有研究认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均会推动企业发展[23,25] , 但本文认为相较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更大。 首先, 不同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仅仅对企业原有的商业模式进行优化设计,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有助于民营创业企业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加入合作网络, 拓展了合作网络的边界。 这有助于民营创业企业接触更多的合作伙伴, 促使企业逐渐趋于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 能够拓展其识别、获取、吸收和利用异质性信息、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渠道[26] 。 民营创业企业通过与合作网络中合作伙伴的良性互动, 更容易发现市场潜在的商业机会, 并通过开发新产品或服务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 其次,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 民营创业企业面临着规制政策的高度不确定性[27] , 政府部门控制着民营企业经营所需的包括土地、投资等在内的必要生产要素[28] 。 民营创业企业要想有效缓解外部不确定性和资源依赖性, 单凭一己之力较难实现。 因此, 采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拓展企业合作网络无疑将更有利于民营创业企业解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依赖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效率型商业模式創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相比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2. 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在推进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先进的技术等各类资源的支持[29] , 因此当企业实施商业模式创新时, 对新技术等资源的需求会促使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19] 。 此外, 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往往会面临能否研发成功、竞争对手会不会先于自己研发成功等不确定性因素, 从而存在较大的风险[30] 。 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在交易网络中引入新的合作伙伴, 重新设计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机制实现价值创造, 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21] 。 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实施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能够与更多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 既有利于企业识别、获取、吸收和利用多样化的外部信息、知识和资源[26] , 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又有利于企业更加快速准确地预测市场环境和需求的变化, 发现潜在的商业机会。 同时, 由于合作网络汇集的合作伙伴数量增多, 提高了企业资源和技术的可获得性, 从而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 提高企业先于竞争对手获得研发成功的可能性, 有利于企业获得先行优势。 这些都会促使民营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通过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 占领新市场, 帮助企业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

如前文所述,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指企业通过简化交易机制、降低交易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来实现整个交易网络内交易成本的降低。 这不仅有利于实现交易网络内企业之间的资源和信息共享, 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整合利用现有的知识和资源, 提高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31] , 而且会使得民营创业企业有效节约资源, 为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奠定基础。 此外, 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对内部知识和信息的有效整合, 更易于发现创新机会, 积极开展创新活动[21] , 进而通过提升产品创新和知识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成长。

虽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都可能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但由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对原有的交易网络进行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23] , 难以解决民营创业企业信息和资源获得途径受到限制的瓶颈问题。 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则强调在交易网络中引入新的合作伙伴, 增加了民营创业企业寻求、识别、吸收和利用不同信息和资源的途径[26] , 更有利于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整合资源, 降低创新风险, 提升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因此, 民营创业企业在实施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时, 更有可能提升研发投入水平。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c: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更强。

3. 研发投入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既有利于提升组织学习和吸收能力, 又能够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 扩大市场份额[32] , 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 例如, Choi等[33] 研究发现, 研发投入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 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民营创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 若想要有效抵御行业内大型企业的竞争性报复, 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至关重要。 在此过程中, 研发投入在促进民营创业企业构建和积累自身竞争优势方面必然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研发投入对民营创业企业提升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前文分别提出了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发投入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基于这些假设不难发现, 研发投入在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 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研发投入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更强。 此外, 也有研究隐含研发投入在商业模式创新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的观点。 例如, 郭海、韩佳平[34] 指出, 虽然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积极开展开放式创新活动有利于其成功实施商业模式创新, 但商业模式创新也可能促使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积极开展创新活动, 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 又如, Desyllas和Sako[10] 指出企业在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时, 要注重通过积极开展创新活动建立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差异化优势。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研发投入在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a:研发投入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b:研发投入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H4c: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更强。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假设, 本文构建了实证分析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论模型(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我国创业板于2009年10月30日正式上市, 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作为行业内的成长新星, 创业板上市公司被誉为研发投入和高成长性的代表性群体。 本文以2013 ~ 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分析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样本筛选过程如下:首先, 对企业研发投入和财务指标等数据披露不完整的上市公司予以剔除。 其次, 剔除ST公司和金融类企业。 经过上述筛选之后, 最终获得了286家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共1272个样本, 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 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询年报获得。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现有相关研究通常采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员工数量增长等指标测量企业成长绩效[35,36] 。 鉴于销售收入增长对民营创业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24] , 本文借鉴Coad等[35] 采用的测度方法, 以销售收入增长来测度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具体而言, 采用民营创业企业本年度与上一年度销售收入的对数差分测度其成长绩效, 即(Firm growth)i,t=lnsalei,t-lnsalei,t-1, 其中, (Firm growth)i,t表示i企业在t年度的成长绩效, lnsalei,t和lnsalei,t-1分别表示i企业在t年度和t-1年度经过对数化处理后的销售收入。

2. 解释变量。 尽管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Zott和Amit[21] 设计的量表测量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但问卷获取的截面数据不利于考察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效用[37] 。 因此, 本文采用Guo等[20] 提出的基于企业客观经营数据测量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方法。

在测度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时, Guo等[20] 指出, 鉴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涉及企业在其价值主张、收益模式和成本结构等方面的创新, 因此可以基于Jaffe[38] 提出的技术距离的测度方法, 采用能够有效反映企业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的价值主张、收益模式和成本结构等维度, 如服务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营业周期、流动资产与总收入的比例、前五位供应商占全部供应商交易比例、前五位客户占全部客户交易比例、营业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等, 构建一个测度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的矢量。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Novelty BMI)i,j=1-Vi,jVj /[(Vi,jVi,j)(VjVj )]1/2

(1)

式(1)中, (Novelty BMI)i,j代表j行业中i企业的新穎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 Vi,j是j行业中i企业包括上述六个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测量维度的向量, Vj是j行业包括上述六个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测量维度的平均值的向量, (Novelty BMI)i,j的取值区间为0 ~ 1。 (Novelty BMI)i,j的计算结果越接近于1, 意味着i企业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越高于j行业的平均水平。

在测度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时, Guo等[20] 指出, 企业在追求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时, 重在通过提升与客户、供应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 而交易效率可以通过企业的实际产出水平与在相同资源投入水平下能够获得的最大产出之间的比例[39] , 即技术效率进行衡量, 因此可以采用技术效率测度企业的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20] 。 具体而言, 采用如式(2)所示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计算企业的技术效率得分[40] 。

ln(Qi)=b0+b1ln(Ki)+b2ln(Li)+b3ln(Ki)2+

b4ln(Li)2+b5ln(Ki)ln(Li)+(Vi-Ui) (2)

式(2)中, Qi、Ki和Li分别代表民营创业企业产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Vi、Ui分别为正态分布和半正态分布。 本文以利润衡量产出, 以企业资本存量和员工人数衡量企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

3. 中介变量。 在测度企业研发投入时, 本文借鉴现有相关研究[35] , 采用经过对数化处理的人均研发经费投入测度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

4.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 企业规模[41] 、企业年龄[35] 、企业高管团队规模[42] 和企业资产负债率[32] 等均会对企业成长绩效产生影响。 因此, 本文在构建计量模型时, 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并参考上述文献中的测度方法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测量。 其中:以民营创业企业员工数量的自然对数测度企业规模; 以企业高管团队成员数量测度高管团队规模; 以企业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测度资产负债率。 此外, 本文将企业所在的行业和年度作为虚拟变量, 以控制行业和年度效应。

(三)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Baron和Kenny[43] 提出的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骤:第一, 检验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第二, 检验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第三, 检验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第四, 与未控制中介变量相比, 检验控制中介变量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变小。 按照上述检验步骤, Baron和Kenny[43] 指出在检验中介效应时, 应重点构建三个回归模型, 分别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以及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基于此, 本文通过构建如式(3)所示的模型1考察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构建如式(4)所示的模型2考察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构建如式(5)所示的模型3考察研发投入是否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存在中介作用。 此外, 鉴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和成长绩效具有滞后效应, 而研发投入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也存在滞后效应, 本文借鉴Rodríguez和Nieto[24] 的经验做法, 在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进行回归分析时, 采用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2期数据, 同时考虑了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滞后1期效应; 在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回归分析时, 采用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1期数据, 同时考虑了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滞后1期效应。

(Firm growth)i,t=α0+β(Firm growth)i,t-1+

γiBMINovelty BMI,Efficiency BMI+

φicontrolFirm size,Firm age,TMT size,Lev+εi,t  (3)

(R&D input)i,t-1=α0+λ(R&D input)i,t-2+

γiBMINovelty BMI,Efficiency BMI+

φicontrolFirm size,Firm age,TMT size,Lev+εi,t-1  (4)

(Firm growth)i,t=α0+β(Firm growth)i,t-1+

γiBMINovelty BMI,Efficiency BMI+λ(R&D input)i,t-2+

φicontrolFirm size,Firm age,TMT size,Lev+εi,t  (5)

在式(3) ~ 式(5)中, (Firm growth)i,t和(Firm growth)i,t-1分别代表i企业在t年度和t-1年度的成长绩效; BMIi,t-2代表i企业在t-2年度的商业模式创新, 其中包括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Novelty BMI)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Efficiency BMI); (R&D input)i,t-1和(R&D input)i,t-2分别代表i企业在t-1年度和t-2年度的研发投入; controli,t-2代表i企业在t-2年度的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企业规模(Firm size)、企业年龄(Firm age)、高管团队规模(TMT size)和资产负债率(Lev)。

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无法解决异方差问题, 采用随机效应或者固定效应模型难以有效避免自相关问题, 而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能够有效避免模型估计结果有偏[44] , 因此, 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为了科学判断相较于式(3), 式(5)中Novelty BMI(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Efficiency BMI(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系数是否显著变小, 本文采用Freedman等[45] 提出的方法進行考察。 以检验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为例, 参照Freedman等[45] 提出的判断方法, 不仅要观测式(5)中Novelty BMI的系数是否比式(3)中Novelty BMI的系数小, 而且要考察式(5)与式(3)中Novelty BMI的系数之差是否显著不等于0。 具体的统计量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其中, γ1和γ2分别代表式(3)和式(5)中Novelty BMI(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回归系数, δ1和δ2分别代表回归系数γ1和γ2的标准差, ρxm代表Novelty BMI(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中介变量R&D input(研发投入)的相关系数。 如果该指标通过显著性检验, 则表明γ1和γ2之差显著不等于0。 同理, 本文采用同样的方法检验研发投入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通过Sobel检验法以及Preacher和Hayes[46] 采用的Bootstrap法, 进一步对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Sobel检验Z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代表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a代表对应的标准误差; b代表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b代表对应的标准误差。 当Sobel检验的Z值大于1.96时, 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此外, Bootstrap采用非参数估计, 如果最终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 则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4, 表明分析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 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影响, 本文计算了每个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结果发现最大的VIF值为3.235, 远小于临界值10, 进一步证明了分析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二)假设检验结果

如前文所述, 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应用Stata 13.1软件、根据xtgls命令进行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首先, 如模型1所示, 新颖型商业模式創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beta=3.408(p<0.01)和beta=0.517(p<0.01)。 此外, 本文借鉴连玉君等[47] 采用的bootstrap自助抽样法判断回归模型中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经过bootstrap自助抽样法检验后发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p值为0.024), H1、H1a、H1b和H1c均得到验证。 此外, 在模型1和模型3中都包括了滞后1期的企业成长绩效和其他控制变量, 这些变量的系数在这两个计量模型中的正负号和显著性水平一致, 也可以表明回归分析结果比较稳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民营创业企业滞后一期成长绩效对本期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与现有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21] , 也表明企业要想实现持续成长并非易事[48] 。

此外, 由模型2可知,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均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beta=3.079(p<0.01)和beta=0.411(p<0.01), 同样经过bootstrap自助抽样法检验后发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p值为0.017), H2、H2a、H2b和H2c均得到验证。 同时, 由模型3可知, 研发投入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0.281, p<0.01), H3得到验证。

最后, 本文通过模型3验证H4、H4a、H4b和H4c。 如模型3所示,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与模型1中对应的回归系数相比分别减少了24.94%(由3.408降为2.558)和38.88%(由0.517降为0.316)。 同时, 参照式(6)分别就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 计算得到T值分别为2.97(p<0.01)和2.68(p<0.01), 由此可见, 研发投入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得到验证, 即H4、H4a和H4b均得到验证。 同时, 本文根据温忠麟等[49] 提出的中介效应的计算方法, 计算出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5.4%(3.079×0.281/3.408×100%), 表明研发投入能够解释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比例的25.4%。 同理, 本文计算出研发投入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2.3%(0.411×0.281/0.517×100%), 表明研发投入能够解释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影响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比例的22.3%。 由此可见, 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高于其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 H4c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一)采用Sobel检验法和Bootstrap法进行验证

如前文所述, 为验证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 本文还采用Sobel检验法和Bootstrap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 Sobel检验法和Bootstrap置信区间结果一致, 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更换变量测度方法和计量方法进行验证

本文还采用如下步骤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首先,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 借鉴Rodríguez和Nieto[24] 的测度方法, 本文采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再次测度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其次, 更换中介变量的测度方法。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8] , 本文采用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和销售收入之比再次测度企业研发投入。 最后, 在计量方法选择上, 本文应用有利于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再次进行计量分析。 具体而言, 鉴于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能够有效避免弱工具变量形成的参数估计偏误问题, 有助于提高计量模型参数估计的效率, 本文采用上述更换后的变量测度方法, 借助Stata 13.1软件, 根据xtabond2命令对式(3) ~ 式(5)重新进行广义系统矩估计。 表4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4可知, 在采用广义系统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时, 模型4 ~ 模型6中的Sargan检验均没有拒绝原假设, 证明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完全有效的; AR(2)检验也没有拒绝原假设, 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与此同时, 对比表2报告的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 表4中模型4 ~ 模型6的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号与其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除个别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发生变化外, 实证分析结果并没有本质差异。 本文同样依据bootstrap自助抽样法, 发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回归系数(p值为0.021),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p值为0.039)。 此外, 本文同样根据Baron和Kenney[43] 提出的检验步骤, 对于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 并按照前文所述的Freedman等[45] 提出的判断方法以及Sobel检验法等进行了验证, 计算结果同样证明了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且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强于其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 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虽然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但现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 缺乏對于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 同时, 现有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Zott和Amit[21] 设计的量表获取调研数据, 较缺乏以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商业模式创新动态效应的实证研究。 此外, 现有研究虽然已开始关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但是并没有探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鉴于此, 本文以2013 ~ 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探讨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差异及其传导机制。 研究表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均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与Wei等[25] 支持促进效应的学者得出的研究结论一致。 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即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 商业模式创新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显著提升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即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均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研发投入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即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

(二)启示

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民营创业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经营条件、外部环境状况积极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活动。 对于民营创业企业而言, 企业内部资源短缺、外部资源获取困难仍然是其面临的重要问题[8] , 这导致企业仅仅依靠内部资源来实现长远发展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民营创业企业可以积极尝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来获得成长。

虽然商业模式创新能够促进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提升, 但是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果却存在着显著差异。 对于民营创业企业来说, 由于其自身资源和技术较为欠缺, 且外部资源获取困难, 企业可以优先尝试实施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拓展合作网络边界, 这有利于企业拓宽其获取信息、知识和其他资源的渠道, 从而获得成长。 这就要求民营创业企业努力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进一步拓宽合作网络边界, 并在这个合作网络中努力使自身处于焦点位置, 为推动企业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民营创业企业无论选择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均应注重自身的研发投入, 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商业模式创新隔离机制, 防止被竞争对手模仿而失去自身的竞争优势。

【 注 释 】

① SCP理论由哈佛大学创立,并被学者广泛用于中观层面的产业经济研究,该理论认为市场结构(Structure)决定市场行为(Conduct)和市场绩效(Performance),遵循“结构—行为—绩效”的研究模式。鉴于本文研究逻辑与之相似,因此本文将宏观的研究范式嫁接到微观层面,构建了“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研发投入行为—企业成长绩效”的研究框架。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刘学元,丁雯婧,赵先德.企业创新网络中关系强度、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16(1):30 ~ 42.

[2] Joseph J., Wilson A. J.. The growth of the firm: An attention-based view[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4):1779 ~ 1800.

[3] Zott C., Amit R.. The fit between product market strategy and business model: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1):1 ~ 26.

[4] Zhang H., Sun X., Chang L.. Exploratory orienta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new venture growth[ J].Sustainability, 2017(1):1 ~ 15.

[5] 阎婧,刘志迎,郑晓峰.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下的变革型领导、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J].管理学报,2016(8):1208 ~ 1214.

[6] Lee S. H., Yamakawa Y., Peng M. W., et al.. How do bankruptcy law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1(5):505 ~ 520.

[7] Ghezzi A., Balocco R., Rangone A.. How to ge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business model design wrong: The case of a mobile technology provider[ J].Strategic Change,2010(5/6):213 ~ 238.

[8] 王丹.信貸政策影响民营企业信贷决策的渠道分析[ J].管理世界,2018(12):173 ~ 174.

[9] 吴晓云,王建平.网络关系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创新模式的双重中介模型[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 (7):155 ~ 166.

[10] Desyllas P., Sako M.. Profiting from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ay-as-you-drive auto insurance[ J].Research Policy,2013(1):101 ~ 116.

[11] Grimpe C., Sofka W., Bhargava M., et al.. R&D, market innovation, and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A mixed methods stud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2017(3):360 ~ 383.

[12] Timmers P.. Business models for electronic markets[ J].Electronic Markets,1998(2):3 ~ 8.

[13] Amit R., Zott C.. Value creation in e-busines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6/7):493 ~ 520.

[14] Amit R., Zott C.. Creating value throug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2(3):41 ~ 49.

[15] Velu C..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ird-party alliance on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J].Technovation,2015(1):1 ~ 11.

[16] Aspara J., Hietanen J., Tikkanen H..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vs replica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emphases[ J].Journal of Strategic Marketing,2010(1):39 ~ 56.

[17] Foss N. J., Saebi T.. Fifteen years of research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ow far have we come, and where should we go?[ 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1):200 ~ 227.

[18] Hu B. L., Chen W. Q.. Business model ambidexter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15(5):1 ~ 18.

[19] 庞长伟,李垣,段光.整合能力与企业绩效: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J].管理科学,2015(5):31 ~ 41.

[20] Guo B., Pang X., Li W.. 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in shaping the performance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 threshold effect[ J].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18(2):1 ~ 13.

[21] Zott C., 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J].Organization Science,2007(2):181 ~ 199.

[22] 孟迪云,王耀中,徐莎.网络嵌入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11):152 ~ 165.

[23] 蔡俊亚,党兴华.商业模式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新兴技术企业的实证[ J].运筹与管理,2015(2):272 ~ 280.

[24] Rodríguez A., Nieto M. J.. Does R&D offshoring lead to SME growth? Different governance mod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on[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8):1734 ~ 1753.

[25] Wei Z., Yang D., Sun B., et al.. The fit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design for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R&D Management,2014(3):288 ~ 305.

[26] Gilsing V., Nooteboom B., Vanhaverbeke W.. 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ovel 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and density[ J].Research Policy, 2008(10):1717 ~ 1731.

[27] Zhou K. Z., Gao G. Y., Zhao H..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 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7(2):375 ~ 404.

[28] Chen V. Z., Li J., Shapiro D., et al..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1):1 ~ 24.

[29] 姚明明,吳晓波,石涌江等.技术追赶视角下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的匹配—— 一个多案例研究[ J].管理世界,2014(10):149 ~ 162.

[30] 买忆媛,李江涛,熊婵.风险投资与天使投资对创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2):79 ~ 84.

[31] Li S., Lin B.. Access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quality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J].Decision Support Systems,2006(3):1641 ~ 1656.

[32] Nunes P. M., Serrasqueiro Z.. Is there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intensity and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of non-high-tech vs. high-tech SMEs[ J].Research Policy,2012(1):36 ~ 53.

[33] Choi S. B., Williams C..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intensity, scope, and spillovers on sales growth in Chinese firms[ 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1):25 ~ 46.

[34] 郭海,韩佳平.数字化情境下开放式创新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作用[ J].管理评论,2019(6):186 ~ 198.

[35] Coad A., Segarra A., Teruel M.. Innovation and firm growth: Does firm age play a role?[ J].Research Policy,2016(2):387 ~ 400.

[36] Wang Y., You J..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2(2):415 ~ 433.

[37] 魏泽龙,张琳倩,魏泽盛等.商业模式设计与企业绩效:战略柔性的调节作用[ J].管理评论,2019(11):171 ~ 182.

[38] Jaffe A. B..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s of R&D: 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s, profits and market value[ J].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1986(5):984 ~ 1001.

[39] Leibenstein H..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3):392 ~ 415.

[40] Baden-Fuller C., Haefliger S.. Business model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Long Range Planning,2013(6):419 ~ 426.

[41] Faems D. L., Subramaniam A.. R&D manpower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and task-related diversity[ J].Research Policy,2013(9):1624 ~ 1633.

[42] Lo F. Y., Fu P. H.. The interaction of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on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6(6):2182 ~ 2186.

[43] Baron R. M., Kenne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6):1173 ~ 1182.

[44] Zou H. L., Zeng S. X., Lin H., et al.. Top executives'compensation,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Management Decision,2015(9):2036 ~ 2059.

[45] Freedman L. S., Schatzkin A.. Sample size for studying intermediate endpoints within intervention trial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J].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1992(9):1148 ~ 1159.

[46] 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J].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2008(3):879 ~ 891.

[47] 連玉君,苏治,丁志国.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检验融资约束假说吗?[ J].统计研究,2008(10):92 ~ 99.

[48] Lockett A., Wiklund J., Davidsson P., et al.. Organic and acquisitive growth: Reexamining, testing and extending Penrose's growth theory[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1):28 ~ 48.

[49]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 J].心理学报,2004(5):614 ~ 620.

猜你喜欢
中介效应研发投入
学习动机对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影响:人际互动的中介效应
高职学生依恋、自我接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研究
国产车与合资车未来发展走向
职高生家庭教养方式、社会支持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分析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分析
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效应的影响分析
高管权力、研发投入和公司风险承担
品牌依恋在品牌认同与品牌迷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