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卡奇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2021-07-23 21:37吴一帆邵良婷
关键词:卢卡奇马克思主义

吴一帆 邵良婷

摘 要: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物化意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考茨基为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选择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直接忽略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陷入资本主义实证的经验事实之中,强调其“科学性”的一面,丧失了认识上的总体性范畴,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场就是在批判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现实基础,并借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释(总体性辩证法),激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卢卡奇的这一批判研究重新阐释了有别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一种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虽然卢卡奇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式的,但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辩证法的地位,对今天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第二国际;卢卡奇;物化意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356(2021)-02-0073-06

“第二国际”的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尤其是伯恩施坦与考茨基。然而,受苏联教科书影响,一定时期内国内学者对“第二国际”的解释与批判,保持在一些固有的研究框架之下,大多从经济决定论抑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层面而言,对其理论与历史的关联研究还不够,特别是对其走上修正抑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实质并未言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强调,为我们理解“第二国际”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在卢卡奇看来, “第二国际”无论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在方法论上秉持了“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1]53虽然二者理论旨向不同,前者主张借助新康德主义应对社会矛盾,后者诉诸经验的实证主义,以求达到科学,但二者在认识上皆表现为一种直观的态度,哲学抑或方法论上抛弃了辩证法,“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的——起点,因此它们就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1]132卢卡奇的这一批判力图恢复马克思的辩证法,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属性,以此来对抗经由“第二国际”解释下的经济学家抑或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提升马克思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地位。可惜的是,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并未得到学者们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颇少。本文对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在少有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抑或早期的三个代表人物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批判着手,其中典型的要数仰海峰、申一青和许恒兵[2-3]。陈爱萍是基于文献回顾,梳理了西方学者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阶段,对卢卡奇的思想也只是历史性地提及[4];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决定论、新康德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5],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上升到哲学层面抑或辩证法层面而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卢卡奇则是二者相关联的重要人物之一,梳理并呈现卢卡奇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表现——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例

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步入到新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带来了机器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积累的急剧扩大,进一步推动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尤其是在“科层制”为核心管理原则下,奉行体制是第一位的[6]2,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因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产生了对工人技术革新的需要,促使工人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如此,资产阶级便获得了极大的财富,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并未更糟,没有出现马克思描绘的“大萧条”,反而得到改善,以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质疑。基于此理论家以“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热议,旨在构建符合资本主义新情况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号召力。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借由资本主义变化的事实为依据展开争论,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诠释,即“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俨然成了一种社会学或经济学,一方面,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学方面极力强调资本主义并不会瞬间到达它的最后灭亡时刻,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进化的过程,主张通过议会合法斗争与伦理社会建设来获取无产阶级的权利;另一方面,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则基于经济学的视野,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终将断送资本主义社会,并在这一点上将马克思主义比作“自然科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现阶段发展的经济数据实证分析,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将爆发,静待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可见,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都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社会“事实”为理论前提的,其在政治上都是坚决拒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

伯恩施坦是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以当下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繁荣的“事实”为出发点,借由当前的形势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主张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来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预言。在政治上,伯恩施坦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各个国家同时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否认革命的作用,主张走合法的议会斗争,甚至认为革命促使阶级关系尖锐化,抑制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他看来,不要与资产阶级作对,要顺应资本主义的大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而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中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伯恩施坦认为,彻底执行《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社会还相当遥远,并坦言道: “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7]68在方法论上,伯恩施坦直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把概念的辩证法看成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反映,从而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从用头站立变成用脚站立。”[8]68也就是说,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都难免陷入概念的圈套之中。鉴于此,伯恩施坦主张放弃辩证法,积极主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回避的矛盾,但放弃采取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方式,主张通过“回到康德去”来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思想-辩证法+新康德主義=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曾想,伯恩斯坦这一做法有力地证实了卢卡奇的判断,因为辩证法正是要戳破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现象,直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求助自然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基于资本主义事实现象展开分析的。可见,伯恩施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退回到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分析水平上,单纯强调马克思思想所谓的“科学性”,甚至为了言说的需要,直接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彻底抹杀了马克思思想的活力。另外,卢卡奇甚至认为,伯恩斯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还在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肤浅理解,仅仅将革命视为纯粹的杀人的伦理问题,这仅仅是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没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如此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就在一定程度上向布朗基主义倒退[1]82。

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将马克思的思想诠释为“科学”著称。一方面,考茨基对马克思在《宣言》中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坚信不疑,针对伯恩施坦所提出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反对伯恩施坦“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并从根源上指出,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理解有误,将其理解为彼岸事物,没有看到马克思“所推论出来的求知事物不是处于我们的经验的彼岸,而是从已知事物推论出来的。”[9]82但另一方面,考茨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和实证科学一样的科学,并期望藉由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对资本主义展开分析,即以纯量化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运作的规律。因此,在考茨基诠释体系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得到凸显,哲学属性被忽视。如此,考茨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就表达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虽曾一度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上,却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闪烁其词,认为革命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指出: “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特别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10]85考茨基的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着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发展逻辑,以纯粹量化统计的数据事实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以此将共产主义社会的降临完全诉诸客观社会结构的崩溃,放弃了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方法论上,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诠释为一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原则的“科学”,排除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抑或干脆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束之高阁,忽视其理论表达,大势宣扬所谓的“科学性”。在卢卡奇看来,如此做法只会淡化历史的概念。因为考茨基所谓的科学性,实质上是建构抑或诠释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名义上各个时代表现的方式不同,社会运行的内在本质却并没有发生变化,遵循着一个永恒的规律[1]83。

无论是伯恩施坦的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考茨基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都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主义者可以把议会当作一个讲坛。”[11]512如此一来,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就放弃了暴力革命,坚信社会主义需要改良才能到来。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粉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幻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被分裂为若干个互相敌对的民族派系,资产阶级暴露出了其唯利是图的本性。鉴于此,卢卡奇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为副标题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横空出世,结合其自身革命的遭遇与早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经历,展开了对“第二国际”的批判,并直接称其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都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烂熟于心,都曾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都曾标榜自己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甚至还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尤其是为马克思晚年相关著作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考茨基而言,其积极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甚至对《资本论》后续的出版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他最终却走上了经济决定论,在革命与改良之间踌躇不前。伯恩施坦亦是如此。可见,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内核与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但这些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理论家们何以走上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呢?

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实质

受黑格尔哲学的启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理论问题就是现实生活的体现,庸俗化的马克思主義正是物化的理论表达。因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就是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影响,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物化所带来的物化意识,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致使其在认识上陷入了直观的态度。如此,他们便错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事实”视为历史的“现实”,对待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也仅侧重社会学、经济学方面,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淡化马克思的哲学属性,从而致使其理论彻底的庸俗化。可见,在卢卡奇看来,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的关键便在于物化和物化意识。那不禁发问,物化、物化意识如何产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普遍化,就产生物化现象,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149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人们一手建造而成的,但人却不能改变他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通过人们劳动对象化建造的世界却异于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人的劳动也异于人本身,被客体化为商品,服从异于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随之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同质的商品经由抽象化、合理化被祛除其本身的物性,获得一种同质的新的物性,达到交换的目的。在商品普遍化的渗透下,劳动与交换的抽象化、合理化致使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以可计算性原则为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量化、物化,并且渗透到人的意识当中,便形成了物化意识。

同时,物化与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发展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物化产生物化意识,物化意识反过来也加剧着物化现象的发生,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国家机构、法律体系还是经济的运行,都是以量化计算作为基础,将高效运转设定为目标,对事物的处理与分析停留在表面的“事实”。微观上,社会主体的意识也被物化,其中的个人甘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运转上的螺丝钉,并且在资本主义化程度愈来愈高的外在现实的支配下,人们甚至在意识上承认这种生活状态的“合理性”。可见,“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道,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12]124工人愈发难以识别到资本家对其的剥削,在意识上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甘愿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添砖加瓦,暴力变革社会的革命热情骤减。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革命者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失去了活力。尤其在科层制推行下,无产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歧,部分工人贵族化,他们从被统治者跻身为统治者,被剥削者转变成剥削者。由此,这样的一批人,开始相继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捍卫者,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嗤之以鼻,甚至指责暴力变革社会是一种触犯伦理的“恶”,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这样的现实氛围就为“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现实土壤。基于无产阶级这样的事实状况, “第二国际”的开始有导向型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革命性,有意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鼓吹“回到康德去”,力求建立一套普遍的价值体系,以迎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第二国际”俨然沦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另一方面, “第二国际”之所以走上庸俗化的道路,不仅仅是基于外在的无产阶级状况所导致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物化的推动下,物化意识不仅渗透入工人的意识之中,还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促使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分析陷入了直观的态度,停留在事实的分析上。同时这种直观态度的认知方式,使主体本身主动接受,并将其理解为合理化,认为这就是科学。这种看上去显得科学的方法,恰恰是不科学的。因为大力宣扬所谓科学方法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无论是将一切认识依靠事实的经验论者,还是借助自然科学的机会主义者,都忽略了这些“事实”本身的历史制约性,错将“事实”与“现实”混为一谈,仅仅把生活中的出现的情况、统计素材与数字视为不变的“事实”。殊不知“它们(事实——引者注)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而且它们——正是按它们的客观结构——还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1]56因此,由所谓的“事实”通达真正意义上的“现实”,则必须冲破这样的历史制约性,但不是借助外在的尺度去衡量,而是由事物发展自身经受历史的和辩证的审查。在这个意义上,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丢掉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将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回到了近代认识论意义上,表现为单纯的主体对客体的知性的形式思维方式。

为了从哲学上寻求能够戳破资本主义物化外衣的方法,卢卡奇的天才就在于,将康德哲学的“自在之物”问题视为物化问题的理论表达,甚至“运用黑格尔提出的‘哲学史是统一的这一思想,将德国古典哲学解释成一个试图解决康德主义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过程。在这里,知识的问题被康德为了回应认识论问题而提出的自在之物这一概念所取代。”[13]104具体而言,近代哲学对认识论难题所做的尝试,正可以视为近代先哲为了挣脱物化意识枷锁所做的努力,即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二元哲学到康德的理论理性之限。在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早期理性主义独断论的回避,还是康德、席勒、费希特在道德、艺术、知识学领域内的解决,都没有实质性地彻底融合主客对立,只是在更高程度上再现了“自在之物”难题,但其一直未放弃解决。直至黑格尔的出现,他用辩证法将主客之间的僵硬对立融化于历史发展的环节,解决了认识论上的难题,“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4]61换言之,主客对立融于精神历史的发展中,一方面,主体充当客体的内容,另一方面,客体又是主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体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辩证过程的产物。可见,通过卢卡奇借由“自在之物”问题对近代以降哲学的演绎,似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思想最终才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物化的外衣,通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解决了近代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可见,卢卡奇与黑格尔,抑或卢卡奇视野下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上都试图把握起支离破碎的事实,通达认识上的总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就为卢卡奇批判以所谓的“事实”为理论出发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批判的方法,并为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属性提供可能。这也揭示了卢卡奇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被称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卢卡奇旨在资本主义新形势下,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其借由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通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从真正意义上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燃无产阶级革命的激情。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正在于,能够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站在历史的高度,将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置于总体的视野之下,“戳穿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假象,使我们看到假象下面的本质。”[1]53因此,在卢卡奇看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重点就在于恢复马克思主義的辩证法,突破物化意识,哲学层面上激活马克思主义。

三、总体性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9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实证主义,而是一种方法,一种革命的、历史的总体性辩证法。

所谓总体性辩证法核心就体现在“总体范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1]79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总体相较部分具有优先地位,即在事物的分析上,不停留在孤立部分,而是置于有机联系的总体中认识和把握。联系社会现实生活而言,要真正从“事实”前进到实质的“现实”,就必须以总体性的历史观将社会生活中孤立的“事实”视为历史自身发展的环节,才能透过“事实”直达“现实”的认识。可见,若想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就必须不断地努力追寻总体的现实,而不是迷恋局部的“合理”表象,陷入自然意识之中,迷失自我。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极力推崇的知性科学与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经济决定论在方法论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总体性视角,对事物的认识纯粹仅仅停留于抽象的表面,陷入直接现实性,以致难以去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抑或单纯将“总体”观念肤浅地理解为脱离现实的臆测。

这样的总体性范畴“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1]59可见,卢卡奇极力倡导的总体性辩证法并不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概念,而是试图达到一种具体的总体的认识。这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关于存在到现实的关系不谋而合。因为,黑格尔关于存在到现实的发展,也是将整体与部分相关联,即“‘现实一方面被表述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另一方面被表述为‘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15]40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言,卢卡奇意义上的总体性认识就包括两个两面,一方面,总体的现实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具体的总体,即被资本主义物化分离的二者的统一。因此,要想完全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必然需要掌握总体性辩证法,其他的形式思维方式仅仅只能把握由资本主义物化重塑的现象世界,并不能通达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另一方面,总体的现实是指历史生成意义上的具体的总体。在卢卡奇看来,历史不是僵化不变的永恒形式,也不是毫无关联的非生成性的片段碎片,而是展现着鲜活的人类、社会状况等变动的形式,即“历史恰恰是这些形式(人类生活的形式——引者注)的历史,是它们作为把人们组成社会的形式所经受的变化的历史。”[1]104可见,这样的总体现实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知性思维方式难以认识的,其仅仅只能对局部领域抑或事物表面认识而已。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言,所谓的“现实”只有通过这样的总体性辩证法才能清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系列矛盾,由此,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整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卢卡奇站到了马克思的视域下,将逻辑与历史统一了起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戳破资本主义社会外在合理化的外衣,使其背后的剥削、压榨一一显现出来,真正意义上通达具体的总体的认识,洞悉无产阶级的使命与责任,重新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情。

因此,摆脱庸俗马克思主义诠释的语境,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力,还在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1]49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6]9通过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诠释,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是相伴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是作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对象,可以说是在社会结构上充当“客体”的角色;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存在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关联,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的存在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沿此逻辑,无产阶级才应是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统治阶级。然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却与此理论逻辑相悖逆,随之资本主义化程度愈演愈烈,可计算的量化原则遍及资本主义的生活中,无产阶级沦为低下的被奴役的对象,其中的工人甚至被客体化为商品,出售其自身最宝贵的生命。然而面对这同一的可计算的量化过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却看到不同,资产阶级仅仅作为社会主体,直观地看到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则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客体的主体性,实现了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历史的总体的现实。如此一来,无产阶级便真正意义上冲破资本主义物化的束缚,实现自身的解放。可见,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真正担负起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使命。卢卡奇在这里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分析,论证了总体性辩证法的革命性,并深刻批判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肤浅理解。

《历史与阶级意识》强调“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a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卢卡奇这一做法,是在德国古典观念论的背景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之源,抬高了马克思的哲学地位。这一做法也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传统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1]16同时,这一做法也与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产生了共鸣,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柯尔施。因为,几乎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的同时,柯尔施以《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表达了与卢卡奇相近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17]58-59认为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占有方法论的核心地位,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肤浅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成一种知性科学,抑或直接拒斥马克思的思想,鼓吹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柯尔施与卢卡奇几乎一致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并借由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关联。虽然这一时期的卢卡奇是戴着黑格尔的“眼镜”去批判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方法,但却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地位,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哲学属性,提升了马克思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的哲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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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kács′ Critique of Vulgar Marxism

WU Yifan1, SHAO Liangting2

(1.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s no longer the so-called orthodox Marxism, and has become the ideology of the bourgeoisie (materialized consciousness). The revised Marxism, headed by Bernstein, and the scientific Marxism led by Kautsky, gave up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chose the socialist theory of peaceful growth. It directly ignored Marx′s dialectical thought in methodology, and fell into the empirical facts of capitalism. It emphasized the "scientific" aspect, and lost the general category of cognition, thus having become vulgarized Marxism.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s to reveal the realistic basis of criticizing vulgarized Marxism, and to arouse the revolutionary enthusiasm of the proletariat by reinterpreting Marx′s dialectics (overall dialectics). This critical study of Lukács reinterprets the Marxist though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ought of "Second International" and interprets Marxism as a philosophy and a method of guiding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lthough Marxism in Lukács′ vision is Hegelian, it restores the status of Marx′s dialectic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t is still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dialectics today.

Key words: Second International; Lukács; materialized consciousness; Marxism; overall dialectics

收稿日期:2020-02-25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ZX008)

作者简介:吴一帆(1993—),安徽池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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