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游牧风格陶瓷器具研究

谷 峤，张佳明

（白城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白城 137000）

契丹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兼营渔猎的草原民族，其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具也大多与游牧生活息息相关，金属制和皮囊制的器具曾被广泛使用。辽国建立之后，契丹人的政治地位上升为“国族”，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开始了瓷器的生产。随着辽国制瓷工艺的发展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陶瓷器具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用具的主流。辽代陶瓷器具中除了有中原传统的器形外，还有许多器具保留着契丹的原始特色风貌，具有浓厚的游牧生活气息，如穿带瓶、鸡冠壶、扁壶、鸡腿瓶等。

一、契丹社会中备受青睐的穿带瓶

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墓的石棺画上（见图1），有两位契丹妇人负瓶而归，其所负之瓶盘口、长颈、长腹，系盘口穿带瓶无疑。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辽境出土的穿带瓶的数量并不多，且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和辽宁两地。其中，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夫妇合葬墓［1］出土盘口穿带瓶3 件；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M3、［2］内蒙古巴林左旗十三敖包乡宝泉营子村猍歹沟墓、［3］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汉城遗址、［4］内蒙古库伦旗奈林稿M2、［5］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罕山M3、［6］辽宁朝阳波罗赤辽墓、［7］辽宁锦州市张扛村M1［8］和辽宁阜新县白玉都辽墓［9］各出土1 件；赤峰市巴林右旗林西县白音尔登乡张家营子村也出土1 件，现藏于林西县博物馆，共计12件（见图2）。

图1 契丹驻地生活小景图

图2 辽代出土的盘口穿带瓶

辽境出土的这12件穿带瓶（见表1），有白釉6件，绿釉4 件，青釉1 件，酱釉1 件。在造型特点上，除了韩匡嗣墓出土的穿带瓶为大口直领，耶律羽之墓中的一件穿带瓶口颈残失不好推断外，其余10件的形制大体相同，均为盘口、细长颈部、长圆腹部、圈足。肩和腹部两侧还有对称分布的桥状穿系两组，为了增强系带的牢固性，有的穿带瓶在同侧的穿系间还置有带槽，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绿釉穿带瓶，在其圈足上与穿带相对应的部位还有扁穿孔。

表1 辽代出土盘口穿带瓶一览表

穿带瓶是一种承装液体的器皿，其腹部长圆容量大，盘口便于液体注入，而细颈使液体不易蒸发和流失。穿带瓶器形高大，辽境出土的穿带瓶的高度都在23～37厘米之间，陶瓷制品本身净重较大，再盛满液体后更是重量倍增，难于移动，将其制作成高体瓷器，再加穿系，负于背部，便可减少它的移动难度。契丹人逐水草而居，在游牧过程中常需探寻水源，并取回驻地，以供日用。图1中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契丹驻地生活小景图便再现了用盘口穿带瓶背水的场景。从石棺画中穿带瓶和妇人身高的比例来看，图中穿带瓶的高度至少在半米以上，远高于考古出土的实物高度，应是当时的画师在图画细节处理上的失误，导致图中的穿带瓶比例有失。

穿带瓶并非辽代独有，早在中原地区的唐墓中就有穿带瓶出土。在目前已知的辽代窑址，如赤峰缸瓦窑址、北京龙泉务窑址、巴林左旗南山窑址、白音高勒窑址和阿鲁科尔沁旗宝山窑址，均未发现过穿带瓶，而内地的邢窑址、黄堡窑址和定窑窑址都有出土过。［10］关于辽境内穿带瓶的源流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如彭善国先生在《试析辽境出土的陶瓷穿带瓶》一文中，将辽境与内地出土的穿带瓶做了对比分析，并对辽境出土穿带瓶的源流进行详尽考证——辽代陶瓷中的穿带瓶，在内地自有其形制渊源，而且有些就是来自内地窑场。［11］

虽然辽地的穿带瓶是仿源内地，但也是一种非常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器物，应该看到辽境内出土的“穿带式”器物不仅有穿带瓶一类，还有颇具契丹文化因素的鸡冠壶和扁壶，穿带式器物在辽代陶瓷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它们便于捆扎、固定，可以背负或斜挎，从而使双手得到解放，这对于启足便是马背的契丹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由于穿带式器物便于携带的特点适应了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需求，因此才会在契丹社会中倍受青睐。

二、最具契丹民族风格的鸡冠壶

鸡冠壶，是最具契丹民族风格的器物。鸡冠壶造型多样，富于变化，其类型学研究也一直是辽代陶瓷研究的重点对象。自李文信先生在50 年代将鸡冠壶的类型和演变排成了序列开始，冯永谦、杨晶、李宇峰、梁淑琴和冯恩学等学者在鸡冠壶的形制研究上又提出许多富有创建性的研究思路。学术界现在多趋向将穿孔式和提梁式鸡冠壶区别成两大序列，这种序列的划分是基于两者在用途方面的差异决定的，且不同序列的鸡冠壶可能在形成之初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属性。

穿孔序列鸡冠壶，其早期形式多为扁身单孔式，体积较小，形体矮圆，这种形制的鸡冠壶在早期辽墓之中发现的数量较多。如辽建国前的呼斯淖墓［12］，出土了3件磨光黑陶的鸡冠壶，形制均为上扁下圆，凹底，除了鸡冠处有一穿孔外，在壶体一侧还有上下两个横向穿钮，两穿钮之间还有竖向的凹槽，壶体另一侧则只有凹槽而无穿钮；辽代早期稍晚的阜新海力板辽墓［13］中出土的单孔式鸡冠壶也属此种形制（见图3中的1图）。从辽代中期开始，穿孔式鸡冠壶的壶身趋于由扁圆向扁方发展，尤其是双孔式鸡冠壶，其侧面由三角形渐变成长方形，壶身也更趋向长方体，如辽宁朝阳前窗户辽墓［14］出土的双孔式鸡冠壶便是如此（见图3中的2图）。

可见，早期的穿孔式鸡冠壶，壶体扁圆，壶上的单孔和侧面的横向穿钮，是为了穿捆绳索而设计，通过交叉捆扎便可将壶身固定，比较突出地体现了游牧生活中便携、固定、捆扎等器形的特点。壶体上方的鸡冠形耳，中心有一圆孔，圆孔正上方即为一高耸的尖脊，这应该是因为圆孔上方受力最大而专门设计的。而中期以后，穿孔式鸡冠壶形态向扁体发展，扁体的壶身便于贴靠和固定，更适合在马上携带和使用。

提梁序列鸡冠壶，其早期形态较肥硕，短管口，矮提梁，且多有仿皮条装饰纹，可见其祖型也应该是皮囊制品。如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15］中出土的一件提梁式鸡冠壶（见图3中的3图），上扁下圆，器身正视图的长宽比大体相同，矮提梁，平底，左右两侧有线纹缝合痕。从辽代中期开始，提梁式鸡冠壶便向高发展，容积增大，提梁增高，管口相应加长，且普遍采用了便于摆放的圈足，整体形态向唐宋流行的注壶靠近。如吉林双辽骆驼岭辽墓［16］中出土的提梁式鸡冠壶（见图3中的4图），长管口、高提梁、直身筒腹，腹宽约为腹高的一半，圈足。

图3 辽代鸡冠壶

从提梁式鸡冠壶的发展脉络上看，早期的提梁壶虽也脱胎于皮囊壶，但是其形态肥圆，若仅以提梁捆扎，并不易于固定在马背之上，加之皮革制成的软提梁长时间挂于马上也容易磨损脱落，所以提梁鸡冠壶可能更适合在车上或地面上供短暂定居时所用。中后期时的提梁壶，则更加适合定居生活，其体态增高，容积变大，大手环式的提梁在手握时更加舒服，适合与碗、杯等小型容器配合使用，其功能已与注壶无异。到了辽代晚期，穿孔鸡冠壶逐渐没落，而提梁式鸡冠壶则独霸天下，这与契丹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穿孔式还是提梁式，两种序列的鸡冠壶均是缘起于皮囊壶，其起源可追溯到游牧民族的黎明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金属、陶瓷容器相对缺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游牧民族都是就地取材，用皮革制作容器，只是原料易腐，难于保存，所以今天所见的鸡冠壶大多为瓷质。

三、彰显浓郁马背民族特质的扁壶

扁壶，是一种携带水、酒等液体的容器，根据质地，大致可分为陶、瓷、铜、漆四种，其中以瓷质扁壶数量最多。陶质扁壶出现较早，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17］瓷质扁壶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直至明清都有烧造。［18］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辽地出土的扁壶数量并不多，分陶、铜、瓷三种质料，共计13 件（见图4）。其中内蒙古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19］出土磨光灰陶扁壶2件、辽宁锦县张杠屯4号辽墓出土灰陶扁壶2 件、［20］北京西便门外发现的辽代窖藏中出土辽代铜扁壶1 件、［21］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22］出土酱釉扁壶1 件、内蒙古辽代广德公墓［23］出土绿釉扁壶1 件、吉林扶余县出土辽三彩印花扁壶1 件、［24］内蒙古宁城县天义镇郊区出土辽三彩龟形扁壶1 件、［25］山东济宁市东门小区内出土辽绿釉龟形扁壶1件、［26］白城市博物馆藏辽绿釉穿带扁壶1件、辽宁省博物馆藏绿釉穿带扁壶1件［27］和三彩釉印花海水太极图扁壶1件［28］。

图4 辽代出土扁壶

这13 件扁壶根据功用的不同可以分为有柄和无柄两类（见表2）：除扶余县出土的辽三彩扁壶和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三彩釉印花扁壶有柄之外，其余11 件扁壶皆无柄，其中北京西便门窖藏出土的铜扁壶没有穿系，其余的10件无柄扁壶在腹身侧面皆分布有不同数量的穿系，有的扁壶侧脊还内凹成便于固定穿带的凹槽。如辽宁锦县张杠屯4号墓出土的1件陶质扁壶，在壶体的肩部与下腹部各有一对穿钮，且腹身一面内凹，一面微鼓。而广德公墓与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扁壶，在腹部侧面均置有凹槽和三对桥形穿钮，代钦塔拉辽墓出土扁壶的梯形圈足上还留有穿孔。

表2 辽代出土扁壶一览表

续表2

据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契丹扁壶的周身设计都彰显着浓郁的马背民族特质。首先，其形制小巧，整体扁圆，这种扁体的造型显然比圆体器物更方便携带，壶身多是背面扁平或内凹，前面微鼓，这种曲度变化的设计使扁壶在背挎于人体或马体时更容易贴靠吻合；其次，契丹扁壶多有穿钮，以上13件扁壶样本中，仅北京西便门窖藏遗址出土的扁壶例外。多数穿钮扁壶的侧脊处都置有凹槽，以便更好地固定穿系的绳索，一些有圈足的扁壶还会在圈足上预留穿孔，以方便穿带经由穿孔兜住器底，更好地固定于人身或马上。

辽境出土的扁壶数量虽不多，但是风格自成一家，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契丹人多使用轻便易携的皮囊器，出于对游牧生活的特殊情感，辽代许多瓷质器物的造型都会模仿皮囊器具。在广德公辽墓出土的绿釉扁壶，壶腹的侧脊粘合处便饰有两道凸起的皮囊缝合线纹，可知除了陶、瓷、金属质地的扁壶外，在当时的契丹社会中还存在着未能保存下来的皮囊质扁壶。

四、契丹日常生活常用的器物——鸡腿瓶

鸡腿瓶也称鸡腿坛、牛腿瓶，是一种贮藏容器。其造型小口、溜肩、腹部修长如鸡腿，故名鸡腿瓶。在辽代的遗址和墓葬中，鸡腿瓶的出土比例较大，在缸瓦窑、缸官屯窑、白音高勒窑和哈达英格窑等许多辽代窑址都可以采集到鸡腿瓶的残片甚至整件。［29］辽墓中的鸡腿瓶多成对出现，以缸胎茶叶末釉最多，另外，在辽墓壁画中也时常出现鸡腿瓶。鸡腿瓶在辽地出土数量多、分布广，可见在当时属于一种十分常用的器物。

辽墓壁画中的鸡腿瓶多出现在宴饮题材的壁画中，如在朝阳木头城子辽墓［30］中有一幅饮酒图，图中两人饮酒正酣，一人醉倒如泥，旁边绘有两个比例失当的大鸡腿瓶，暗示图中的鸡腿瓶为储酒之用。法库叶茂台M7［31］中的鸡腿瓶在出土时瓶中尚存红色液体，经鉴定该液体为葡萄酒。鸡腿瓶一般插放于与之配套的木架之上，有的也直接将鸡腿瓶的下半部分埋入地下放置。如敖汉旗羊山一号墓［32］东南壁的备饮图中（见图5），鸡腿瓶被整齐地插放在木质座架之上，瓶口加有封泥，还贴有标签，可能是用来标明瓶内所窖之酒的品类或日期。而敖汉旗下湾子辽墓［33］壁画中的鸡腿瓶（见图6），则是瓶体下半部被埋住而放置于木桌之下的。鸡腿瓶体型细长，瓶口较小，这种造型特点使瓶内液体不易溢出和挥发，使鸡腿瓶适于储存水和酒等液体。有学者认为鸡腿瓶的祖型来源于长身的皮囊，除了储存水和酒之外，还兼具发酵乳制品的功能。乳制品容易腐坏变质，可将鸡腿瓶的大部分埋入地下，如敖汉旗下湾子辽墓壁画中一般（图6），以降低瓶内温度，这样鸡腿瓶便可作为适于低温冷藏乳制液体的贮藏器了。

图5 敖汉旗羊山一号墓备饮图

图6 敖汉旗下湾子辽墓壁画

为方便搬移，游牧民族很少使用大容器。鸡腿瓶器身细长，具有占地面积小的优点。契丹平民的毡帐面积很小，将这种贮存液体的容器制成细长形状，放置毡帐角落，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空间。另外，鸡腿瓶细长的器体便于在颈下凹槽和足跟之间系带背于身后，其上粗下细的曲弧变化也容易和人体的背部曲线相吻合，直接抱取也很方便。有的鸡腿瓶的器身上饰以瓦楞纹，应该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方便搬移之故。在用车马运载时，细长的瓶体也非常适合捆绑集束，不仅节省空间而且稳固不易滚落。

穿带瓶、鸡冠壶、扁壶和鸡腿瓶等生活器具，便于携带、实用性强，是其用具造型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体现了浓郁的游牧民族风格。即便在辽建国以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的生活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依然可以清晰地在其日常使用的器具上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