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宫廷演剧机构南府、景山考

郝成文，李飞杭

（1.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2.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清代内廷演剧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史，尤其是乾隆朝内廷演剧较为繁盛，对后世影响很大。然而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关于乾隆朝的演剧情况学界研究进展缓慢。对于此时期演剧机构的探讨，最早是朱希祖在《整理昇平署档案记》中对南府、景山做了简要考述：“南府制度，均见于道光元年至七年恩赏日记档。（道光以前，规模更大，观嘉庆间档案所记，已较道光初名目较多，乾隆时，则更不知如何矣！）”［1］继而，王芷章在《清昇平署志略》［2］中对南府、景山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考证了内、外学的设置以及下设机构，但因所据材料不够全面，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和遗漏。新世纪以来，学界有了更多的探讨，以朱家溍、丁汝芹的《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3］和罗燕的《清代宫廷承应戏及其形态研究》［4］为代表，依据部分新的档案材料对演剧机构的演变进行论证，推动了学界对于内廷演剧机构南府、景山的关注和研究。总体来说，现有著作对南府、景山的沿革问题大体已勾勒清楚，但对于乾隆朝南府、景山建制的探究还不够详尽，尚有可论之处。

一、乾隆朝前期宫廷演剧机构南府、景山

（一）内学、外学的设置及调整

“南府”之名最早见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二十日的一条题名为《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的满文档案，内中写道：“糊南府（音译）所用戏台架子（音译）及戏子架子（音译）六，又糊杨村府内正房三间之棚，共用白福地蓝纸（音译）一千零五十张……”［5］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二十二日，《李孝生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中出现了“景山授艺教习”的名称：“十九日，本月给景山授艺教习王国川、王世元、金有成、张文灿、唐国俊五人钱粮银各四两，另给周嘉银二两，共带去银二十二两……”［6］从之后康熙年间的满文档案来看，南府和景山二处都多有提到，但是关于南府、景山的内部建制情况最早的记载却是在乾隆朝。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有乾隆年间内务府呈稿，记录了南府、景山人员奔赴热河的详细情况。其中乾隆二十年（1755）《奔赴热河的南府景山学艺人名单》相对较早，该档案完整记录了南府、景山机构和人员，档案内容如下：

南府

总管一员

内头学太监十九名

内二学首领 太监三十四名

内三学首领 太监三十四名

外头学学生 太监六十五名

外二学首领 学生 太监六十五名

外三学首领 教习 学生 太监八十三名

弦索学首领 太监二十六名

钱粮处学生 太监四十一名

景山

总管三员

教习学生五十一名

新小学首领 学生五十名

小内学首领 学生 太监二十九名

宫戏学首领 太监十五名

十番学太监十九名

钱粮处太监八名

以上共人五百四十三名

中和乐首领、太监三十二名

普共人五百七十五名［7］

从档案来看，乾隆二十年（1755）南府机构包含内学三个（内头学、内二学、内三学），外学三个（外头学、外二学、外三学），以及弦索学和钱粮处。较南府，此年景山内外学设置相对混乱一些，有51 名教习学生，应为外学。由机构名目来看，小内学应该主要由年龄较小的、刚入职的太监学生组成，也有一部分非太监学生，新小学则主要为新加入的小龄的民籍或旗籍学生组成。此外还有宫戏学、十番学、钱粮处。中和乐则单独列出。①与此档案年份相同的乾隆二十年所立南府总管靳进忠的墓碑，碑文涉及的南府机构有：内学：内头学、内二学、内三学，外学：大学、小学，中和乐、十番学、钱粮处、档案房、大差处。档案房设有写字人，常年抄写、修订剧本，记录皇帝旨意、演戏安排，为南府常设机构，而大差处应是为庆祝皇帝万寿而临时组建的部门，所以时有时无。档案房和大差处未出现在乾隆二十年档案之中，说明南府人员并未全部前往热河，热河承应暂时不需要档案房和大差处。然观档案记载乾隆朝南府机构之名目，未见外学之下有大学、小学，且碑文也未记载弦索学，对此碑文记载笔者暂且存疑。

乾隆朝前期，南府、景山的机构变化较为明显，应是乾隆皇帝有意对演剧机构加以调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呈为往热河南府学艺人清单》中发生了变化，内容如下：

乾隆二十二年二次往热河

南府总管一员 教习一名

内头学太监十名

内二学首领 太监三十六名

内三学首领 太监三十二名

外头学首领 学生 太监六十二名

外二学首领 学生 太监五十二名

外三学首领 学生 太监六十四名

弦索学首领 太监二十二名

钱粮处首领 学生 太监四十名

景山

总管二员

教习四名

头学学生三十八名

二学首领 学生 太监四十名

三学首领 学生 太监二十七名

宫戏学首领 太监十五名

十番学太监十八名

中和乐首领 太监十七名

以上共人四百八十一名［8］

较之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府下设机构未发生改变，景山的变动则比较明显。乾隆二十年（1755）景山下设的新小学和小内学，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变为了头学、二学、三学，头学只有学生组成，应为外学，而二学、三学依南府的情况来看，其属内外学都有可能。之前的51 名教习学生应该分散在这三学之中，因此，景山的三学应该主要由小学生和教习组成。景山原有钱粮处，此次也未前往热河。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到二十二年（1757）的外学人员中有太监存在，之后未见档案中再有太监出现在外学中，具体原因暂且不明。在康熙朝时未见南府、景山有明确的内、外学之分，雍正朝档案不得见。笔者以为，在乾隆初期，内、外学的管理可能相对不那么明确。

（二）南府、景山的下设机构

除内、外学之外，南府、景山的下设机构也逐渐完备，档案中所记录的仅为前往热河的一部分，但也可看出其基本构成，下面分别对这些分支机构稍加论述。

弦索学主要承应以弹拨乐器为主的曲艺类表演。明代教坊司中就有以弦索弹拨为主的伴奏，徐渭《南词叙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看过进呈的南戏《琵琶记》之后，对其赞赏有加，又曰：“惜哉，以宫锦而制留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司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9］朱元璋考虑《琵琶记》不能用弦索伴奏，遂命教坊司奉銮史忠和色长刘杲用北曲为《琵琶记》重新谱曲，使之能用弦索乐器伴奏。奉銮和色长为明教坊司官职，可见早在明初期弦索伴奏已是常事。清宫“弦索学”应承袭了明代旧制，最初宫中未裁女乐时大概由女人演奏。“‘弦索学’所承应的是以弹拨丝弦为主的音乐演奏，也不排除为人伴奏唱俗曲，那时‘曲艺’的名词还没有出现，演唱者之间也没有过多的界限，只要能‘应活’什么表演都可参加，所以‘弦索学’为八角鼓等俗曲伴奏自是分内‘承应’部分，有时还要上台参加昆腔戏曲演唱。”［10］嘉庆七年（1802）二月十八日的旨意档中就出现了“弦索学执旗人”［11］的字眼，可见弦索学有时还兼职舞台表演。

钱粮处掌管所有有关演剧活动的开支、发放，诸如艺人的日常俸禄、恩赏银钱的发放，物品、粮米的支领，后台砌末、服饰的保管等事宜，其成立和解散应与南府、景山相始终。南府、景山各有钱粮处，这说明南府、景山的人员、机构是相对独立的。

“宫戏”通常是指木偶，傀儡。夏仁虎在其《傀儡戏》当中讲述：“傀儡戏俗呼托吼，即明代之过锦。清曰宫戏，以娱太后、宫眷。其演唱技艺皆由内监供役，故亦称宫戏，于春耦斋构宫台。自孝钦后，外优人演，此戏遂废。”［12］宫戏学在康熙朝就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二十日的一条满文档案，题名为“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内中写到“准郎中兼云麾使苏博来文，教宫戏处（音译）用定粉二匣子，此项银四分”［13］。此处的教宫戏处即为宫戏学的前身，此时的宫戏处人数并不多，归于内务府掌仪司之下管理，到乾隆朝有时归并为景山管理。在清宫档案中也有“宫戏房”一说，乾隆元年（1736）的一则满汉合璧档案，记录了宫戏房太监林进忠逃走，最终自行投回交由掌仪司惩戒之事。［14］此处宫戏房与宫戏学应该有所联系。嘉庆十年（1805）盔头作呈报的档案中宫戏学还存在，之后就未曾见过了。夏仁虎所谈孝钦（慈禧太后）之后，宫戏便没有了，其所说当是宫戏，而非宫戏学这一机构。王政尧在《清代戏剧文化考辨》中认为，“学习宫戏、太监演员们每日学唱练功之所，明代玉熙宫是其一。类似今天戏曲院校内的教室、练功棚、排演场等。清承明制，清代的学艺太监也有这样的相同、相似之地。”［15］似乎将宫戏房理解为太监演员学习宫廷戏曲的地方，将一个专有概念空泛化，略有不妥。

十番本是乐名，中国南北方均有，十番学则是以打鼓为首的奏乐吹打机构。李斗《扬州画舫录》云：是乐不用小锣、金锣、铙钹、号筒，只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板、大鼓十种，故名十番鼓。［16］十番学所用到的乐器其实不一定只有十种，还可能会更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玄烨南巡时，听苏州清客打十番，就命随行小番打起北方十番。“时已黄昏矣，上起而出，到天王殿，见下边百姓拥挤，塔上俱点红灯，照耀满山，看者不肯散去。上曰:‘上边百姓都已听见了，下边的还没有听见，再打一套去。’随坐千人石上，打起十番。上自动手打鼓，后乃连打数套，逐件弄过，直打至二更时方完。”［17］康熙帝所带随从有打北方十番者，都是十五六岁的童子，有十六人，各持乐器。而康熙帝竟然也熟练十番，虽不知其十番技能由何人学来，但一定是宫中的奏乐部门。推想之，或者早在康熙年间，宫中可能就已经有了十番学之类的机构。

中和乐属奏乐机构，归掌仪司管理，掌仪司则是与南府并立的另一机构，同属内务府管辖。王芷章先生据《大清会典》讲述：“顺治八年（1651）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一条后，有又定以副首领二人内监八十人，专司中和韶乐一谕，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乾清宫所陈乐器内添设金砖钟玉特磬之前，则其因专司中和韶乐且系内监充之，故有内中和乐之名，已属明显之事。”［18］可见中和乐是内廷演剧的传统部门，先于内学，是清内廷演剧部门的“元老”，前往热河时中和乐由掌仪司借调在南府、景山之下。

此外，当内廷演剧事务过多，尤其是筹备万寿庆典之时，需动用除南府、景山外的工程处、盔头作等部门，事务繁杂，故另成立大差处，由内、外学混合而成。直至道光七年（1827）南府改制为昇平署时，大差处撤销。

二、乾隆朝中期宫廷演剧机构南府、景山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每年南府、景山前往热河的机构延续着相同的规制，再无明显变化。以乾隆三十年（1765）档案记录为例：

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此次前往热河备差去

南府总管一名

内头学十四名

内二学三十五名

内三学二十九名

外头学四十七名

外二学六十六名

外三学五十三名

弦索处①此处“弦索处”应与“弦索学”相同。十八名 钱粮处四十一名

中和乐二十名

景山总管二名

教习三名

头学三十六名 二学三十八名

三学四十三名 宫戏学十五名

十番学十四名

以上共人四百七十五名［19］

据上引，较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三十年（1765）前往热河听差时，除南府减去一名教习，中和乐由景山改为南府下辖之外，并无大的变动。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宫热河档案》也记载了福隆安奏为《南府学艺人等前往热河的预备车辆事》的奏折，其中所列南府景山机构如下：

南府景山二拨出外人

总管三员

内头学二名 内二学三十名

内三学三十二名

外头学八十三名 外二学六十八名

外三学九十二名

头学三十六名 二学五十二名

三学四十四名

弦索学十五名

钱粮处四十二名

中和乐二十一名

十番学十五名

宫戏学十五名

以上共人五百五十名［20］

档案中记录为“二拨出外人”，但未在档案中发现“头拨出外人”名单，此处中和乐又归入了景山下辖之下，可见中和乐在前往热河时确是归属不定，但总在南府或景山二者其一。乾隆五十年（1785）《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在崇文门外精忠庙）碑文也涉及了当时内廷演剧的机构：

十番□□ 钱粮处 中和乐 □索学 外二学内三学公官众等信官众等景山钱粮处三学①掌仪司筋斗房［21］

碑文不能识别的地方应为十番学和弦索学。与前文材料相比较，此处出现了掌仪司筋斗房。掌仪司原名钟鼓司，后改礼仪监，顺治七年（1650）改为礼仪院，康熙十六年（1677）定名为掌仪司。筋斗房为掌仪司直接管辖，《国朝宫史》卷二十一·官制二曾列：

内务府所属掌仪司

首领五名 俱八品侍监每月银三两米三斗

副首领八名 无品级每月银二两五钱米二斗半

太监一百名 每月银二两每年米十六斗恩赏每月公费银四十分每分银六钱六分六厘

司乐太监六十名 每月银二两米一斗半恩赏每月公费银四十分每分银六钱六分六厘

圆清太监六名 每月银二两每年米十六斗

筋斗太监十四名 每月银二两公费银六钱六分六厘［22］

掌仪司归内务府统辖，与南府是并列机构，其“筋斗太监十四名”应就隶属前文所提到的掌仪司筋斗房，因宫廷演戏需要技艺超高的筋斗太监，所以筋斗房虽不属南府管辖，但与内廷演剧却不可分离。在南府、景山有演剧事宜时，筋斗房就随南府、景山一同承应。

三、乾隆朝末期宫廷演剧机构南府、景山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府、景山出外人数清单”中，南府、景山的演戏机构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南府景山出外人数

总管二员

内头学首领 太监四名

内二学首领 太监三十二名

外头学首领 学生六十六名

外二学首领 学生六十六名

外三学首领 学生八十三名

钱粮处首领 学生四十二名

中和乐首领 太监二十一名

弦索学首领 太监十八名

头学首领 学生三十二名

二学首领 学生四十五名

三学首领 学生三十九名

宫戏学首领 太监十五名

十番学首领 太监十五名

以上共人四百八十名［23］

由档案可知，此年南府内学为首领、太监，外学为首领、学生，人员组成明确。头学、二学、三学应为景山机构，但均未见这三学有太监存在。此年南府不见了内三学，景山三学则全由首领、学生组成，未见太监。如果按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外出学艺人名单来看，乾隆五十年（1785）《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所记录的机构应该是不完全的。据文中所列档案，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前南府内学均有三个戏班，而乾隆五十四年（1789）则不见了内三学，嘉庆四年（1799）呈报的《为南府学艺处应用纸张丝弦等事》，［24］其中记录时年南府有内学两个、外学三个，维持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规制，故乾隆朝末期内学有所裁减。

相比之下景山戏班的组织要混乱一些，乾隆二十年（1755）新小学和小内学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变为了头学、二学、三学，乾隆三十年（1765）和四十五年（1780）档案中景山三学未注明首领、学生、太监的身份。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景山三学之中均未见太监的记载，据此可以肯定此年景山已经没有了内学，但何时变化的则不得知。从乾隆二十年（1755）至五十四年（1789）的档案来看，景山人员确实主要由外边学生组成，据乾隆年间人士吴长元所撰《宸垣识略》载：“景山内垣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门内有庙三楹，祀翼宿。前有亭，为度曲之所。其子弟亦延师授业，出入有景山西门。”［25］苏州巷在景山之内，为苏州伶人的聚集地，北上伶人皆住于此，这样一来景山多为外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此，我们基本梳理清楚了南府、景山在乾隆一朝的发展脉络，为简明呈现，列表如下，见表1。

表1 乾隆朝南府、景山机构沿革表（内务府呈稿）

乾隆一朝承袭了康熙朝所设立的南府、景山演剧机构，又根据演剧人员身份的异同设立了内学和外学。在乾隆朝初期，内、外学的管理相对不那么完备，所以出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府外学当中同时有学生、太监的情况，当年的景山也是如此。随着演戏机构的不断壮大，至乾隆朝中后期南府、景山趋于稳定。而乾隆朝末年，南府的内学由三个缩减为两个，景山头学、二学、三学当中原有的太监也不得见，清宫演戏机构的内学规模逐渐缩小，这或与外学伶人技高一筹有关，所以宫廷才有意减少内学，扩大外学。除此之外，弦索学、宫戏学、十番学等与乾隆朝宏大的演剧规模相辅相成，加之掌仪司诸部门，使乾隆一朝成为清代内廷演剧的高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