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视域下的海南牌坊文化

张继焦, 吴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民族学系, 北京 100081)

牌坊是中华传统特色建筑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为表彰科举功勋及忠孝节义之人,会为其建坊标榜功德。在一些祠堂前,本姓人也会为彰显祖先美德而建坊,同时兼有祭祀祖先的功能;还有一些牌坊立在道路县衙以示标志。明清时期牌坊成为一种普遍性建筑,广泛分布在城市乡村。北京现存明清时期65座牌楼,材制不一;皖南还留存有百余座大牌坊。但更多的牌坊现已不可见,据史料载海南海口历史上牌坊曾多达百余座,四川隆昌有青石牌坊69座、庙观门坊171座,广东潮州牌坊也曾高达500多座。全国牌坊数量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是否意味着各处牌坊的民间记忆都类似?当地人对这些牌坊如何理解?作为他者文化的局外人又如何看待这些牌坊?

一、分析框架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阐释)人类学兴起,主张人类学是阐释性的学科。解释人类学建立在对文本和话语分析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认知方式既体现在民族志的“深描”中,也体现在对“地方性知识”的探索中。格尔茨指出,人悬挂在己身所编制的意义之网上,文化就是意义之网,因而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意义的追寻,方式则是民族志对“深描”的探索[1]。他强调,对文化的深层解读需要理解他人的理解,解释他人的观点,进而理解地方性知识,深层次地揭示人类行为和文化之间的系统性关系[2]241-243。故而,地方性知识实际上是关于地方知识生成的理论,所生成的结果是地方性共识,所强调的是在生成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多元化与主观化。

牌坊亦是一种符号文化,因广泛分布而形成了各地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最初,牌坊多建造在街首巷口具有标识和旌表作用,或建在宗祠寺庙门前作为装饰和配套建筑。随着统治阶级对牌坊的重视以及牌坊自身形制的不断发展,牌坊的种类越来越多,其社会功能也愈加广泛和复杂,但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建筑材料与民俗风情不同,受地缘因素影响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强弱也各不相同,牌坊在各地的分布各有特色,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形制内涵上。牌坊在全国不同地方的具体体现,可以看作是由牌坊这一符号系统衍生出的不同地方性知识。较之全国,海南牌坊数量并不少,其材制风格带有明显的海南文化烙印,是一种特色浓厚的地方性知识。

本文首先从地方性知识的“对比性”出发,通过对海南牌坊与全国牌坊的比较,来彰显中国传统牌坊文化的多元知识性与社会共识性,并进一步从普遍性与特殊性中探索出海南牌坊文化的地域性与知识性,这是建构海南牌坊文化的基础。其次,我们也要认识到地方性知识的多声部,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学家对“文化持有者的阐释(第一级解释)”的解释(第二级或第三级解释),由此用民族志写作来阐释一种符号系统,即异文化。在海南牌坊文化中,“文化持有者”即海南当地人,因特定情况、生活经历等的不同对当地牌坊有不同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对牌坊的不同记忆。而作为异文化的他者又会对牌坊有不同的认识,由此牌坊在不同群体内部获得了不同意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时代背景下,海南牌坊文化也可发挥共同体的凝聚功能。综上所述,本文从三个层次对海南牌坊文化进行地方性知识的阐释:第一层主要阐释海南内部眼界中的牌坊,第二层解释他者外部眼界下的牌坊,第三层则从共同体视角去阐释海南的牌坊文化,以此呈现出牌坊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因观察视角与社会情境等因素的不同,常常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承载着区域社会群体所赋予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当地人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体系。

二、地方性牌坊知识:海南与全国的对比

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提倡的“礼”成为维系尊卑与等级制度的社会共识,建筑也成为传统礼制的标志与象征之一。大到城池,小到门钉,都突出了辨别社会等级的功能,牌坊作为一种突出的古典建筑小品[3],同样成为建筑领域的“全国性常识”。但全国牌坊的分布受到自然地理格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地域人文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海南也受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性牌坊知识。

1.牌坊文化的地域性

中国疆域宽广,按照地理、气候、经济和行政管理等因素可划分为八大块,各个部分分布着不同的文化区,其间各有交叉。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牌坊数量大致呈现出从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总体数量较多且分布广泛,但并不均衡,呈现出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4]。纵观全国,北京、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川、山东、山西、海南及河南地区牌坊数量相对较多,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牌坊数量甚少,西藏牌坊更是难觅影踪,其他各省牌坊数量一般。同时,牌坊作为一种古代社会统治阶级推行社会礼制与社会教化的手段,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与区域文化有着明显的关系,而区域文化又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因素、政治力量大小等的影响,因而各区域之间的牌坊类型各有差异①。现将我国明清时期各地牌坊文化的特点列表分述如表1。

表1 中国明清时期各地牌坊文化的地域性②

牌坊文化既有集中性,也有地域性。集中性体现在军政功德坊、科甲功名坊、贞女节妇坊等,这些牌坊内含的精神是统治阶级最为推崇的,军政功德坊能够保证臣子为国尽忠,科甲功名坊鼓励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为国家做贡献,贞女节妇坊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因此,这些社会公认度较强的牌坊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是一种“全国性牌坊文化”,只不过在各地有数量之别、材制之差。

牌坊文化的“地方性知识”是认识牌坊本质的更重要一部分,它代表了统治阶级在不同区域所推行的社会理念与举措。“地方性知识”不同的牌坊文化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

第一,就地理环境来说,在远离中央政权的偏远边塞地区,统治者出于维护边疆安全、旌表战功等的需要,“旌表功名”类牌坊较为常见,如广东潮州有一座“忠节坊”,是为纪念宋末民族英雄、潮州摧锋寨正将、知潮州军州事马发而立[5]。

第二,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海岛等气候温和地带往往多有百岁寿庆牌坊,如海南临高博厚镇三省村就现存一座“寿门坊”,是嘉庆帝下旨而建。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对建坊数量的多少也有一定的影响,因牌坊除最高一等的“御赐”类是由国库出资建造外,其余均由地方政府或所在宗族自行出资,这就对地方财力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统治者也乐于在这些地区建牌坊,以加强统治。

第四,地域文化对牌坊建造类型的影响因素更大,主要体现在北方多坛庙寺观坊、帝王陵墓坊等牌坊,南方则多贞女节妇坊、宗族祠堂等牌坊。

中原、华北、东北等北方地区,因地缘靠近中央行政区,祭祀神庙与先贤圣人庙宇都较多,多可见文庙武庙牌坊、坛庙寺观牌坊;而在京师文化下衍生的各种皇家园林、祭坛等会相应地建造牌坊;此外帝王以及名臣贤人陵墓前也多立坊。因而北方地区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中心,所展现的地方牌坊文化以祭礼、儒学等为主。而西南、华南等南方地区因受人口南迁的影响,宗族宗法制度较之北方更为昌盛,宗祠和宗族祠堂坊应运而生,所展现的地方牌坊文化以崇拜祖先与神灵、重视科举功名等为主。

海南牌坊文化也受到当地经济、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属于当地的“地方性牌坊知识”。依明正德《琼台志》所载,琼山当时160座坊中有135座科第功名坊;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琼山县有250坊,其中科第功名坊高达173座。海南虽距中原遥远,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以光宗耀祖成为许多人的人生追求,为科举榜上有名者立牌坊也是传达此理念的一种手段。海南岛自宋朝开始普遍设立儒学;明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科举人才辈出,诸多科第功名坊即是学业有成之人的辉煌历史记述。此外,海南信仰文化浓厚,寺庙宗祠诸多,当地人往往会在内外立庙宇坊、宗族坊,彰显神灵信仰的神圣感与祭祀祖先的虔诚。海南岛冬无严寒、气候湿润,亦是现存百寿坊的重要分布地,如“升平人瑞”坊,“期颐偕老”坊[6]。

2.海南牌坊文化的知识性

类型各异的牌坊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其背后代表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即“牌坊文化的知识性”。在海南,牌坊文化的知识性是指与全国牌坊文化普遍性相对的特殊性,是在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地域、民族情境中生成并得到确认、保护的知识文化体系与符号系统,这种地方性知识竭力维护当地的文化系统,并根据它去指导并组织行动[2]91-92。因而,海南牌坊文化需要在海南特定的地域文化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较之全国,海南融汇中原儒家文化、华南岭南文化等,并结合本土文化与环境,形成了海南的地方性知识。牌坊文化即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根植于当地人的社会理想与实践,是本地传统文化的承载。

明清时期的海南因文教事业突出而被誉为“海滨邹鲁”,数量如此之多的“科甲功名坊”即体现出地方性科考文教知识的兴旺,“官宦名门坊”则进一步体现出当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随着海南文教事业的发展,涌现出的大批举人进士为海南历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无论是在首府府城,还是在文化名村,十几座牌坊拔地而起的人文景观并不罕见,如府城内就有不下百余座本土举人进士坊;新坡镇文山村历史上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15座,并于嘉靖初年获得了朝廷“文士接踵,官员济济”的赞誉;府城东门外的攀丹村也曾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11座。对那些科举做官、功成名就之人,当地还立有“官宦名门坊”以彰显其突出贡献。如为明代名臣、教育家王弘诲立解元坊、太史坊,这不仅仅是为纪念他考中解元,更在于他宦绩突出,并致力于造福、回馈桑梓。因而,科甲功名坊、官宦名门坊等地域性牌坊的背后体现的是海南文教事业发展的兴旺,以及当地人对科举功名有着巨大追求,对读书文化人极为重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热忱,这是海南牌坊文化的地方知识性之一。

海南还有大量的“宗族祠堂坊”,主要是立在祠堂、宗族寺庙前方作标志引导作用,作为信仰建筑的附属成分而存在,其功能是祠堂庙宇功能的延伸与扩展。海南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岛,诸多移民为了更好地在他乡生存,往往选择聚族而居。再加上儒家对崇宗敬祖思想的推崇,宗族和相应的标志性牌坊也随着宗族、信仰文化的兴起而应运而生。相较于北方,海南的信仰文化更加浓厚,一座庙、一座宗祠已成为当地乡村的标准配置,而在城市内部中各个街道、社区也建有诸多庙宇与寺庙,神灵信仰与敬祖思想风气十分浓厚,已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宗族祠堂坊等地域性牌坊的背后所体现的是海南当地信仰文化的浓厚,直到今日,海南的宗族文化与神灵崇拜观念仍十分兴盛,是一种活跃在今人生活中的活态历史,这是海南牌坊文化的地方知识性之二。

尊老爱幼是古今社会所提倡的理念,为长命百岁者建牌坊也符合当时的忠孝、积善等主流社会理念,但历史上曾立的“百岁寿庆坊”数量并不多,保存到现代的更是屈指可数。海南素有“长寿岛”之称,《琼州府志》载,清乾隆、嘉庆年间,海南百岁寿星就高达18人,由皇帝亲自敕命建立的“百岁坊”也有不少,龙泉镇雅文村、红旗镇北山村都有“期颐偕老”牌坊,临高县博厚镇三省村也有一座百岁坊。相较全国,百岁坊在海南的分布数量并不算少,这种地域性牌坊后所体现的海南民间尊敬长辈、爱护老人的理念,以及温润的气候所带来的地理适宜性,这是海南牌坊文化的地方知识性之三。

三、海南牌坊文化的三重解释

知识是被建构的文化体系,地方性知识是在当地文化中、由文化持有者自身在当地情境中所建构的文化体系。从地方性知识视域下研究海南牌坊文化,可从海南当地人内部视角、外部他者视角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层面展开。

1.第一层解释:海南内部眼界中的牌坊

在古代社会,建牌坊是崇高荣誉的象征,人们普遍认为树牌坊是一种流芳百世之举。海南当地人同样将立牌坊视为一种至高荣誉,一座牌坊对本人、对家族乃至当地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殊荣。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追求科举功名成为许多人光宗耀祖的手段,尚儒仕进的理念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为一批读书做官之人建立起忠正名节坊、官宦名门坊等旌表功名类牌坊和科甲功名牌坊。海南受到了中原文明、儒家文化的影响,展现的地方牌坊文化以重视科举功名理念等为主。海南读书人数量十分之多,从宋代到清代共出了767名举人、96名进士[7],定安出现了“一里三进士”、金花村“一里出三贤”的文化盛况,府城甚至形成读书人聚集的“绣衣坊”。这些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区域与荣誉称号无不在彰显着海南当地人对读书的重视,牌坊则是以另一种得到中央授权的方式固定了这一荣誉。

从古代海南人的内部眼界去看牌坊,建牌坊就意味着有文化、有荣耀,就连建有牌坊的乡村都会被人高看一等。由此引发了它们之间的竞争,没牌坊的地区想建一座,有牌坊的村落想建更多,城市更不必提,最终的结果就是海南从古至今建坊总数达到千余座。因而在统治阶级倡导和民间推崇的情境下,牌坊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系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地域概念,随处可见牌坊的身影。牌坊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公共空间、得到民间公认的象征符号,发挥着传递社会理念、教化民间百姓的功能[8],也是一种在海南人民心目中得到认可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需强调其所处情境,知识的形态与作用很可能会随着情境的转变而发生改变,进而产生一种新的地方性知识。过去遍布海南的古牌坊群几乎名存实亡,或在地震台风中倾倒,或在战乱中被扫荡拆毁,或让步于城市化建设,或深藏在茂密荆棘野岭中不为人所知,今日所存不过三十余座。对于此现象,当地海南人大多是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如海南文昌市谭牛镇仕陶村有一座始建于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的进士牌坊,如今已出现多处坍塌,亟待修缮,村民们担心有朝一日牌坊坍塌便想自己维修牌坊,但因财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希望当地政府能予以重视,把牌坊立为文物保护起来[9]。根据笔者先后三次前往海南的调研走访,可以看出当地人对古牌坊等历史文化古迹还是比较重视的,他们非常希望恢复古镇古村过去的荣耀,恢复记忆中的牌坊和文化,并通过开发文化旅游的方式让古代的牌坊重新活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当地知识结构的转变,传统的牌坊从过去人们心目中的旌表、标识功能,转化为一种可以开发利用的文旅资源,既传承下来了地方性知识,又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10]。通过修复老牌坊,重新展示海南社会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变迁与发展,讲好海南牌坊故事,进而成为海南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亮点。

2.第二层解释:他者外部眼界下的牌坊

古代牌坊一旦消失,失去的不仅是一座建筑,还会丧失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而这份对于历史文化的记忆,远不是建几个博物馆、保存几个牌坊部件就可以实现,散布在乡村社会的民间记忆、经验与官方史料应当具有同等价值。对古牌坊及其所依附地域的保护,既是当地人的心愿;也是城市规划者、政府及文管部门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研究者应该关心的事情;而对于前来参观的游客来说,又是一种不同的地方性体验。而后三者作为海南文化中的“他者”,对如何看待修复与重建历史中的牌坊也有不同的观点。

政府及文管部门既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宏观把握,也需要在微观层面实现实践创新。从1982年至2002年,水头村邱濬墓前的“理学名臣”坊、滨濂村海瑞墓前的“粤东正气”坊、文庄路旁关帝巷口的“琼台福地”坊、海瑞故居前的“南海青天”坊都相继得到修复,成为海南一景。政府及文管部门优先考虑修复的是一些地标性建筑,除上述外,还有忠介路美食街牌坊、文昌孔庙牌坊等都得到了成功修复,重现历史文化价值,并激活当代经济价值。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方面,利用遗产促进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侧面,凡是有利于当地文旅融合发展、能够起到标志引导性作用的牌坊,或许会得到优先修复,进而带来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并赋予牌坊以现代意义。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研究者来说,牌坊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其背后的文化民俗内涵更值得发掘,其蕴含的标榜文化、孝道文化、科举文化、信仰文化、廉政文化等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是牌坊之魂[11]。在当代社会,为了真正使文物“活”起来,牌坊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景观建筑,而是要融入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成为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得到活化利用[12]。要在开发牌坊遗迹资源的同时,挖掘其地方性知识,才能真正将地方特色与牌坊建筑相结合,实现现实操作层面的活化利用,让牌坊继续成为当地文化的承载物。但笔者在海南多地的实地调研发现,就目前牌坊保护与挖掘的现状来说,当地居民对于牌坊文化感知度普遍较低,牌坊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大都仅是一座建筑,精神价值意义早已今非昔比。可见,虽说牌坊文化的确是海南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得到真正复兴,还有很大挖掘潜力。

游客作为最典型的“他者”,或是因猎奇心理,或是自发感知文化内涵,或是单纯旅游享受而来到海南,是传播当地独特牌坊资源的主要受众。他们首先感知的是海南当地独特的建筑造型和雕刻艺术,尤其是全国少有的火山石材制令人耳目一新;根据雕刻和文辞艺术,海南牌坊背后的文化内涵得以展现。游客从“粤东正气”坊感知到了廉政文化,从“期颐偕老”坊体会到了孝道文化,从诸多举人、进士牌坊欣赏到了传统的科举文化。因而,从一般游客的视角来看,牌坊所体现的独特于家乡传统的海南地方文化,如何真正通过重建牌坊进而重现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吸引游客的关键所在。

3.第三层解释:共同体视角下的牌坊

广东潮州也有一条颇具盛名的牌坊街。据史籍记载,古代潮州府牌坊共有570座[13],因而被人们喻为“牌坊城”。集中于太平路的牌坊规模较大,四十余座横跨整条路面,故被誉为“牌坊街”。2004年开始,政府为提升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在“原址、原貌”的基础上共修复22座牌坊横跨太平路,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古牌坊街。政府还以此街为“中轴线”,逐步修复建成一个风格多样,充分反映潮州历史文化的人文环境、历史风貌和经济生活的文化旅游中心区[14]。2010年,潮州牌坊街成为“潮州新八景”之“坊街亭韵”。可以说,潮州牌坊街按照古代格局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恢复,并真正挖掘出牌坊背后的地方性知识。2020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潮州古城牌坊街考察时指出,潮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15]。这从构建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潮州牌坊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

2018年4月,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16]。在此重大历史机遇下,海南岛如何发挥政策效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力度,进而真正打造成为国际旅游岛,是政府和旅文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说,以牌坊等为代表的海南历史文化古迹是海南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一脉,通过开发利用地域文化符号,可以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强国际“软实力”。

海南牌坊文化既囊括了属于海南的地方性知识特点,也有全国范围内对于牌坊的社会性共识,因而牌坊既是海南当地传统的文化特色,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身份认同。在对牌坊进行保护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加强研究、利用好牌坊文化,深入挖掘牌坊背后的地方性知识与全国性共识,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之一。并通过打造文化旅游的方式,真正把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中,让牌坊文化走出海南,走向中国与世界,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是在共同体视角下激活传统牌坊的现实意义。同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通过将牌坊文化、建筑文化、信仰文化等多元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打造出多元的文化旅游产品与高质量的旅游服务,真正使“世界旅游岛”的名号奏响世界,进而可以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在互相交流中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缺少的基础。

四、结论

在传统社会中,各地都建有各种类型的牌坊,在统治者和民间的双重认可下,牌坊取得了“社会性共识”的全国地位,人们普遍将立牌坊视为一种光宗耀祖的行为。而在各个地方因文化习俗、民族特点、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牌坊类型与意义,即不同的“地方性知识”。海南牌坊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首先突出的是“地方性”,即海南牌坊在建造类型、使用材质等多方面都形成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同地方特点。其次突出的是“知识性”,海南远离中央,却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颇有渊源,崇尚科举、崇宗敬祖、崇信孝道构成海南知识文化的重要一部分,而地方性牌坊知识是当地文化符号的象征,海南人民凭借特定的、地方的符号系统,得以形成当地的认知结构与意义结构,即“地方性牌坊文化的知识性”。从地方性知识出发,海南牌坊文化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地域性,在多元文化的熏陶下,海南牌坊背后体现的是儒学重视科举的文教文化、崇宗敬祖的信仰文化、敬老爱幼的孝道文化;二是权威性,海南牌坊多伫立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乡村,或交通要道,或重要建筑前方,因封建皇权的官方性授予而具有突出的规范作用;三是整体性,牌坊的建造符合统治阶级所推行的主流理念,也是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社会整体所推崇的地方性共识。

对海南牌坊文化进行地方性知识阐释,需将文化持有者与“他者”的观点、态度分开。就文化持有者来看,古代牌坊多是出于官方的旌表功能,而今日的牌坊多作为一种标识功能,其日趋破败需要保护。但阐释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投射出阐释者的影子,即“对阐释的阐释”。从研究者、政府和游客的角度来看,牌坊可以作为一种文旅资源加以开发,进而带来经济与社会效益。从更宏观的共同体视角来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共同文化的建构,更需要寻根文化,海南牌坊文化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文化自信、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力量所在。

当今,旅游已经从单纯的观光游玩逐步发展到深层次的休闲度假与文化体验,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成为旅游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海南牌坊修复工程尚未提上日程,这应是未来海南打造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一环。我们应坚持对传统牌坊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按照“政府保护为主,积极抢救,科学定位,可持续开发,强化管理”的原则,找准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真正使历史中的牌坊活起来,坚持地方特色性、文化知识性、多效益结合,多举措并行打造真正可以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牌坊。同时将牌坊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是必要举措,进而将特色地域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商业经济文化相结合,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品牌。

注 释:

① 结合金其桢的划分,本文将牌坊分为6大类、17个类型。一是“旌表功名”类,有军政功德牌坊、忠正名节牌坊、官宦名门牌坊;二是“科举成就”类,有科甲功名牌坊;三是“贞节道德”类,有孝子懿行牌坊、贞女节妇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四是“百岁寿庆”类,有百岁寿庆牌坊;五是“纪念追思”类,有历史纪念牌坊;六是“标志引导”类,有学宫书院牌坊、文庙武庙牌坊、衙署府第牌坊、街巷道桥牌坊、会馆商肆牌坊、陵墓祠堂牌坊、坛庙寺观牌坊、胜景胜迹牌坊。② 本表格参考资料主要有金其桢的《中国牌坊》(重庆出版社,2002);张玉舰的《中国牌坊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王效海、王滢摄的《中国牌坊门楼》(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林元亨的《中国古代牌坊小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金其桢、崔素英的《牌坊·中国 图文版》(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赵媛、麻勤、郝丽莎的《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地理研究》,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