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以承德市J社区为例

张 红 董双丽 陆 鹏

（1.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2.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3.中共承德市委党校，河北 承德 067000；4.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 南宁 530021）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新时代为民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抓手。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文件要求“把创建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区、乡村、学校、企业、连队等基层单位”[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多民族社区成为新时代展现民族关系的窗口，同时也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点领域。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以来，全国各省区依据各自特点，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城市多民族社区纷纷采取行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促进了社区内的民族团结，取得了较好的活动效果。有的社区提出新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理念，如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盈北社区，提出“一家人、一条心、一盘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理念；[4]有的社区通过党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如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马栏街道文苑社区依托网格党总支和党支部，提出“党建+创建”方式开展民族团结活动；[5]有的社区依托社会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创建活动，如江苏张家港市依托社会组织——张家港市民族团结促进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6]有的社区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融入社区提供特色服务项目，如广西南宁中华中路社区通过“谢大姐暖心屋”“候鸟港湾”等项目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服务，促进社区内的民族团结。[7]

一、承德市多民族社区的形成及其特点

学术界对多民族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进行了学理探讨，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方面：严庆从互嵌型民族关系的形成机理以及生成性互嵌和建构型互嵌两种互嵌模式出发论述了互嵌的机理与路径。[8]郝亚明认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一种新型、多向、平等的社会结构模式，其目的在于创造有机的民族团结，积极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合是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9]杨鹍飞在分析西方的居住空间与城市关系理论和中国的民族互嵌社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需加强中国民族互嵌型社区理论体系的建构、加强民族互嵌型社区内外环境变量的实证研究、加强建设工作的评估及其数据库的建设研究。[10]实践研究方面：乌小花、乔国存从民族互嵌视角出发，考察了浙江省宁波市ZL社区，从地理空间维度、社会网络维度、心理空间维度三个方面探讨了该社区的互嵌实践，认为该社区是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族互嵌”与多元协作、协同治理模式兼具的典型案例。[11]单菲菲从社区治理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西北地区的四个多民族社区建设中的共性和个性特点，提出了相关的治理对策。[12]此外，陶斯文、卢时秀等学者都从具体社区实际出发，探讨了多民族社区的建设问题。

（一）多民族社区的内涵

社区（community）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社区通常指以一定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一般包含四方面基本要素：一定地域、一定人群、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的问题）及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13]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的学科研究领域。

民族社区是指“居住在某一特定区域，成员为单一的少数民族，或者是以某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几个民族杂居的，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感而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体构成的区域”。[14]本研究中的多民族社区是与单一民族社区相对而言的，指社区内民族成份较多，至少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民族构成的社区。多民族社区既包括以汉族为主、几个少数民族杂居的社区，也包括以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某几个少数民族为主共同杂居的社区，既包括乡村多民族社区，也包括城镇多民族社区。与单一民族社区相比，多民族社区中民族结构的异质性强，各民族居民在社区互动过程中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成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点领域。

（二）承德市多民族社区的形成及其特点

承德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北接内蒙古、辽宁，南连京津，是连接京津冀辽蒙的重要节点，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承德地处传统北方游牧文明到中原农耕文明的过渡地带，位于辽西走廊南端，是古代各民族交往、互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之一。考古资料显示，承德地区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历史上的东胡、突厥、契丹等古代少数民族都曾在承德留下过痕迹。1703年，清朝皇帝在承德肇建避暑山庄。随着避暑山庄、外八庙及沿途行宫的修建完成，承德由一个“名号不掌于职方”的小村落一跃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随之吸纳了大量的满族、汉族、蒙古族、回族等各民族人口来到承德，开发建设承德。从承德市现有的地名如佟王府、陕西营、潘家沟、庄头营等可以窥见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曾经的居住分布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曾经因种种原因隐瞒民族成份的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积极申请恢复民族成份，加之通过就业、婚嫁、投亲等方式来承的少数民族不断增多，截至2016年底，承德市下辖的双桥区、双滦区、营子区分别有少数民族人口92373人、43222人、6507人，占全区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3.65%、29.08%、10.57%。①文中使用的数据及资料均是在承德市民宗局、双桥区统战部、潘家沟街道调研所得，对于在调研中提供过帮助的单位及个人，在此一并致谢。这些少数民族在居住空间上归属于某一社区，因此，在承德市形成了一些多民族社区，这些多民族社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从民族构成上看，承德市多民族社区大多以满族、蒙古族、回族为主。截止至2016年底，承德市共有满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54个少数民族。承德市下辖的双桥区、双滦区、营子区三个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142102人，其中满族、蒙古族、回族三个民族共计140818人，三个民族少数民族总数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99%（见表1）。由此可见，承德市的多民族社区大多以满族、蒙古族、回族为主。

表1 承德市各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统计表

其次，从民族来源上看：承德市多民族社区大多以世居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辅。历史上居住于承德的满族来源有三个：一是清政府为奖励军功，允许口内（古北口）无地的满洲旗人在承德地区跑马圈地，成为满族人大量迁入承德之始；二是来承德经营皇庄、王庄和官庄的庄头以及来此当差的鹰手旗人；三是在热河、喀喇河屯等地驻防的满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历史上承德的蒙古族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清代及其之前在承德游牧的蒙古族；二是厄鲁特蒙古族达什达瓦部落东归后定居于承德。历史上的回族是清初随着承德城市规模的扩大来此经商谋生而形成的。[15]这些少数民族经过世代的繁衍生息、代际更替，不断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迁入而定居下来的满族、蒙古族、回族等民族多是从周边平泉、围场、宽城等县城迁入市区的。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一少部分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由于毕业分配工作、婚嫁等形式从省外进入承德地区并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逐渐涌入承德。据了解，承德市多民族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口80%以上为世居少数民族。

第三，从分布格局来看，回族最为集中，满族、蒙古族散居化趋势增强。围清真寺而居，是回族居住的一个典型特点，这一特点在承德地区也表现的非常明显。例如，承德市双桥区的回族主要分布于潘家沟街道。该街道下辖的潘家沟社区、于家沟社区、韭菜沟社区三个社区由于辖区与承德市清真西寺紧邻，因此，三个社区内的少数民族都是以回族为主。承德市双滦区的回族主要分布于滦河镇，该镇的回族最早居住在酒店村，该村与修建于清代的滦河旱河南岸的清真寺相邻，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定数量的回族职工和家属也随迁至此，回族数量不断增多，形成了以回族为主的多民族社区。[16]历史上承德市的蒙古族聚居于狮子沟镇、外八庙附近，随着城市开发建设步伐的加快，蒙古族呈现散居化的趋势。承德市满族的散居化趋势也非常明显，除了部分满族乡之外，大多散居于城市的各个区域。

二、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经验及模式

（一）J社区概况及基本特点

J社区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处于城市中心地带，是承德市多民族社区的一个典型代表。该社区的地理方位为位于佟山脚下，东临总后干休所，西靠窝瓜园社区，南至佟山公园北侧，北至旱河南侧，辖区面积0.51平方公里。辖区内有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承德市清真寺，有承德市唯一的一所民族小学。社区共有43栋楼，3211户，8500人左右，是一个以汉族、回族为主，同时包含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其中，大多数回族、满族为世居民族，一小部分回族为流动人口。辖区内有流动人口300余人左右，以回族为主，主要从事餐饮、销售等工作。①2021年1月，研究团队对J社区进行调研期间，与社区书记进行深度访谈，通过随机调查的方式与社区各民族群众50余人进行访谈，该社区的数据及其访谈内容均为调研所得。这部分流动人口聚居于J社区的原因如下：一是社区内有清真古寺，回族有围寺而居的传统习俗；二是辖区地理位置处于承德市中心地段，聚居于此，方便于在市区内寻找就业机会和开展经营活动；三是辖区内的楼房多为回迁房，空置率较高，在此租房价格实惠且选择余地较大。J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社区内以世居少数民族为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辅。社区内80%以上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世居少数民族，且以回族为主，世居回族群众在清代迁入承德，目前在承德已经生活了五代以上。他们在承德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同承德的其他民族群众一样从事教育、管理、销售等职业，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既有本民族同胞，也有其他民族同胞。一些回族群众与其他民族群众建立家庭，生活稳定幸福。据了解，社区内曾经开展相亲活动，在活动的推动下，存在回族同胞和汉族同胞结合为夫妻的情况。在社区的随机调查中，一些20-30岁的青年人表示在交男女朋友时，民族因素并非是自己考虑对方的第一因素，感觉和第一印象很重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J社区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根据调研发现，早期的流动人口通过资本的积累在本社区内买下房子，落下户口，成为社区常住人口，也有一些是通过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婚嫁等方式来到该社区，解决了户口，成为常住人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只在此经商、打工赚钱之后会回到家乡。

第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方便了居民生活，同时带来管理的难度。随着京承高速公路和京沈高铁的开通，承德的交通越来越便利，流动人口日益增多。J社区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的开拉面馆，有的开肉铺，有的从事家政服务，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在访谈过程中，L姓居民介绍，“回族开的餐馆干净整洁，价格实惠，我们都喜欢到回族餐馆吃饭”。在辖区内的一家拉面馆调研时，正处于早餐时间，不足15平米的餐馆内聚满了人，而且多是汉族同胞，大家都反映这家餐馆味道纯正、价格实惠。流动人口的增多在方便居民生活的同时，增加了社区管理的难度，例如，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因为经营商铺，在自家门口摆放了大量杂物，影响了其他居民正常出行，引发口角。还有的商铺使用散煤，违反了相关规定。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强，为社区治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增加了社区的不稳定因素。

也许是姨妈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些过，转而眼眶一红说起温衡妈妈的悲惨命运来，眼泪成串的掉下来，哭着哭着还会瞅一眼温衡。可温衡对她的妹妹，也就是自己的妈妈，没有半点感觉，据说是产后抑郁症，温衡还没满月她就跳了海。

第三，J社区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是社区治理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我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迁，社区也在发生着变化。原有的社区关系主要是邻里关系。现代社区内，公司、学校、企事业单位广泛分布，社区内居民之间的关系相比于过去变得更加复杂。J社区属于承德市老旧社区，正经历着拆迁改造等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社区内每家每户的个人利益，同时也会成为影响居民关系的导火索，有些居民因下水道改造、生活垃圾倾倒等事情发生矛盾，并将民族作为攻击对方的因素，造成纠纷。通过调研了解到这样一件小事，某回族同胞和汉族同胞居住在同一楼道的对门，由于回族同胞从事经营活动，物品较多，于是将杂物堆放在楼道，影响了对门的汉族同胞正常出行，双方发生口角，情急之下，将对方的民族成分作为攻击对象，经调解，双方都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最终握手言和。这个案例说明社区内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并非民族问题，而是加强社区治理的问题。同一民族内部也会出现矛盾和争执，但是由于不涉及到民族成分，因而不会被放大。社区内不同民族成员的交往每天都在发生，因此，加强社区治理，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二）J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经验

J社区一直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效果获得多方肯定。2020年，J社区荣获“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该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第一，加强党的建设，引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J社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过程中，充分调动社区内党员同志的积极性，完善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以J社区党支部、居务监督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回汉党员1+1”认领责任机制、网格化管理等五个层次的党建共同体，达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覆盖标准。目前，辖区内3个居民小区，3处平房区已建立4个网格党小组、44个楼栋分小组，评选出13个党员中心户，确保党的基层组织延伸到小区、楼栋、家庭和个人。建立楼栋党小组收集问题反馈意见渠道，定期召开会议，将收集到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协调解决。建立党员集中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机制，每名党员每月至少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和服务群众的作用。据支部书记介绍，“我们社区的典型做法是‘回汉党员1+1’认领责任机制，由于社区内回族、汉族最多，发生纠纷之后，我们及时启动了“回汉党员1+1”帮扶小组，回族党员利用自身的民族身份优势帮助回族同胞分析原因，调节纠纷和矛盾，汉族党员利用自身的汉族身份优势对汉族群众进行劝说和引导，经过党员在两边做工作，矛盾很快就解决了”。据了解，目前通过这一机制已经调节了纠纷54件，有效化解了民族矛盾和信访案件，从而达到“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和谐社区风尚。

第二，树立先进典型，营造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在J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先后涌现出一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典型人物代表，这些典型人物代表凭借着自身的事迹及其影响力，为社区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氛围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J社区原社区主任张阿姨，回族，曾被评为“双桥好人”、“最美红娘”。在她的帮助下，社区内的很多大龄青年找到了终身伴侣，组合成了多民族家庭。她坚持“院事院办”（社区发生的事情在社区内解决），倡导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她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婚姻大事。调节邻里纠纷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社区内的群众，只要提起张阿姨，无不竖起大拇指。又如，通过调研了解到，辖区内有一栋回迁楼，以世居回族为主。楼长是位汉族，人称孙姨，用2018年一年的时间将该楼前的300-400平米的闲置空地收拾成小花园，供居民休息乘凉，这一行为感动了这栋楼的各族居民，之后这栋楼的居民一起维护这个小花园的卫生，孙姨有了公信力，大家心里面佩服孙姨，孙姨帮助协调邻里矛盾的工作也更容易开展了。在J社区，这样的小人物很多，他们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的事迹影响和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第三，搭建交流平台，加强不同民族居民之间的交往。J社区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民族大团结乒乓球”友谊赛、“安全知识竞赛”等。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区办公室后面就是社区活动场所，里面摆放有几个乒乓球台，有的社区居民正在锻炼。据了解，这支由多民族居民组成的乒乓球代表队经常代表社区去市里参加比赛并多次获奖。调研组随机对正在打乒乓球的群众进行了访谈，他说“打球不但能锻炼身体，还能增进友谊，我们是一个球队的，我们集体的荣誉最重要”。J社区办公室隔壁的一间闲置房间被收拾出来，打造成了民族活动室。这个活动室集传统文化体验馆、统战之家、亲子互动平台、知识大讲堂、微型民族文化馆于一体。传统文化体验馆通过让青少年模拟扮演角色，学习传统文化，了解历史知识。统战之家以“回汉民族一家亲”为宗旨，以民族团结艺术团为主题，开展“统战之家”的文化创建活动。亲子互动平台每年春季与辖区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合作开展形式丰富、种类多样的亲子活动，促进交流、增进关系。知识大讲堂通过健康讲堂、道德讲堂、普法讲堂等多种教育形式为居民搭建一个沟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微型民族文化馆以辖区内汉族、回族、满族为主要民族的各民族风俗习惯为基础，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和认同。通过搭建这些平台，有效地促进了辖区内不同居民之间的交往。

第四，抓关键时间事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生在社区的民族团结的感人事迹很多，在与社区书记的访谈过程中，当讲到这些感人事迹时，她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令人动容。社区书记介绍，“疫情期间，社区的防疫压力非常大，4名社区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完成繁重的防疫工作，先后有各民族党员、大学生主动到社区报到，担任志愿者，挨家挨户地进行统计排查，干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当时社区外有各单位的工作人员站岗，回族的老太太在家热好露露（杏仁露）给站岗的工作人员送去，邀请站岗的工作人员去自己家里吃饭，这是不讲民族成分的，还有的居民把自己的私家车贡献出来，给站岗的工作人员取暖，不计较车里东西会不会丢失损坏，这类感人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通过与社区内的群众访谈了解到，疫情期间人们对社区的工作更加认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和水平非常肯定，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不断增强，各民族团结得更加紧密。该社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抓住此类关键时间和关键节点，宣传特殊时期涌现出的民族团结进步典型，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三）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模式

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新时代促进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面向，其目标是最大限度的凝聚力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不断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深度，需不断铸牢社区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既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的宏观引领作用，又需要社会组织、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社会参与，最终的着力点还是社区内各民族居民的团结凝聚。

J社区结合辖区特点，依据国家和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探索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做出积极努力。目前，该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基本形成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创建模式的雏形（见图1）。

图1 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意图

第一，在这一创建模式中，党员及党组织发挥关键作用。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党员的积极性，党员在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过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此外，一些驻社区的其他社会组织，如学校、伊斯兰教协会等组织也在积极参与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三、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创建工作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内生动力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目前，多民族社区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社区居民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认识，认为这项工作与自身关系不大。调研发现，大多数居民忙于自己的工作，对于社区的事务关心较少，参与社区事务也呈现出一种比较消极的心态，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碍于情面而被动参与其中，另一种是参与社区活动的多为退休在家、时间充裕的老年人，影响了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效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走进群众心中，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最终着力点是基层群众，群众的心理认同与主动参与是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内生动力。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地位，群众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其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各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合力。目前，参与J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体既包括党员、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楼长等组织和个人，又包括社区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和各种协会组织，但是创建工作各主体之间尚未形成合力，造成创建工作结构尚不稳定。如何有效协调各方力量，较好地处理各主体之间存在的张力，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社区居委会为更好地完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协调员、沟通员的工作，在协调沟通工作中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其一，党支部和党员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但是由于社区中大部分党员的党关系都在工作单位，社区对党员的约束力较差，如何充分调动党员积极性并形成党员引领的长效机制，是当前创建工作面临的困惑之一。其二，创建工作需要居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居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其中，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现阶段的创建工作尚未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推进创建工作的力量需要进一步培育。辖区内的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如何协同合作，形成团结共治的局面，形成有效的制度建设，也是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三，社区的治理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街道办事处是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行政管理区管委会的派出机关，社区居委会在工作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指导、支持与帮助。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社区居委会更倾向于街道办事处的下级单位，接受街道办事处的任务指派和工作指导。社区工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上级部门的万条线都要穿在社区居委会这一根针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只是社区工作的一个部分，在工作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通常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些更为棘手的工作上，从而造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如何提高社区的治理水平，充分调动社区各方力量，统筹协作，依法、科学处理民族事务，形成各种社会力量共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体制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第四，社区工作人员队伍薄弱。实际工作中，社区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现有的社区工作人员队伍无法满足现阶段社区工作的需要。据了解，与J社区同等规模的社区通常有社区工作人员4-5名，以女性居多，其中，包括社区主任和书记在内。在工资收入上，社区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为2000-3000元，且没有事业编制；在工作时间上，每天的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了8个小时；在年龄构成上，社区工作人员大多年龄偏大。由于社区工作任务量大、待遇较差、职业声望较低等原因，造成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不会选择社区工作，也使得社区工作后备力量不足。与此同时，已经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流动性很高，工作队伍不稳定。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有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的好方法、新思路无法得到有效开展，限制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二）社区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视察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8]社区作为党和政府服务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针对如上问题，本文认为J社区应从如下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加强对社区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让社区群众从心理上认识到各民族群众是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社区命运共同体。创新宣传教育活动的载体和方式，通过特色活动和宣传教育切实增强社区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由内而外的生发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动力。

第二，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体制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强化主体责任，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和水平，科学行政，统筹施策，推进建设各民族群众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多结构互嵌，积极营造全社会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氛围。基层社会组织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结合自身特点，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群众个人通力合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体制机制建设。

第三，切实提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水平和福利待遇。建议当地参照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区的政策，将社区工作者纳入体制内管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增加人员编制，为社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和学习机会，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增加社区工作的职业声望，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基层工作的大学生投入社区工作，充实社区工作队伍，增加社区工作的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