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家庭背景、学业成绩对就业的影响

□文/王郦玉 张敏 刘雪珂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上海）

［提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和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就大学生就业情况开展实证研究，构建二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学生的性别、家庭背景、在校期间学业成绩与学生就业情况的关联性，剖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深层次问题，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就业观念引导、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机制，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公平、有序、高效的环境，落实精准就业。

就业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之一是“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近年来，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2020届高校毕业生874万人”，2021届毕业生人数也将持续增长。在持续推进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受到广泛的关注，就业质量、就业公平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折射和反映出我国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和所面临的挑战。

H大学作为一所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立足长三角核心城市，面向全国招生，其学生来源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作为一所“双一流”A类建设高校，其生源质量也在近年来保持较高的水平。相较于其他专业，经济与管理类学生的就业领域多为金融类、经济类、贸易类、公共服务类行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科学治理高度相关，其就业选择和就业情况较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长远角度看，其就业质量和生涯发展情况也关系着国民经济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

本文选取2016～2020年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情况，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其与学生的性别、家庭背景、在校期间学业成绩等情况进行比对和综合分析，旨在探查影响大学生实际就业的具体因素、分析其产生影响的具体原因，深层次、多侧面地剖析大学生就业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为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十四五”时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建言献策。

一、模型构建与样本情况

（一）样本数量与数据来源。本文以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2016～2020年毕业的全体本科毕业生（不含留学生）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共计2，427人，其中2016年毕业439人，2017年毕业442人，2018年毕业506人，2019年毕业486人，2020年毕业554人。毕业生所学专业包括保险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会展经济与管理、金融工程、金融学、经济统计学、经济学、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统计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政管理。

毕业生就业情况信息来源于H大学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信息系统，其性别、家庭背景情况、在校期间学业成绩情况来源于H大学学生工作部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完整、清晰。

（二）模型构建与样本选取。考虑到毕业生的就业去向类型和就业性质为离散变量，本文选择构建二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取1或0，表示某个事件的发生与未发生。若回归系数为正，则表示解释变量的增多提高了事件发生的胜算比；若回归系数为负，则表示解释变量的增多降低了事件发生的胜算比。为分析性别、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对就业去向类型的影响，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yi、si、zi分别表示就业与否、取研与否和出国（境）与否。其中取研包括考取内地高校研究生和免试直升内地高校研究生，出国（境）包括到海外高校就业和到海外高校继续深造。当毕业生选择就业时，yi=1；当毕业生选择其他非就业的去向时，yi=0。当毕业生选择取研时，si=1；当毕业生选择其他非取研的去向时，si=0。当毕业生选择出国（境）时，zi=1；当毕业生选择其他非出国（境）的去向时，zi=0。

解释变量D1i表示性别，性别为男时D1i=1，性别为女时D1i=0；解释变量D2i表示家庭背景，本报告主要选取样本信息为“家里第i代大学生”数据。如学生本人为“家中第一代大学生”，即表示学生父母及祖辈均未受过高等教育；如学生为“家中第二代大学生”，即表示学生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其祖辈没有；如学生为“家中第三代大学生”，即表示其父母及祖辈中均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父母及祖辈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家庭整体的受教育情况和学生成长的家庭条件。

解释变量D3i表示学业成绩，本文选取了2016～2020届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所有本科毕业生样本在校期间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学金情况的数据，而不是简单的GPA（平均学分绩点），以是否获得奖学金作为变量。奖学金评定主要基于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也涉及了竞赛获奖、科研成果、综合素质情况，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总体学业表现。

对于选择就业的同学，本文进一步区分了性别、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对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构建了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ri表示国企与党政机关和其他就业单位两种就业单位性质，当选择国企与党政机关时，ri=1；当选择非国企与党政机关的其他就业单位时，ri=0，解释变量同上。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16～2020年毕业生样本数据如表1所示。（表1）

表1 2016～2020年毕业生样本数据一览表

二、实证结果与初步分析

表2 ～6分别是2016～2020年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去向类型的回归结果。（表2、表3、表4、表5、表6）

表3 2017届毕业生去向类型一览表

表4 2018届毕业生去向类型一览表

表5 2019届毕业生去向类型一览表

（一）性别、家庭背景、学业成绩与毕业生去向类型

1、性别差异与去向类型。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与毕业生的去向类型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男女性别差异对所选样本中毕业生的去向类型总体上不存在显著影响。

2、家庭背景、学业成绩与去向类型。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与毕业生选择就业与非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表2 ～6的第（1）列均表明，家庭背景越好，毕业生选择就业去向相对于选择非就业的其他去向的胜算对比数更小，即家庭背景对毕业生选择毕业后直接就业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毕业生的家庭成员文化素养越高，家庭条件越好，毕业生越不轻易在短期内选择就业。

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学业成绩在大多数时候对毕业生选择就业起到了负向作用。成绩越好的毕业生在选择就业相较于其他去向的胜算比越小。这可能是由于学业成绩的优异促使更多的毕业生选择取研和出国（境），相对而言更多地放弃了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

3、学业成绩、家庭背景与取研、出国（境）。在考虑影响毕业生选择取研与其他去向的因素时，学业成绩的回归系数较为显著。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取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毕业生学习成绩越好，相较于其他去向，选择国内读研的胜算比更高，而其他因素对毕业生选择国内读研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背景对毕业生选择出国（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对毕业生选择出国（境）起到了促进作用。毕业生的家庭成员文化素养越高，家庭条件越好，越有可能在毕业后出国（境）。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良好的家庭背景能够为学生选择出国提供经济支持与物质条件保障；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环境的熏陶拓展了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增强了学生海外深造的需求和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出国（境）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2019年和2020年毕业生的学业成绩对出国（境）的选择呈现显著正向相关，这说明近两年来，学生学业成绩越好，越有助于其毕业后出国（境）。

（二）性别、家庭背景、学业成绩与就业单位性质

1、总体情况。表7关于2016～2020届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家庭背景、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国企与党政机关或其他非国企党政机关的相关关系不够显著。这说明上述因素对毕业生选择去国企与党政机关还是去非国企与党政机关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表7）

表7 2016～2020届毕业生就业性质一览表

2、个别发现。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性别对毕业生选择国企与党政机关呈现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国企与党政机关和当年毕业的男学生之间的就业匹配度更高。而其他年份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三、对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的初步结论，结合高校大学生人才培养和就业中的实际情况和问题，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倡导自立自强，提高大学生就业主动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得到重视，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社会观念，或多或少影响了高校大学生的就业积极性和主动性，给大学生就业选择、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都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男女有别论”认为男性与女性在先天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两者在就业性质、就业能力和就业机遇上存在显著差别，女性在求职竞争中出于劣势位置在职业发展的整体范围内处于弱势地位，女性有难以跨越的职场“天花板”和不可逾越的职业鸿沟。而在本项实证研究中，这种传统观念中的差别并没有得到显著体现。总体而言，性别因素无论是在就业去向上，还是在就业单位类型上都没有对研究对象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也在某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公平性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

又如，“阶层固化论”认为父母乃至祖辈的身份、背景等家庭因素决定了其下一代的发展机遇和社会地位，个人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的社会阶层、充分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本项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家庭背景并不是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家庭背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学生出国（境）的推动上，而在最近两年的分析结果中，学生个人的学业成绩也与出国（境）出现了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近年来即使在出国（境）这一发展机会的获得中，家庭背景也不是唯一的具有影响意义的条件，学生自身的努力和优秀的学业成绩也是不可或缺的。

由此可见，在高校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先天性的性别差异、先决性的家庭条件，都并不具备主导意义，学生个人的努力和优秀的表现才是成功的关键。因此，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就业观和人生观的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人生的发展机会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什么性别、何种家境的学生，都有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发展和深造机会的可能。

对于女大学生而言，要鼓励其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了解到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给女性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肩负起时代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树立充分的自信心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敢于主动寻求职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空间。

（二）着力人才培养，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如前文所述，样本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就业起到了负向作用，而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取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大学期间学业表现优秀的学生，更多的在毕业之后继续读研，而不是签约某单位开始工作。反言之，在本科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就业市场的更多的是在大学期间学业成绩中等及以下的学生。

这就造成了人才市场供需双方的矛盾，即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优秀的本科毕业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工作，而高校毕业生中实际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很有可能是在校期间学业成绩等方面表现并不突出的、至少从奖学金等角度衡量并不算优秀的学生。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就业竞争的白热化程度，降低了学生本科毕业时应聘求职的成功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和选人难度，降低了用人单位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满意度。这一现实问题对高校的就业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其一，应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强调，在“十四五”期间要“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通过建设一流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带动高校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整体提升；通过个性化、针对性的指导与教育，实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将个人的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和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拓展视野，练好本领；通过分层次、精准化的就业帮扶，重点关注学业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疫情期间中高风险地区学生的学业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和生涯发展规划，做到早排摸、早发现、早指导，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树立信心，把握住人生发展的机遇。

其二，应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高校应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实践能力的提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了解社会、服务社会。高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应开展紧密合作，发挥校企合作的联动作用，在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实践能力提高、创新创业项目支持、社会责任感培育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推动各类社会实践基地、大学生见习岗位的培育和建设，使高校的人才培养直接对接企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使高校创新型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使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能够学有所用、学以致用，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三）构建协同机制，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前文分析显示，高校大学生就业情况受其个体因素影响，例如努力与否，学业成绩表现如何等，同时家庭因素也会在某些方面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毕业生出国（境）的选择上有正向推动作用。事实上，在大学生个体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学校、家庭、社会的影响因素均不可忽视，正如陈宝生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一文中所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要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也需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机制。具体而言，可以落实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畅通信息渠道，加大宣传力度。近年来，我国各地为积极推进工作，解决就业难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各地先后出台多项保障措施，为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保驾护航。但由于信息数量巨大、政策出台和推进速度较快，学生本人、学生家庭，甚至部分高校的教师都对最新的情况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为此，政府、企业、学校、媒体应进一步理顺机制、建立渠道、搭建平台，使更多的稳就业、促就业政策能在第一时间传达到位，并让相关的学生及其家庭能够充分了解、全面把握。尤其是对于各地选调生、人才引进计划、“三支一扶”、参军入伍、“西部计划”等关系到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意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动员，帮助大学生找准人生发展的方向，激励大学生发挥专业特长和自身优势，到基层、西部、非一线城市建功立业。

对于经济与管理类的大学生而言，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由于其所学专业与国家、社会发展密切联系，更要对其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使其将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和国家、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精准对接，找准职业生涯的起点。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就业主管部门也要考虑到学生家庭对其就业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针对性地面向家长群体做好相关的政策宣传和细致沟通工作，使学生的就业与发展获得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的关心与支持。

第二，完善制度建设，保障就业公平。各地方政府应全面落实国家的就业优先政策，将做好就业工作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全面完善就业保障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就业公平，落实创业支持政策，消除各类不合理的歧视，为大学生就业创造良好的整体环境。要充分发挥社区、街道、村委会等基层单位的作用，主动排摸并关心面临家庭经济困难问题或就业困难问题的大学生，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扶。

各用人单位应充分重视人力资源工作，积极寻求与高校的对接与合作，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和人才培养发展模式，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积极投入社会公益事业，增强企事业单位对优秀学生的吸引力。

各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就业意向调研、生涯规划指导、就业指导服务，同时也要大力加强面向大学生的劳动保障类法律法规教育，让大学生知法懂法，掌握政策，增强契约精神，同时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对2016～2020年毕业的2，427名H大学经济与管理类大学生的就业情况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男女性别差异对于大学生就业基本没有影响，家庭教育背景对于学生出国（境）有显著正向影响，学生在校期间学业成绩对于国内取研和近两年的出国（境）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家庭背景和学业成绩对毕业生选择去国企与党政机关还是去非国企与党政机关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参照分析结果，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实现“十四五”时期的“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学校、家庭、社会应建立协同机制，加强对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引导，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构建校企联动机制，搭建家校沟通平台，保障就业公平，为“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