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群众体育和人民的关系建构历程及经验研究

郇昌店 党琳燕 岳游松 齐晓英

摘    要：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群众性体育工作的开展，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体育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在不同阶段建构了群众体育与人民的不同关系。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将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历程分为：启蒙人民阶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1927年）、武装人民阶段（1927—1949年）、动员人民阶段（1949年10月—1977年）、激发人民阶段（1978—1995年）、普惠人民阶段（1995—2012年）和造福人民阶段（2012年11月至今）。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体育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与群众体育工作目标相一致;“群众体育”这一名词的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人民是发展群众体育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建党百年;经验;群众路线

中图分类号：G 80-05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1921， China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and carried out fruitful sports practices around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mass sports have developed vigorously.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s sports and the people at different stag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mass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ss sports and the people has been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enlightening people （around the founding of the CPC—1927） ， arming people （1927—1949）， mobilizing people （October 1949—1977）， inspiring people （1978—1995）， involving people （1995—2012） and benefiting people （November 2012 to present）.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t has exhibited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the CPC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PC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s of mass sports; the use of the term “mass sports” reflects CPCs mass line; “people” serve as the unity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ss sports;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PC; experience; mass line

西方現代体育在中国近代的城市学校中有较快的发展，但影响相对较小。该时期大众缺少对西方现代体育的了解，体育知识和运动技能的掌握严重不足，并且对体育权益缺乏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重视群众性体育，并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体育实践。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中国群众体育工作的政治背景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任务、中心工作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建构了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的不同历史阶段，梳理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的表征，既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体育的工作思路，也关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任务。

1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历程

在新中国，“人民”与“群众”这2个名词在政治层面具有互通性，“人民群众”经常组合运用，体现了两者政治地位相同的特征。但在西方社会，群众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1]。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赋予了群众全新的政治地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当代“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认为，在西方社会，人民或群众不是具有同质性的整体，存在断裂点。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将上述断裂点聚集在一个符号性框架内，形成了一个共同要素——人民[2]。

本研究借鉴中国近代以来体育史研究中的阶段划分经验[3]，同时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历程分为：启蒙人民阶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1927年）、武装人民阶段（1927—1949年）、动员人民阶段（1949年10月—1977年）、激发人民阶段（1978—1995年）、普惠人民阶段（1995—2012年）和造福人民阶段（2012年11月至今）。

1.1  启蒙人民阶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1927年）

之所以将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的起点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前，是因为建党前大量思想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关注无产阶级的体育权益。当时的思想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基于对西方现代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对体育的积极宣传与教化，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开展群众体育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当时的思想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开始传播科学的体育观。因受当时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体育观念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西方体育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相对较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熏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恽代英等对西方现代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有了深入认识。针对广大国民缺乏对体育科学知识的认知，普及了体育知识和开展了体育行为教化工作。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分析论证了体育的概念、目的和作用，体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以及体育锻炼的原则和方法等。在当时广大人民缺乏体育知识的情形下，提出了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该文的发表起到了思想启蒙和体育行为教化的重要作用。恽代英在很短时间内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学校体育的文章，其中尤以1917年《进步青年》刊登的《学校体育之研究》一文影响最大，该文对学校体育的问题与改革构想进行了探讨。在系列论著中，恽代英主张通过学生组织动员工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性人物积极的体育实践思想[4]15。同时，当时的思想进步人士也针对社会上存在的“重文轻武”现象和清末兵式体操的不良影响批判了传统体育中的封建迷信等不科学现象，宣传体、智、德全面发展和身体各部位协调发展的科学体育观[4]2。当时的思想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对体育知识的甄别与传播，对扭转当时体育领域“全盘西化”“体育国粹化”等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为将体育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奠定了基础[5]。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以青年学生和工人作为体育启蒙的对象。鉴于青年学生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①）的团结对象范畴，因此，该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体育的众多主张是通过青年团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当时的思想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封建社会的体育进行了批判[6]9。在此背景下，为了激发群众对体育权益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先驱》杂志刊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工人农民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体育对健康的重要意义。杨贤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者，高度重视体育对青年发展的重要性，其相继撰写的《体育之四大要素》《健康第一》《青年对于体育的自觉》等论著[7]对当时青年的健康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当前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恽代英也倡导体育是“青年应尽的义务，也是应享的权利”[4]14。在传播体育知识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收回教育权和体育权的运动，维护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针对当时体育作为资产阶级的特权和领导权被教会攫取的状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工农群众享受体育权益的主张，并倡导夺回教育权和体育权。在该阶段，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红色体育”不仅特色鲜明，而且组织体系相对完善，较好地推动了工人运动与体育的结合。

在该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一些思想进步人士对广大群众体育思想的启蒙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在校学生认识了体育的重要性，并且不断增强了无产阶级的体育权益意识，而且发起了收回体育权运动，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和在校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体育主张与实践，尽管只在特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但依旧显示出与中国近代社会革命目标的相适性。

1.2  武装人民阶段（1927-1949年）

1927年到1949年，中国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3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又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这个时期的群众体育自始至终都把培养广大军民的军事作战能力放在首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号召下，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增强体质，体现了群众体育武装人民的价值导向。

该阶段，体育为革命服务、武装人民的思路贯穿始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根据革命战争需要，确立了苏区体育“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的工作方针[6]13。1932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各种运动，特别是做关于战争所需要的运动，如跳高、跳远、赛跑、游泳等运动”[8]。

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群众体育的思路体现了武装人民的设想，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体育的指示也体现了群众体育武装人民的思想。全面抗戰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4]51。这凸显了体育具有提高军事战斗力的重要思想。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号召开展包括体育运动在内的各种运动[9]。1942年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锻炼身体，好打日本”，又进一步明确了体育运动以提高军事战斗力为直接目的。党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军事功能，以体育运动提高武装战斗力的目的较为鲜明。

总而言之，苏区和解放区的群众体育体现出军事武装特点，发挥体育增强军民的军事战斗力和武装人民的作用，是当时革命战争的必然选择。

1.3  动员人民阶段（1949年10月-1977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该阶段体育的任务也开始分化，体现出“增强国民体质，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多维理念[10]，同时促进体育的普及化、经常化，“三为两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方向。1949年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朱德提出“我国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11]2。在该阶段，中国人民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积极利用体育活动服务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发挥群众体育动员人民的功能，使群众体育为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国防服务。在批判“旧体育”的同时，以及继承和发展解放区“红色体育”的基础上，学习苏联的经验，确立了群众体育新的发展方向。

1）动员人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增强体质。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历经风霜雪雨，从1921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积贫积弱，中国共产党动员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体育运动来增强体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52年，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探索以运动等级的形式动员群众参与体育运动。1951年，共青团北京市委制定了《北京市暑期体育锻炼标准》，以此引导青少年学生暑期参与体育锻炼。1954年，吸取了苏联经验，国家体委颁布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与项目标准》（以下简称“劳卫制”）成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制度。在“劳卫制”的实施中，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极大地推动了群众体育的发展。1957—1966年，共有42 000 000人达到“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 470 000余人参与少年儿童业余体校培训。在“劳卫制”实施过程中，就“劳卫制”动员群众参与体育运动来看，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12]。

2）动员人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增强劳动能力。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繁重，极为需要身体素质合格的劳动者。因工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导致劳动生产率受到较大影响的情况时有发生。1952年1—9月，南京永利铔厂工人因病缺勤的工作日高达8 571天，等于全厂停工6天。因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学校的学生出勤率受到较大影响。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316名学生中感染肺病的占10%。东北师范大学3 374名学生中，其中因病休学的占8.1%。针对在校学生、工人等的健康状况，中央体委党组认为产生上述健康状况不良的原因，除功课和工作任务过重、休息太少、卫生条件不够好和历史原因外，缺少体育锻炼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3]5。因此，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体育运动，提高劳动效率，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现实必要性。

3）动员人民广泛参与体育运动，增强保卫国家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劣，赋予体育运动提高军事技能的功能是当时开展群众体育的重要任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朱德在1952年“八一”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提倡适合军事需要的体育活动，为战斗和国防建设服务”，号召“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的国家”[14]。同年，《新体育》发表的《青年团组织与基层体育组织》一文进一步明确了青年团军事体育工作的范围[11]19。在劉少奇关于“要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军事知识教育、军事技术教育和军事性的体育运动锻炼，目的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培养大批健壮、勇敢、刚毅、机智和具有一定军事知识与技能水平的国家武装力量的后备军”的建议下，1952年国家体委组建了“中央国防俱乐部”，后改称“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尽管淡化了军事功能，但实质上仍有通过体育强化国防力量的目的。

在新中国的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尽管一度出现过体育大跃进等现象，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大量青年学生在此期间将西方现代体育传到乡村田间地头，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发展[15]。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调整了群众体育工作的思路和方式。总的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体育运动的任务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指示而言，群众体育的“三为两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群众体育的思路。

1.4  激发人民阶段（1978-1995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积极谋划发展群众体育。为明确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原则问题，1978年1月22—3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明确了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等，提出了“体育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各有关部门和广泛的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13]131。这一会议精神具体贯彻到群众体育领域就是调动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的积极性，推动体育社会化改革。

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的思路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密切相关。我国体育事业长期以来以“政府办”为主导，为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开始转向“政府办”与“社会办”相结合，以社会化改革为导向的思路。1978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立了体育改革方针后，1979年的体育工作会议又明确了体育事业发展的任务，省级及以上的体委主要负责体育的提高工作，省级以下的体委负责体育的普及工作。而群众体育属于普及性工作，主要由省级以下体委负责。198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社会力量办体育提出具体建议。1984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肯定了已经实施的“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贯彻这一文件精神，弥补群众体育的短板，国家体委提出“克服体育过分集中于国家办的弊端，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的改革思路。在1986年《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调动各方面力量办体育”，至此，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各行业的体育工作由其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各系统各行业建立各自的体育联合会或体协，分别在有关部门领导下开展体育活动”[14]。 1993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通过《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同时还发布了《关于群众体育改革方案》。从以上文件可知，我国体育体制要形成国家办体育和社会办体育相结合的格局[11]266。该阶段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改变了体育仅依靠政府组织开展的局面，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也从行政型向社会型转变[11]261。激发人民是改革开放后群众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当时体育事业的重心在“提高方面”，群众体育依靠社会力量办体育。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激发了广大人民的体育消费热情，群众体育逐渐由单位组织开展向社区组织开展转变[16]。

在该阶段，我国群众体育逐渐社会化。群众体育的社会化改革除了政府的推动，社会团体、人民群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政府办体育与社会办体育相结合，调动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表现出“人民体育人民办”的特征。

1.5  普惠人民阶段（1995—2012年）

1995年后，通过法律和法规保障人民体育权利的体育治理格局逐渐形成。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相继颁布，为群众体育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推动了我国群众体育深入地和广泛地发展。《纲要》以实施“五年计划”的形式将1995—2010年分为2个发展阶段。《纲要》 实施是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为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而实施的全民健身“一二一工程”和“三边工程”，后续为弥补农村体育发展短板而启动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为发展不同人群体育而推出“五个亿万工程”等，均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纲要》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社区体育、农村体育、青少年体育、老年人体育、残疾人体育的发展。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颁布，突出了全民健身的法律地位[17]。

该阶段，积极破解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难题，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为推进群众体育工作，形成了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纲领，以“国民体质监测”“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为基础，以全民健身路径建设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为保障，以儿童青少年等为主要实施对象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11]299。2001年，我国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举办权，并启动了“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工程，抓住筹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着力加强公益性体育场地及设施建设等8个重点领域。200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并明确了构建群众性体育服务体系“着重抓好三个环节”和突出“四个重点”。为改善群众体育场地短缺问题，实施了“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碳工程”，建设了“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经过多年建设，群众体育场地人均面积增长较快。第5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2003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 m2，比1995年增加了0.38 m2，增长了58.46%。体育场地数量为800 000余块，体育场地面积约有13亿m2，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数量为6.5个[11]296。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坚持深化改革，逐步形成政府对群众体育事业负主责，通过公共财政保障公民享有基本体育服务;全社会共同兴办群众体育事业。

该阶段，党和政府围绕全民健身制定的法律和法规以及财政投入，凸显了对群众体育发展的高度重视，政府对群众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持续彰显，“普惠人民”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的主要特征。

1.6  造福人民阶段（2012年11月至今）

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群众体育工作。2017年党的十九大分析了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阶段，与人民密切相关的体育活动成为美好生活的构成部分。

1）全民健身上升为國家战略，开启了群众体育发展的新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营造重视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体育场地为3 544 400个，体育场地面积为29.17亿m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08 m2。“大群体”的格局逐渐形成，支撑群众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得到巩固，全民健身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18]。部分城市以建设“全民运动健康城市”为契机，大力推动城市生态体育发展，为城市建设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定基础。

2）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体现了全民健身促进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以单章明确强调了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体现了全民健身体系对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凸显了全民健身体系对全民健康的作用。当前，“运动是良医”的观念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践行体育运动健身理念，推动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3）体育产业发展的凸显，体现了群众体育与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这一文件内容中体现出了将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作为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动力，凸显了以满足人民的多元化体育需求来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准确把握群众体育的本质，积极推动群众体育发展，保障人民的体育权益，满足人民的体育需求。尽管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具有阶段性变化特征，但始终体现出依靠群众、满足人民体育需求的实质，凸显了我国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密切联系。

2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发展、壮大了群众体育事业，拓展了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体现了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群众体育发展的历程，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群众体育的经验与智慧，这对当前的群众体育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2.1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与群众体育工作目标相一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通过体育运动团结和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建构了良好的党群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红色体育”极具号召力，不仅启蒙和团结了广大工农群众，增强了党的组织力和号召力，而且增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意志和提高了红军的军事技能。在新中国成立初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将增强人民的体质健康、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保家卫国作为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后，在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个时期，群众体育工作目标均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相一致。

2.2   “群众体育”这一名词的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体育”一词作为指称我国居民体育参与的术语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当前，指称我国居民体育参与的术语有“群众体育”“全民健身”“大众体育”“社会体育”等，这些术语具有一定的历史成因和政策意涵[20]。1949年9月制定发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沿用了“国民体育”这一名词。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新体育”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旧体育”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旧体育”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弊端[21]。20世纪50年代以“群众体育”一词代替了“国民体育”，强化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政治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22]。群众体育是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等名词的统一规范化用词，“是当时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运动的继续和反映”[23] 。尽管在体育领域与“群众体育”相关的名词更替使用的情况较为多见，但“群众体育”作为我国政策文件中使用的体育专业术语，使用的范围更广、频率较高。“群众体育”这一术语的使用体现了我国体育事业的本质属性，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2.3  將人民作为发展群众体育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依靠人民参与，体现了人民是发展群众体育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群众体育实践，保障人民的体育权利。动员人民和激发人民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人民根据现实需要和国际环境，制造简易体育器材、积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将体育参与融入保家卫国、建设祖国等的过程中，从而实现了个人体育参与和群众体育发展的辩证统一。普惠人民和造福人民阶段，使人民成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受益主体。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将人民群众对体质健康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作为群众体育发展的目标之一。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人民既是我国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主体，也是群众体育发展红利的最终受益者，实现了人民作为群众体育的发展主体和客体的统一[24]。

3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经过不同阶段的建构，群众体育发展思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诠释。通过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建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群众体育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侧重点，也显示了在发展群众体育运动过程中人民的主体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义的群众体育包括学校体育，且长期以来，学校体育行使了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使命[25]，但由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界研究领域的分化，本研究中的群众体育不包括学校体育。与我国体育史研究中注重整体的研究范式相比[26]，本研究则是依据群众体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从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概括了不同阶段群众体育与人民的关系的特征。

注释：

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相继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等，名称几经变更，1957年又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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