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础教育领域的音乐教研员是研究并推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力量。遗憾的是,音乐学术界至今鲜见有对音乐教研员这一制度的历史进行专门深入研究的成果。从“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这一流行说法的考证入手,阐明我国音乐教研员制度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来源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探索和对苏联的借鉴,更与我国“学管传统”的文化基因有关。这一制度于20世纪末已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并在新世纪的音乐教育课程改革中发挥出重要的力量。
关键词:音乐教研员;音乐教育制度;郁文武;《中国音乐教育年鉴》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2172(2021)02 - 0008 - 11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1.02.002
一、问题的提出与考辨
《中国音乐教育年鉴2014》(以下简称《年鉴2014》)载张雨潇的《郁文武访谈:教师与教研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先驱及见证者》①,4次提到郁文武是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且这“‘第一位说”还在更早的《中国音乐教育年鉴2010》(以下简称《年鉴2010》)载顾林景的《郁文武访谈:“教研员”对中国普通音乐教育的意义》②中也多次出现,并被当下的网络、现实空间广泛认同,甚至就连一些年长的省级音乐教研员和音乐教育专家发表的文章中也这样认定③。然而,细读两书不难发现其本身便存在自相矛盾的说法。
《年鉴2014》在介绍郁文武时称其是“‘文革后我国第一位音乐教研员”,但在正式访谈时却又这样提问:“1969年正值‘文革时期,那时您成了我国的第一位音乐教研员……”这为何时间叙述不统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