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中的“儿童的发现”
——解读柄谷行人《儿童的发现》

文 胡爽爽（中国传媒大学）

现代的对象化了的“儿童”概念，已经在现代人中发展成为一个“先验性概念”、一个客观性的存在，划入了“不证自明”的行列。尤其是随着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的发展完善，“儿童”概念的历史性进一步被掩盖。然而，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儿童的发现》对其进行了颠覆性的探索，创新性地提出，“儿童”的发现产生于制度的确立，使其成为全书对现代文学概念的解构、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问题思考的一个侧面。本文在《儿童的发现》的基础上，将制度区分为看不见的制度和显在的制度，并引入中国的“儿童”的发现和制度的确立，来解读在制度中的“儿童的发现”。

看不见的制度的确立：儿童心理学、教育学

（一）儿童：方法论的存在

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自卢梭“发现儿童”起，不断发展完善，但作为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观察对象的“儿童”，一直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卢梭对儿童的发现，是在方法论上假设了“儿童＝自然人”的状态。之后，洛克的“白板说”，皮亚杰、乔姆斯基、劳伦斯反对经验论假说，认为“儿童”具有一种进化给予的先天结构。但他们所考察的“儿童”都是将现实中多样化的“儿童”抽象成为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

对李贽的“童心说”的解读，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李贽对纯洁童心的赞美，是从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文化视角出发，发现了与之对立的一个纯真的存在，而“儿童”只是纯真的载体，是一种譬喻，比起“儿童”，纯真才是李贽所歌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