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曹禹杰(复旦大学)
1946 年,戴望舒发表了《我用残损的手掌》(下文简称《手掌》)。在全诗最后,戴望舒自注此诗写于1942 年7 月3 日,也是在那年春天,戴望舒被认作共产党而入狱。然而,王文彬根据他读到的一份剪报指出,“《手掌》的实际创作时间,是故意被戴望舒模糊的”。剪报中的一首诗作《断篇》在内容上与《手掌》相近,却从未发表。王文彬由此推断《手掌》的实际创作时间应是1946 年。对读《断篇》与《手掌》,一个显著的改动当属诗人对声音的隐匿,《断篇》中“辽远的声音”“你的呼召”等提示声音的关键词在《手掌》中全部被删略。先前频繁调动听觉经验的戴望舒,为何会在《手掌》这首抒发爱国情怀的诗作中隐匿“雄壮的声音”?这和诗人对创作时间的刻意模糊又有什么关联?本文由《手掌》中唯一提示声音的冒号入手,追索身处沦陷区的诗人如何借助声音的沉潜营造了一个充满异质经验的抒情主体,在无言的诗篇中呼唤清晰却又模糊的国族想象。
在《断篇》中,当“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大地时,依稀听到了辽远而雄壮的两个声音:
听到你的呼召,也听到我的心的奔跳,
这两个声音,他们在相互和应,招邀……
同一时期,戴望舒正在翻译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华》,明显能够看出《断篇》对波德莱尔《声音》的借鉴:“两个声音对我说话。狡狯,肯定。”身陷囹圄的诗人此时深味“屈辱的极度”,因此他把波特莱尔神秘浪漫的“两种声音”翻转为玷污受辱后的家国感召。但在改写而成的《手掌》中,戴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