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小说《望春风》的叙事策略

栾筱 毛昕彤

摘要：《望春风》是当代著名作家格非的重要作品，小说凭借多样的叙事视角、变化的叙事时间与巧妙的叙事空间，书写了江南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的变迁史。书中第一人称与全知视角相互穿插，恰当运用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与变换着的叙事空间相辅相成，体现了格非高超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格非;《望春风》;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02

当代作家格非曾以“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而作为获奖后的首部长篇大作，《望春风》从“我”（赵伯渝）的视角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到21世纪初儒里赵村的人事变迁，书写了农耕文明的消逝，凸显了作者的乡土情怀、对乡村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其中，多样的叙事视角、变化的叙事时间与巧妙的叙事空间共同体现了作品独特的叙事策略。

1 多样化的叙事视角

《望春风》中综合运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与全知视角，以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

例如，当“我”在多年之后写下“这段文字”时，内心的感受是“难言的痛楚”。叙述者赵伯渝从当前的角度观察往事，由于身处往事之外，所回忆的往事与当前本就有距离感，所谓“人生如戏，命运的使者想要捉弄人，有的是办法”[1]。读者此时也随着叙述者的角度看往事，更易产生共鸣。而第一人称体验视角则将读者直接引入叙述者在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读者因此直接接触到人物的想法。例如，当“我”开始认真思考同春琴的关系时，“当春琴和我在一只脚盆中洗脚……恍惚中，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妻子”。读者从“我”回忆中的画面，如洗脚、纳鞋底、送茶等生活细节，自然地引入“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更容易体会到人物之间的深情，因此可以更自然地接受“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妻子”这样充满主观性的论断而没有违和感。

在时代的浪潮中，传统农业与工业文明相碰撞，由于“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和经济”[2]，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行事或为人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熏陶”[3]，如曼卿弹琴与孟舒永诀，又如春琴与梅芳比拼担土时，作者对人物动作进行的生动描绘。此时，作为观察者的“我”处于故事之外，是全知的叙述者，既可以借助随意的角度审查事件，亦可以以全知全能的角度透视人物的内心活动，读者也能与作者一起从文字中“透视”每个人物的想法。例如，新珍虽耐着性子与曼卿搭话，可“心里已经火苗乱窜了”，而银娣见曼卿出师不利，“一想到事情没弄成，反倒送了一个把柄在人手里捏着，心里又气又恨”等等。

2 不断变化的叙事时间

《望春风》的一大亮点是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的不断转换。

叙事文本往往具有双重的时间性质，故事、话语描述的都是事件，事件本身是有一定时序的，它按照现实生活流动，而文本则可以改变这种时序。例如，当父亲对“我”说梅芳“命不好”时，作者写道“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几十年后的叙述者提前告诉读者尚未获得的人物信息，颇有预示宿命之意，“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坠入对往昔的追忆，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沉思”[4]。梅芳年轻时争强好胜，和丈夫离婚后与养子新生相依为命，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印证了那句“女人总是有内在的力量让自己活下去”[5]。梅芳的倔强和侠义一再被人心击败，这是充满质朴人情的故乡逝去的悲剧缩影。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热奈特叙事学理论中的场景与停顿。“不同于摄影师相机中纪实的震撼，也不是画家画框中精致的勾描”[6]，《望春风》中的景物往往十分朴素，且常与人相关，“它们的存在充盈着人类的精神世界”[7]。经历拆迁后，王曼卿开满鲜花的小院黯淡枯萎，草木屋舍随着故乡的消失一同衰败，碗盘杯盏的碰击声、嘈杂的人语蝉鸣也都远去了。

“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认为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类、与人类对立的”[8]，而是相互融合、彼此作用的。例如，朱虎平与蒋维贞初见时“岑寂、空旷的田野”，那片棉花地与穿着白衬衫的姑娘共同组成了一幅诗意画卷。

暗示父亲的职业后，故事外的“我”详细介绍当地风俗，“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故事被叙述者暂停，而后指出“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做到了“从个体分析反映群体，从群体反映社会”[9]，随后自然地插入父亲当学徒时突然投到戴天逵门下开始算命的往事，过渡自然。

3 巧妙转化的叙事空间

本文以查特曼的叙事空间理论为研究基础，包括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前者指叙述的事件发生的场所，后者则是叙述的行为发生的场所。

在《望春风》中，“我”与春琴讨论故事细节的家属于话语空间;当同彬向我讲述他与曼卿的过往时，“我”是听同彬讲故事的人，两人坐在“我家的阁楼上”喝着茶，主要叙述者暂时变成了同彬，“我”成了倾听者，因此阁楼也可以视作话语空间。话语空间的巧妙运用能够为叙述者提供颇近于现实世界的叙述场所，同时给读者以亲近、真实的感受。

“文化作为无形的物质只能依附于实在的事物上”[10]，这在《望春风》中突出表现为作者笔下的山川风物。“中国古典美学的精华在于它对意象的重点关注。”[11]以作品中的植物意象为例，“小说中植物意象的塑造实质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植物文化”[12]，格非在书中借草木繁花寄托了自己的回忆与情思，写赵锡光家的庭院时，称“在庭院的东北角，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西府海棠……独立斜风细雨，瞻望四方，蹙然有思”。“語言文字的绘画作用，要求其语言具有形象美和色彩美”[13]，正如所引文段，首先属于故事空间，其次体现了“小说所描写的自然环境赋予人类的生命力”[14]。格非在《望春风》中综合运用了多种视角，利用时间与空间变化展现了江南古村的风物变迁。在儒里赵村这方天地中，乡亲们一起见证着这个人口众多的村庄的炊烟日复一日地升起、消散，“炊烟是乡村特有的，城市文明早已摈弃这种传统的生火方式”[15]。故乡曾经是与儒里赵村画上等号的存在，“自然中的柔性美，主要体现为形式上的和谐统一”[16]，而当村里的村民们散去时，没有人烟的荒村已经失去了故乡的意义。“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间的泥泞反差巨大”[17]，曾经的屋舍俨然被一栋栋新盖起的安置房取而代之。住着熟悉乡民的小区永远不可能被称为“故乡”，故乡是由人与土地共同构筑的。格非“以一种成熟的文化立场去反思人类最本真的天性”[18]——那传统的、朴素的村民天性，而书中的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则共同承担了突出主题的重任。“在人类现有的道德观念中，道德描述的从来都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19]，格非则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故土上。在小说的结尾，“我”站在陌生又熟悉的村中，四下环顾，“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此时，“万物似乎都放慢了生长的步伐，生命徐徐舒展”[10]。在故乡以外，“我”换了几处地方工作，年龄日渐增长却一事无成，“我”坚持认为“钢筋水泥的城市是无法与碧绿草海的田园相比拟的”[20]。

过去，由于村民们在“潜意识里将当地与外地在思想上分隔开了”[21]，所以“物质文明不断进步带来精神文明持续升级”[22]，经济发展带来的“愉悦中潜藏着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23]，进一步激发了“矛盾的、双面的人性：既追求平等，又‘践踏别人的尊严”[9]。礼平由一个猪倌变为村民们认同的“成功者”，财富与地位的急剧变化让他的贪欲无限膨胀，而“唯有节制自己的欲望、真正尊重自然”[17]，才有可能营造和谐的自然关系，但“礼平们”却破坏了村庄的和谐生态。故乡每天都在死去，春风吹过，故土也将迎来新生，离乡的人或许会再次归来，留守的人却会如失去养分支撑的花朵般快速枯萎，归乡者却只能抱着美好但易碎的幻梦，得过且过，“身处在黑暗的边缘，我们需要看见光明的彼岸”。赵伯渝在故事的最后开始提笔书写故乡，他知道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能做的只是将故乡记录下来加以保存，留作回忆。赵伯渝的做法也是格非的做法，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故乡的不可归，与其说他是在呼吁人们追寻故乡、保存故乡，不如说他是在进行一场悲伤的告别，以赵伯渝的“精神返乡”启示人们构筑理智的乡土精神。

4 结语

在《望春风》一书中，格非将传统叙事手法与西方文艺理论相互融合，以“我”为主要叙述人，讲述了儒里赵村数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以及冥冥中各色人物的命运走向，引导读者随着“我”的思路穿越时空，既做听故事的人，又因变化的时空产生真实感与代入感，通过一系列巧妙变化的叙事策略，绘制了一幅江南乡村风俗画卷，阐述了对人生命运与社会历史的深沉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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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栾筱（1999—），女，陕西榆林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毛昕彤（2000—），女，江苏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現当代文学。

指导老师：陈蔚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论格非小说中的故乡书写——以《望春风》为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NFUSPITP0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