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殊异传》对魏晋志怪小说的接受研究

李晓

内容摘要：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与新罗《殊异传》同属于描写奇人异事的文学作品。《殊异传》诞生之时，六朝志怪小说已经非常成熟。新罗与中国（唐）朝等交好，使得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具备在新罗传播的潜在条件。此外两者流行的时间相近，作品内容、主题、思想等高度相似，两者具有可对比性。文章就《殊异传》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接受进行对比后发现，魏晋六朝发展成熟的志怪小说为其在新罗的辐射提供了文学层面、输出层面的可能，新罗的汉文化、政治制度、信仰环境等对志怪小说在新罗的萌芽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接受层面的可能。

关键词：《殊异传》 志怪小说 新罗 魏晋六朝 接受研究

古代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关系密切，特别是在朝鲜民族依赖古汉语进行创作的古代时期。新罗《殊异传》产生于新罗末期高丽初期，收录了许多短小精悍的奇异故事，是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滥觞。《殊异传》记录了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为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韩关系史、朝鲜汉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殊异传》中的部分篇章转录鬼怪灵异之事，间或撰述历史人物故事。因成书年代久远且后世多战乱，原本已不复存在，故事多散见于后世著作。现有《殊异传》遗文共13篇，多是由后代文人根据民间传述整理编写而成。包括《阿道传》《宝开祈祷》《圆光法师传》《迎乌细乌夫妇》《心火烧塔》《虎愿》《竹筒美女》《老翁化狗》《首插石楠》《仙女红袋》《崔志远》《解脱王》《唐太宗牡丹子并画花》[1]等。

《殊异传》的内容、题材、形式等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相仿。流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以及后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内容之精彩都是新罗《殊异传》无法比拟的。六朝志怪小说与新罗《殊异传》产生时间一前一后且内容高度相似，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关联？能否判定新罗《殊异传》的源头就是六朝志怪小说？文章将对新罗《殊异传》与汉魏六朝小说的渊源进行一些探索。

一.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发展状况

汉魏六朝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腐朽专横、荒淫奢侈，内部矛盾不断升级。加之封建统治者瓜分势力范围，战火不断民不聊生。民众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志怪小说寻找精神寄托。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主要记叙神异鬼怪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曹魏旧题曹丕的《列异传》、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以及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等。

汉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带有浓厚的神怪色彩。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交融，鬼神形象更加丰富立体。为使信徒更好的理解教义、皈依宗教，各大宗教总是会创作出一系列的鬼怪神仙的形象。干宝曾在《搜神记序》里说到，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从其坚定的言论可知，六朝时期佛、道等宗教的盛行之势。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较最初的志怪小说在题材、领域、主题方面都有所拓展。《搜神记》中的優秀作品，情节更加完整丰富、形象更加鲜明生动，并且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的形态;刘义庆的《幽明录》更注重人生情趣，更有文学性;《卖胡粉女子》其中的女性已经显现脱离志怪、偏向人间生活的倾向;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甚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文辞清丽，叙事委曲;《阳羡书生》一文则借用佛经，奇幻至极。

魏晋六朝小说涵盖的人物形象上达王公贵族，下至街头商贩;涉及的题材包括弘扬佛法、渗透道风以及追求自由反对封建;故事内容也是“我类”与“非类”联姻，阴阳穿插、神奇频现;小说的创作阶层更是由山野雅士到达官显贵。结合当时佛教道教之盛况可知，魏晋时期人民广泛地接受并喜爱志怪小说这种文学创作形式。

二.《殊异传》对志怪小说的接受背景

新罗与中国多朝交好，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两国的交流中，中国文化在封建管理制度、外国人在唐留学制度、对新贸易往来制度、典章礼仪、文化思想等方面皆对新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为魏晋志怪小说在新罗的传播提供了传播的可能和背景的积累;新罗文人汉文水平的提升、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以及佛教的盛行和普及为汉文《殊异传》篇章的创作、广泛流传提供了接受的土壤。

1.中国（唐朝）与新罗的交流史况

新罗（公元前57年-公元935年）享有千年的辉煌历史，中国王朝几经更迭，双方始终保持联系。入唐（公元618-公元907年）之后，新罗在唐朝的扶持下完成统一大业后。公元654年-公元660年，新罗与唐朝确立了正式的朝勤纳贡关系。新罗崔致远曾在《上太师侍中状》一文中称：“贞观中，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军渡海，恭行天罚，高丽畏威请和，文皇受降回桦。我武烈大王请以犬马之诚，助定一方之难，入唐朝渴，自此而始”。[2]

双方采取使节制度、入唐宿卫制度、外国人在唐留学制度、双方贸易往来制度等，促进友好往来。同时，新罗也全面学习中国的封建管理制度、科举制度、文化思想、典章礼仪、天文历法等。双方使臣、高官、文人们采取以官文、书信往来和以书会友的形式进行沟通，留学生和留学僧则在求学、求法的旅途中，不断从唐朝带回旧籍和新书。商业买卖也为诗歌、传奇、志怪等文学作品传入新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据《三国史记》等史书记录，在官方贸易中，书籍是唐朝向新罗输出的重要一项。输出的书籍包含《道德经》、《孝经》、佛经等内容。[3]此外，民间书籍的买卖行为也颇为频繁，唐代诗人曾撰文描述当时盛况。元稹曾以“鸡林贾人，求书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斤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辨别之。……”[4]描绘新罗人购书的热闹场面。《唐书》中亦有记载，新罗、日本的使臣以重价争相采买《游仙窟》及其作者张鷟的作品。

2.新罗社会的志怪小说接受环境

随着入唐朝留学、访问、做官、经商等人的回归，新罗文人的汉文水平整体得以提升，汉文素养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因为新罗积极接受唐的先进文化，仿照唐朝设立太学、博士、助教。设读书三品科，指定《孝经》等儒学经典为考试科目。[5]文人雅士以汉文作诗抒怀已是常事。同时，具备入唐学习、生活经验的先进知识阶层、士大夫阶层，积极地接受包括传奇、志怪等文学样式在内的盛唐文化，并尝试创作。这为其后新罗殊异传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新罗严苛的身份等级制度和当局者内部的政治斗争成为怀才不遇者前进的枷锁。新罗王朝实行骨品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骨品地位世袭不变，并且不同骨品的成员之间不能互通婚姻。新罗文人官职大多不高，旅唐归来的知识分子属于新生代官员，难以获得掌权者和身份等级制度的认可。同时，当朝掌政官员争权内讧、腐败贪婪，文人们大多被排斥在中央权力圈之外，虽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施展政治抱负。这种怀才不遇的悲悯境遇，使他们在倾心禅佛、文墨抒怀中，追求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佛教在统一新罗时期被尊为国教，信徒广泛。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庙宇，佛教在新罗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广泛的信徒基础为新罗《殊异传》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另外，佛教文学一直是古代朝鲜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僧侣更是文学创作有生力量。新罗《殊异传》中《心火烧塔》《宝开祈祷》《阿道传》《圆光法师传》等多篇文章皆立足佛光梵音。佛教文学在新罗社会的重要地位也为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志怪小说在新罗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百姓忧心与天灾人祸，希望寄情美好的故事缓解痛苦。新罗王朝后期，统治者淫于声色不理朝政，法纪紊乱，灾异屡起。倭寇海盗、自然灾害更使得新罗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佛经故事以及志怪小说所描绘的百般幻化，美好奇特就更加符合他们的心理愿望。

三.《殊异传》对志怪小说接受的文本表征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光怪陆离，内容及思想丰富。从类型上来看，包括博物类琐记、历史传闻类故事、鬼神怪异类故事;内容上涉及佛教、道教、民间故事等经典母题或者典故，如变大变小母题、杀子（身）成孝母题、离魂母题等;在创作主题上，则涉及爱情婚姻、因果报应、离魂再生等主题;在创作手法上，又涉及故事情节、行文展开、人物形象、叙事谋略等内容。通过对《殊异传》残存文章的溯源分析发现，《殊异传》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母题、主题思想、行文叙事等方面存在接受现象。

1.对志怪小说母题的接受

母题作为民间故事、神话、叙事诗等叙事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最小叙事结构，持续地存在于民间传统文学作品之中。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也包含了“变大变小”“吞人吐物”“相思病”“离魂”“因果报应”等诸多母题。新罗《殊异传》对志怪小说的接受首先体现在对母题的接受层面，比如“吞人吐物”和“爱恨复生（离魂再生）”类母题。

《竹筒美女》[6]中金庾信携新婚东海妻子归宁途中，偶遇路人“将美女置与竹筒，畅谈休息时将其唤出”，休息结束后“还入筒中，藏怀间，起行”的奇异故事。这与东晋荀氏的《灵鬼志之外国道人》、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之阳羡鹅笼》等志怪小说母题相同，而《阳羡鹅笼》《外国道人》则是由三国时期吴康僧所翻译的佛经《旧杂譬寓经》中的《梵志吐壶》演化创作而来。《梵志吐壶》描写了僧人口吐一壶，唤出女子，谈笑风生。后，女子复吐一壶，再唤出一男子的奇特事件。

《竹筒美女》中美女由竹筒承装的桥段和《梵志吐壶》中酒壶盛装男女的桥段是一致的：前者短小精悍，粗放大胆。后者则篇幅更长、故事完整、结构更加复杂，最后落脚为教化“女人，不可信”。再加之，《竹筒美女》是朝鲜最早的“吞人吐物”类小说，《梵志吐壶》又为最早的汉文译本吞吐类文章。汉魏六朝时期的《外国道人》《阳羡鹅笼》等作品多为同母题的演化创作，其时间皆早于《竹筒美女》一文。因此，基本可以确定《竹筒美女》的创作的确受到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首插石楠》[7]是朝鲜最早的“离魂”类小说，体现了殊异传体小说对志怪小说中的“爱恨复生”母题的吸收和接受。故事主人公新罗人石南，有爱妾，父母禁止不可见。抱病死后魂魄出离身体与爱妾相逢，离别时将石楠枝分赠与妾。妻子入府寻人开棺验尸时，丈夫复活，两人修好共度余生。作者让死人复活、让阴阳相见、让有情者终成眷属，寥寥数语就使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跃然纸上。恋爱的自由、反抗权威的勇气也一并喷涌而出。

《卖胡粉女子》[8]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离魂”小说。富家子弟爱上了卖胡粉的女子，当女子“相许以私”前来约会时，男子却太过欢喜，昏死过去。男子的父母告官追查，女子抚尸大哭，男子豁然而生。随后二人结为夫妇。两个故事在多个方面有共同点，并且其发展的主线也几乎一样。从故事的主题来看，《首插石楠》和《卖胡粉的女子》都是借助自由恋爱的故事，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从人物设置上来看，《首插石楠》中男子抱病死后还生，女子存活并以痛哭将其救醒。《卖胡粉的女子》中富家子弟虽不是因病痛离世，但也是女子抚摸痛哭后还生;从故事的脉络来看，都是主人公感情深厚——外界阻力使不得厮守——事实婚姻后事发——信物证明真伪——离魂者回魂，亡者复活，喜结连理。

2.对主题思想的接受

魏晋六朝志怪小说中出现的一些异类爱情故事，刻画出了当时女性的双面性：作为“封建社会的女人”，她们身上拥有无法逃脱的封建烙印——在现实生活中遵从礼教规则贤良淑德，对封建枷锁不满但无计可施;作为“异类的女人”，她们姿色千秋，心怀对过往现实的不甘勇敢地追求爱情婚姻。《賣胡粉女子》《河间男女》《紫玉》《申屠澄》等故事皆反映出该类思想。而新罗《虎愿》《崔致远》也暗含了反抗礼教压制、追求爱情的思想。

《虎愿》[9]中虎女令人称赞的“善行”“奉献”“大爱”，则是新罗社会中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等重重观念对女性束缚的一道缩影。《虎愿》有言“贱妾之于郎君，虽曰非类，得陪一夕之欢，义重结礼之好。三兄之恶，天既厌之;一家之秧，予欲当之。与其死于等闲人之手，曷若伏于郎君刃下，以报之德乎？”虎女亦是文人笔下的“非类”，重情人之情，见渴慕之人，委身于他。自愿送命伏与郎君刃下，报相见共欢之德，供郎君升官进爵;重家人之情，舍身救下家中罪孽深重的兄长，缓解全家人之殃祸，男女关系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境可窥一二。奉献至此，依旧言必称“妾”，可见三妻四妾、三从四德、所谓礼教对其荼毒之深。后文有言：“今妾之寿夭，盖天命也，亦吾愿也，郎君之庆也，予族之福也，国人之喜也。……”毁虎女一人，天道、情人、亲人、族人、国人皆有利可图。以自身的善良天真成全了这个封建男权的社会虚伪、虚荣、虚假，死后还成为后世教化的典范。

此处的虎女完美地展现了新罗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她体现出了虎女“非类非社会性”和“同类社会性”的双重特点：作为异类的女性，她与志怪小说中的众多女鬼女神女妖们一样，是男人们渴求与爱慕的对象，不受道德的钳制;作为社会性的女人，她们是改造与规范的对象。这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双重态度高度贴合。

《崔致远》是殊异传类小说中篇幅最长、艺术水准最高的一篇文章。主人公崔致远旅唐期间调任溧水县尉，游经双女坟时偶遇亡故两姐妹。文中“乃姊年十八，年十六，父母论嫁阿奴则定婚盐商，小妹则许嫁茗估，姐妹每说移天，未满于心，郁结难伸，遽至夭亡”告知两姐妹不屈于父母之命，以死殉志。但当“幸遇秀才，气秀鳌山”之时，“红锦袖与紫罗裙”便鼓起勇气幻身人形，与爱慕之人共享欢愉。姐妹两人活着的时候不屈服封建社会为女人量身定做的“三从四德”之枷锁，死去之后苦苦等待有缘人的出现，并赴之如飞蛾。女性对礼教压制的反抗和对爱情自主追求意识的觉醒，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作。

而唐代张鷟（公元660年-740年）的《游仙窟》，成书较早于崔致远（公元857年-？）。描写了作者奉使河源，夜宿“神仙窟”的故事。并与年方十七的十娘、十九的五嫂谈笑戏谑的风流故事。其人物设置同样是男主人公、两位女主人公和侍者。虽然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有仙、鬼之分，但故事情节基本吻合。另外，思想主题同为在封建制度社会儒家思想的管辖里，女主人公对自由恋爱的大胆追求。两部作品创作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人文背景拥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3.对行文叙事的接受

《殊异传》的行文叙事方式借鉴了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许多特点。比如从语篇上讲，文章篇幅简短、语句凝练、多以“从残小语”的形式出现;从故事架构上讲，作者多构建“现实空间”和“超现实空间”，给予“我类”与“非类”充足的舞台展现奇异故事;从文章撰写的艺术手法来看，《殊异传》多借鉴志怪小说的白描、对话、用典等手法进行文本创作。

在语篇层面，纵观目前《殊异传》残存的13篇文章，除《崔致远》一篇有志怪小说向唐传奇小说过渡的倾向篇幅较长外，其余文章篇幅皆短小精悍。就外形幻化类作品《老翁化狗》而言，其全文不过68余字;《竹筒美女》一文，共计148余字;《首插石楠》，故事情节相较于前者较为丰富，也不过191余字。寥寥数笔就写明了事物幻化之神奇，封建社会可歌可泣的自由爱情故事。“残从小语”“尺寸短书”这些特征与韩魏六朝志怪小说的语篇特征是一致的。

在故事撰写层面，作者的行文风格、叙事手法颇受唐朝影响。以《崔致远》为例，意象选取、典故使用等方面作者信手拈来。作者以诗词唱和往来的形式与姐妹沟通情感，推进情节的发展，这与《游仙窟》的行文方式一致;诗文中多处用典，比如崔致远与二女酒至半酣，提议曰“尝闻卢充逐猎，忽遇良姻，阮肇寻仙，得逢嘉配，芳情若许，姻好可成？”其中“卢充逐猎”出自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讲的是卢充狩猎时奇遇婚事的故事;而“阮肇寻仙”初见于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讲刘晨、阮肇天台采药，遇仙成亲的奇遇;选“嫦娘”“仙宫”等神仙传说意象，在文中表达二女愤恨离世、泉下孤眠的不甘;主人公以“虞帝”“周良”自喻，渴望能与二女交好;以“谢女”“班姬”喻其才情又以“草没铜台”诉说二女悲惨遭遇。作者还借用“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来形容婢女翠襟擅歌且清雅绝世。

文章立足新罗《殊异传》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接受的角度，从新罗当时的接受背景、《殊异传》的文本表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新罗《殊异传》萌芽之前，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带有濃厚的神怪色彩，题材自弘扬佛法渗透道风至追求自由反对封建，与道教、佛教紧密相连，深受民众喜爱。因当时唐朝与新罗友好交流，新罗文人文风多受其熏陶，志怪小说开始传入新罗。又因新罗当时的汉文字环境、政治环境、民众信仰等综合因素，新罗社会具备了接受汉魏六朝小说、形成本民族同类小说——《殊异传》的胎动环境。

通过对《殊异传》中《竹筒美女》、《首插石楠》等和《卖胡粉女子》、《梵志吐壶》等六朝志怪小说多篇文章进行对比发现，新罗《殊异传》在母题、主题思想、行文叙事等层面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进行了接受和借鉴。《殊异传》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崔致远》更是含有诸多志怪典故和意象。

参考文献

[1]魏影，古代朝鲜志怪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的关联研究[D].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2：8.

[2]柳斌，八、九世纪唐与新罗关系简论[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15.

[3]姜昌求，新罗人与唐代人的赠诗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18.

[4]刘昫等，旧唐书，白居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57.

[5]孙万基，新罗<殊异传>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借鉴和创新[D].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12：11.

[6]金宽雄，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M].延古：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268.

[7]韩国民族文化百科大词典，第13卷[M].首尔：雄津出版社，1998：526.

[8]鲁迅，古小说钓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54.

[9]金宽雄，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271.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