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妇产钳术后产生负性情绪原因的质性研究

王文花 魏 芬

（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孕产妇数量显著增加且进入生育高峰[1]。产妇由于年龄增大，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发生有所上升，在分娩过程中发生难产的概率增加。有研究表明，产钳助产术作为解决产妇难产的方式之一，提高了产妇阴道分娩成功率，降低了新生儿窒息率[2]。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关于产妇行产钳助产术分娩成功的量性研究，只关注了产妇分娩结局与新生儿安全，忽视了产妇术后因体形变化、生理与角色的转变、缺乏婴儿喂养照顾等相关知识及产钳术伤口愈合等原因综合作用所致的焦虑、烦躁、挫败、悔恨、不满等负性情绪，如不对这些负性情绪加以及时、有效的控制，则可能会导致产妇产后抑郁、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出现[3]。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的概率为14.7%，出现产后焦虑的概率为10.35%[4]。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访谈的方法探讨引起产妇行产钳术后产生负性情绪的主要原因，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因产妇的负性情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保证母婴安全，促进家庭和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在兰州市2所三甲医院行产钳助产术后的12名产妇作为访谈对象并进行面对面访谈，样本量以访谈资料达到饱和、出现重复访谈信息为止。纳入标准：已行产钳助产术42 d来院复查的产妇；语言表达清晰且无严重产后并发症者；年龄≥18岁；知情、自愿参加并主动配合本研究。排除标准：产后病情严重无法参加本研究者。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本研究团队均由专业水平硬、服务意识强、访谈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包括产科助产人员、心理咨询专家与在读硕士研究生，易与产妇沟通且建立互信关系。本研究在进行前，研究者已通过预访谈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反复修删、调整，最终确定访谈提纲，主要包括5部分访谈内容：①您当时因为什么原因做产钳助产术？②您对产钳助产了解多少？③您在术中及术后有什么感受？④您的家人对产钳助产术有何看法？⑤您希望得到哪些医疗支持与心理支持？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以“边查阅边确定，边预约边谈”的形式，从2017年5月开始，通过查阅分娩登记本确定行产钳助产术的产妇及相关分娩信息，在产后42 d通过电话与产妇或其家属预约产妇来院的具体产后复查时间。在进行访谈时，研究团队人员须向产妇阐明本次访谈的意义及目的，在征得产妇本人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确保访谈在“知情同意、充分协商、安全保密、舒适放松”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访谈人员要在访谈开始前对访谈设备及其他访谈资料予以认真准备检查，以避免在访谈过程中出现录音笔电量及存储空间不足、访谈资料缺页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等情况，确保访谈的连续性与真实性。访谈时间原则上以1个小时为宜，可视具体访谈情况进行适当缩短或延长。

1.2.3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进行分析：①双人录入转化访谈资料，多媒介保存备份，防止丢失误删。②认真阅读，初步确定重要陈述，剔除无效无价值信息。③找出高频词句并进行独立编码。④分类归纳重要观点。⑤整合完善观点，确保无遗漏缺失。⑥反复对比，辨析相似观点，升华提炼主题。⑦返回访谈对象进行求证。

2 结果

2.1 自主分娩选择权未被充分尊重，共同决策机制尚未形成 本次访谈中，参加调查的12名产妇中有9名（约占参加本次调查产妇总人数的75%）产妇反映在行产钳助产术前未能与主管医师及助产师进行全面、详尽的沟通。被访产妇A说：“那天我正在努力地用力生孩子，突然主管医师说我的胎心只有几十次，然后就大声喊着让另外一个医师去产房门口找我老公去签字，过了一会儿她就给我做了紧急产钳手术……”被访产妇B说：“回忆当时整个过程真是记忆犹新，我在产床上拼命挣扎但始终生不出来，后来医师一检查说胎头位置不对，需立刻进行产钳手术并告诉我只需要全力配合，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是产钳，心里只想着孩子平安出生，然后就稀里糊涂的把手术做了……” 被访者C说：“当时因胎儿缺氧做产钳手术实际上是被逼的，但我老公在听了医师的建议后坚持做产钳手术，我当时虽然嘴上答应了但心里还是非常的不情愿。”可见，产妇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基本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医产共同决策理念未能体现，产妇个人分娩方式与分娩意愿不能得到家人及主管医师的充分尊重，自我存在感弱化。

2.2 过度担心产钳术对新生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访谈者D说：“在做手术的时候，看着我的主管医师拿着一个发着冷光的产钳慢慢地靠近我，我就非常担心，宝宝的头那么小皮肤那么嫩，怎么能经得住那么一个大钳子的折腾呢，万一头被夹破、皮被拉伤该怎么办呢？”访谈者E说：“我在产房生产了很长时间，估计有两个多小时，当时听大夫说胎方位为枕后位必须做产钳手术，所以就在征得老公的同意后做了手术，宝宝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哭，我以为……但过了一分钟左右后他哭了，当时都快把我吓死了。”访谈者F说：“我是一名血液科的医师，在分娩前实际上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产钳术也有一定的了解，但可能由于自己本来就是学医的原因吧，虽然手术很顺利，但我还是担心宝宝的后期智力发育会因此受到影响。”从上述访谈内容来看，虽然手术过程顺利，分娩结局良好，但产妇对新生儿顺利娩出及后期发育的过度担心、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仍然普遍存在，因此助产人员及医疗机构应以减少产妇术后的负性情绪为着力点切实提高助产质量与服务水平。

2.3 家属缺乏对产钳助产术必要性的正确认识 本次访谈中，访谈者G说：“我做完手术生完孩子之后，老公跟我经常吵架，指着我说为啥别的女人都能顺利生产我就不能，还要借助产钳生产，听他说这样的话我真的很郁闷，都没心情照顾孩子了。”访谈者H说：“当时因为做手术造成我的会阴部复杂裂伤，后来伤口感染又多次去医院换药治疗才逐渐恢复，婆婆嫌我平时太懒不活动，生不下来孩子还花销太大，别人几千块钱能解决的事我却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家属缺乏对产钳助产术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将不能自然分娩的原因一味地归责于产妇不积极配合医师、孕期缺乏运动等方面，无法理解产妇行产钳助产术是因为产程异常、胎方位异常、胎儿缺氧、产妇体力不支等综合因素所致，进而引起夫妻关系不和谐、家庭关系不稳定。

3 讨 论

3.1 充分尊重产妇分娩自主选择权，形成共同决策机制 顺利分娩、安全分娩是助产人员与产妇本人所共同期望的，但只注重分娩结果忽视产妇本人分娩意愿的观念并不可取，不利于建立平等互信的医患关系。助产人员的存在价值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接生”，而应是在充分尊重产妇分娩意愿的基础上确保胎儿的顺利娩出[5]。假如助产人员决定对产妇进行产钳术，手术的必要性、紧迫性与合法性都应完全具备。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医疗机构的紧急处置权，该处置权仅限于不能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才能行使[6]。如果产妇在生产过程中不存在意识不清或者完全丧失意识、无法有效表达自己意见等情形，助产人员就必须在征得产妇本人同意后才可行产钳术，否则与法律规定不符。助产人员应在提出医疗意见的同时充分尊重产妇的分娩自主选择权与知情同意权[7]，形成既符合产妇本人分娩意愿又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共同决策机制，确保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全心全意地服务每一位患者，提升助产人员与产科部门乃至整个医疗机构的社会影响力，最终构建法治社会中的和谐医患关系。

3.2 提高助产服务质量，减少产妇术后负性情绪 产钳助产术虽然提高了难产产妇阴道分娩成功率，降低了新生儿窒息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增加了产妇产后负性情绪的发生。因此，助产人员应在术前全方位考虑、多方面衡量产妇行产钳助产术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避免手术给产妇带来不必要的身体伤害及心理负担。同时，应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切实提高我国助产人员的服务质量，所谓“横向”，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医院实践、借鉴学习、社会监督等多途径共同努力，以期构建一批专业性强、服务水平高、应急处置机制完善的助产队伍；所谓“纵向”，主要是指助产人员要将服务范围纵向拓宽，打破以往的“分娩床、分娩室即服务地，进门前出门后皆与我无关”的助产思维，构建产前及时预防、产中有效配合、产后密切关注的助产模式[8-9]，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妇因行产钳术所产生的部分负性情绪。

3.3 科学全面宣教，强化家庭支持 家属对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的阵痛程度、产妇自身情况、产钳手术必要性与紧迫性及手术对产妇的创伤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是导致产妇术后家庭支持不佳、家庭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10]。为此，助产人员应有针对性地对产妇家属进行全面宣教：对于不可避免的产钳助产情况，助产人员应在术前与家属及时有效沟通，详细告知产钳手术的适应证，从保证胎儿生命安全、减少产妇难产风险的角度耐心解释进行产钳术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而达到消除产妇家属因产妇无法正常自然分娩而产生的误解与矛盾。除产前宣教之外，建议医疗机构建立多元化的分娩体验模式[11-12]，强化产妇配偶及其他家属对产妇的理解支持，如通过超级奶爸训练营、准爸爸学习培训班等方式在医院内部推行分娩阵痛模拟仪的使用，让产妇配偶通过仪器模拟亲身体验产妇在分娩过程中所承受的疼痛，让其在阵痛体验过程中真正懂得产妇“分娩不易，为母不凡”的道理，从而使产妇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

产钳助产术虽在解决产妇难产、降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3]，但其对产妇的心理创伤也不容忽视。产妇术后所产生的负性情绪不仅不利于母婴健康，而且影响家庭内部和谐，助产人员应在确保母婴安全的同时，更加注重积极消除产妇在术后所产生的负性情绪[14]，产妇家属也要努力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并给予产妇更多的家庭支持，保证产妇在积极健康的心态下度过产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