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保垒 杜 英 孙泽宇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开放资本市场是一国参与全球定价机制和国际金融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此持续提升资本市场开放水平一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连立帅 等,2019a)。“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的正式实施实现了境内和境外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封闭状态,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钟覃琳 等,2018)。这一重大制度的建立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微观企业的运行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尽管已有研究证实“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整体运行效率(钟凯 等,2018;钟覃琳 等,2018;连立帅 等,2019a),但针对该政策在企业层面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深入探究“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着重考察“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之所以选择避税这一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企业避税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张胜 等,2016;Kerr,2019),而我国企业的税收规避问题更是非常严峻(刘行 等,2014)。因此,探寻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命题(陈冬 等,2016;Dyreng et al.,2017)。其二,关于资本市场开放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投资、现金股利分配、公司违规、企业创新以及自愿性信息披露等方面(连立帅 等,201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