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颠覆的天真与被消解的可能性

赵松小说的形式，取决于作者以何种方式处理并呈现人物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跟所处环境的关系，更具体些说，取决于作者如何通过有效地编排他们的视界、行为、言语、心思出现的次序和比重，来映射人物的存在状态跟那些关系的呈现与演变。当然这样说也只是指向小说的最基本层面，而不是所有一切，更为重要的，还有作者如何为小说设置好那最为核心的驱动程序。

在三三的小说《圆周定律》里，那核心驱动程序无疑就是主人公“我”跟任天时的通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通信的存在，才使得那些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有了某种存在的价值。当“我”跟任天时的通信出现时，对于沉浸在此前的那些平淡的生活与工作琐事的读者来说，会有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此而准备的。如果说这篇小说是成立的，那么显然主要得益于这些通信的出现，从文本整体结构上说，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叙事者“我”的那个平淡乏味的日常世界有了一个足以与之相对应的非常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也因此而真正成为了一个临界点。

无论“我”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基于对现实境遇的厌倦，开始跟那个执拗至极的民科狂人任天时通信，其实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现实的逆反心理导致的行动。同样的心理机制，塞林格在《九故事》里的那篇《德·杜米埃-史密斯的忧伤年华》中也用过，主人公“我”给修女艾尔玛嬤嬷写了过于热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