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富国裕民之志 治经世济民之学
——忆我的父亲著名经济学家李天民

◎李 泳

（江苏南京 210023）

2021年，是父亲李天民离开我们的第14个年头。父亲一生尽瘁于教育事业，然而平时在家里却很少跟我们提及他一生的成就。2007年冬父亲去世，我前往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大学为其举行的追悼大会，才从学校领导宣读的悼词中获知，原来父亲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我国管理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先驱者”“我国管理会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少年心事当拏云

作者李泳与父亲李天民（左）

父亲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名门望族。这个家族于1862—1926年在扬州个园生活了64年。个园那时只是位于扬州市东关街的一处“前宅后园”式私家花园。1919年10月，父亲就诞生在这个园子里。他的弟弟李天和也在这里出生，后来成为著名的美籍华人电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83年回国出席全国科技大会，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父亲自小天资聪颖，1933年秋，以同等学力考入当时全国四大中学名校之一的省立扬州中学高中部。这所学校所聘教师多属国内一流，比如教国语的范耕砚先生，教数学的汪静斋先生，教英文的厉志云先生，都是当时享誉教坛的名师。数理化教材采用的是交大本科用的英文课本，学生做习题一律要求用英文解答，这就为父亲后来从事教学与研究，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外语基础。1936年父亲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结果同时被当时的上海商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和美国教会办的私立沪江大学录取，最终父亲选择了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就读。该院院长是当时的北宁铁路局副局长徐承懊。父亲刚入学一年，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为避战乱，学校决定南迁湘潭。后因日军南侵，父亲只好辗转赴沪，转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继续攻读。青春无问西东，岁月自成芳华。怀揣鸿鹄之志与兴国梦想，父亲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一心想着将来学成之后能够报效祖国，因此，念兹在兹，不舍昼夜地拼命苦读，终于迎来了大学毕业的一天。由于父亲入校后每学期各科成绩均为“A”，因而荣获当时《文汇报》颁发的“纪念谢晋元将军高校奖学金”100银元。该项奖学金每学年只发给交大、复旦两所高校各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学校为此专门举行授奖仪式，由校长亲自颁奖，父亲获此殊荣难免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大学毕业以后，父亲本以为通过多年的苦读可以到职场一展宏图，谁知当他离开复旦校门时，上海已成一片孤岛，租界四周全被日军包围，十里洋场满目皆是威士忌中的醉生梦死，爵士乐中的糜烂疯狂。为了谋生，父亲经人介绍，进了“谦泰商业银行”工作。据父亲后来回忆，当时上海四川路、江西路一带，像这类银行多达百余家，大多是由先前的旧钱庄、银号改组而成，其主要业务无非是炒买炒卖黄金、美钞、中外证券，生意异常火爆，担任银行高级职务的，比如经理、副理还有襄理等，都是些略识之无的市侩，父亲作为刚入行的大学毕业生，只是一般职员，不过薪金、花红不菲，然却与之前怀抱的理想、志趣相去甚远，他对前途甚感迷茫。

抗战胜利后，父亲于1945年10月凭自己的实力考入声名显赫的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工作，没多久，又被聘为当时的上海第一牛校——圣约翰大学的副教授，在那儿一直工作到上海解放。

九万里风鹏正举

就在父亲迎来自己30岁生日的喜庆时刻，他在收音机里突然聆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喜讯。正值自己“三十而立”之年，父亲心潮澎湃，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急需大批教学、科研人才，获知这一情况，父亲主动放弃了在中国通商银行总行的高薪职位，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很快父亲即被聘为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教授兼会计教研组组长，同时兼任东吴大学审计学副教授、圣约翰大学高级会计学副教授。为填补新中国会计学方面的空白，我国会计学界元老潘序伦先生亲自上门找到父亲，鼓励他尽快牵头组织编写一部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各项财经制度与措施的新审计学教材，对这项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父亲起初有点畏难，不敢应命。在潘老的一再鼓励和大力支持下，经过一个阶段的艰辛探索和奋力苦战，父亲的处女作《审计学教程》于1951年正式出版，并在全国各高等院校投入教学使用。

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向前推进，1952年10月，国家对高等院校实施院系大调整，父亲所在的上海高教系统，由16所高校，其中包括交大、复旦、上商、东吴、大同、沪江、光华、圣约翰、暨大、大夏、立信等校相关院系整合而成的上海财经学院正式成立。父亲被安排在该校的第一大系——会计系，系主任为杨荫溥，父亲任会计核算原理教研组组长。这期间，父亲开始对苏联专家马卡洛夫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对象、职能与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质疑，同时结合我国国情，于1958年推出了他的呕心沥血之作——《会计核算原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框架体系的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编教材，对新中国会计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实践探索具有独创性建树，在学术界迅速引起轰动。紧接着，父亲的另一著作《工业企业财务计划》出版，受到企业界的广泛欢迎与好评。为表彰父亲的突出贡献，上海市委于1956年夏，特地让上海市房管局将位于上海市石门二路60号的一套三居室公寓拨给父亲，极大地改善了居住条件。

李天民部分著作

丹心从来系家国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随着所执教的经济学、会计学学科被边缘化，甚至被取消，父亲被迫“靠边站”，随后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9年冬，父亲被下放到当时的苏北宿迁县农村接受“再教育”，不久被县教育局调到当时的宿迁侍岭学校任高中英语教师兼班主任。自此远离高校，沉寂了整整十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父亲的处境开始逐渐好转，先是被调往连云港财经学校担任会计教研组组长。其间，因为工作业绩突出，父亲于1978年当选为连云港市新浦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

1979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我国进入了百废俱兴的新时期，国家急需大量的经济建设人才，高校也需要大批具有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验的教师。此时适逢父亲60岁诞辰。父亲的生日，是我们全家盛大的节日。就在家人张罗着为父亲庆生之际，来自财政部的一纸调令，将父亲调往素有“中国财经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央财经大学，任国外会计教研室主任。这对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真是喜上加喜，他立即打点行装，乘上北去的列车，进京赴任。

20世纪90年代李天民教授在中央电视台授课

奋蹄行无极 暮年恰风华

到了北京，父亲为不辱使命，风尘未洗，即带领他的教学科研团队投入工作。中央财经大学成了父亲人生之旅的最后驿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念兹在兹，争分夺秒地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富国裕民殚精竭智，奉献余生。通过连续数年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的苦干，终于完成了校领导交办的三项任务：一是向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社会介绍西方财务会计自1949年以来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情况；二是引进和开设现代管理会计这门新课程；三是着手筹建外国会计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及各门主干课的教学大纲。通过教学，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通晓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批人学成之后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有的后来成长为中央有关部委、系统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与骨干，对推进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天晚上，父亲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下班后来到父亲的寓所，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于光远建议父亲将会计研究与会计核算和成本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使会计研究更具实践性和应用性，使会计理论研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根据于光远的建议，父亲带领他的工作团队，编制宏观经济会计模型系统，因在精准预测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以及提高当时政府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智囊与“大脑”。

1981年，父亲的著作《管理会计基础》问世，这是我国第一部管理会计方面的自编教材，1990年又推出《现代管理会计学》,由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此书兼具会计研究与实务价值，因此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当年就发行百万册，仍供不应求，直至父亲逝世后还一版再版。父亲这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出版各类专著40余种，累计600余万字。父亲曾经的弟子，中央财经大学1991级研究生华海波在悼念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家父：“李天民先生治学严谨，作为中央财大学术委员会、教授职务评委会委员，在教授职称评定中一向公正严明，坚持学术与品行双优标准，坚决拒绝了不符合标准的教授申请，用实际行动捍卫了学术尊严，大家对此有口皆碑，在社会各界的知名度、认可度都很高。1993年春，我给山东省建材系统的财务人员讲课，意外地发现有很多国企的财务人员都读过他的《管理会计》等著作，十分崇敬李天民教授……”

与此同时，父亲自1985年起，还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类专业的“管理会计学”课程的主讲教师，每学年在央视一套向全国滚动播出，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1994年11月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15周年校庆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表彰大会上，父亲被授予“优秀主讲教师”荣誉称号，并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常常是跟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啊，父亲30岁正当青春迷惘之时，欣逢新中国诞生，个人理想与抱负，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得到了施展；而60岁刚刚跃出事业与人生的低谷，又恰逢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于是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父亲尽管一生从事财经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也相当深厚，平时常对我说，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正、清、和这三气正是咱中国人的精气神，无论为人为学，都要彰显并弘扬这三气。他虽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其生前所创下的业绩和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却又似沉寂在时间深潭中的一枚枚金币，依然闪耀着价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