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长征途中的历史转折

杨少波

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描述：“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这段文字精辟地道出了通道转兵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5年多了，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穿越时空隧道，去感受当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去探寻永载史册的通道转兵的辉煌篇章。

湘江战役的启示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时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达湘西与红三军会合。

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相继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道县到江华间渡过潇水，主力继续西进。这时，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合计达26个师近30万人，沿湘江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何键部集中到零陵、黄沙河一线;桂军主力进到全州、兴安、灌阳地区，布成袋形阵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李韫珩等部，尾随中央红军追击。11月27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胜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小诸葛”白崇禧因蒋桂矛盾，为保存实力，一度有意给中央红军让道。但中央红军庞大的军委纵队辎重过多，部队行动十分缓慢，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而错失过江良机。这时，敌军向我发起全面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在湘江两百里战场，天上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枪炮轰鸣，人喊马嘶，杀声昼夜不绝。12月1日，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天，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激烈的战斗主要在脚山铺进行。在我红一军团10多公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我军与湘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偷袭的敌军甚至摸近了红一军团指挥部，正在吃饭的林彪、左权赶忙丢下碗筷，立即转移。在红一军团于脚山铺与敌人血战的同时，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也在湘江东岸兴安、灌阳一带和文市附近与桂敌和周浑元所部追敌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激战。红三军团五师两个团的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四师十团，一天内团长和继任团长先后光荣牺牲。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湘江一仗，虽然红军最后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些部队拖垮了，一些部队打散了;重武器、印刷机、兵工机械，以及文件、钞票被扔进湘江里了;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

湘江战役宣告了“左”倾错误军事领导的破产。在湘江战役前，我军一直往敌人布置的口袋里钻，造成全盘被动;在战役过程中，又有多次重大失误，致使我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在短短4天战役中，损失数万人。这是“左”倾领导者在整个战役中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错误，我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这是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指战员的一个重大启示。

蒋介石的“湘西口袋”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当中央红军强渡湘江后，蒋介石就更明确了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于是，他一方面调集刘建绪、薛岳两部主力近20万人，配置在湘西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武冈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往里钻，一方面分兵尾追中央红军。

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具体的兵力部署是：湘军刘建绪的第一兵团，7个师8万余人，一部置于城步、绥宁，一部尾追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靖县。蒋军薛岳的第二兵团，8个师又一个纵队11万人，一部置于黔阳、芷江，主力集结于洪江、会同，并向靖县推进。

同时，蒋介石布置了4道严密的碉堡防线：第一碉堡线——自新宁县城，经昆山、城步县城、通道县、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二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城步县城、绥宁城、靖县、牛角界至芷江。第三碉堡线——自新宁县江口桥、飞仙桥、洪江至黔阳。第四碉堡线——自新宁路安心观、武冈、雪峰界、洪江至黔阳。以上4道碉堡防线，计绥宁境内砖碉11座、土碉84座，黔阳境内砖碉7座，靖县境内砖碉6座，城步境内碉堡9座，会同县境内碉堡94座，共计碉堡211座。

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被堵住了，要实现原来北上湘西的计划已不可能。在南面，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急将十五军夏威部编成第一追击队，将第七军廖磊部编为第二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中央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中央红军南下之路。在西面，贵州军阀王家烈，其主力被红二、六军团牵制在铜仁、石阡等地，无法脱身。由于黔军没有如期赶到，实际上黎（平）、锦（屏）一线，只有周芳仁所率的两个团，加之地方民团也不足3000人，而且是有名的“双枪”（烟枪、步枪）兵，不堪一击。贵州境内的黔军兵力较少、装备差，防务也很空虚。

面对这种情况，“左”倾错误指挥者仍企图孤注一掷，坚持前往湘西與红二、六军团会合。那时，毛泽东虽身处逆境，但仍时刻关注着党中央和红军的安全。每到宿营地，他仍然像过去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时那样，让警卫员为他搭起办公桌，点上马灯，铺开军用地图，对着战报，研究战场形势的变化。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不断和大家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和进军的方向问题，从而逐渐形成了改道贵州的正确意见。

担架上的“计谋”

历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影响着历史。毛泽东深知要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接受，当面给当时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提建议是行不通的，必须尽快在私下与大多数红军领导人进行交流，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样，担架上的毛泽东就开始了他拯救红军、拯救中国革命的“计谋”，具有军事指挥权的王稼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成为毛泽东争取的主要对象。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左”倾领导的这一安排，本来是想架空和排挤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但张闻天在工作中非常尊重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也主动与毛泽东商量。特别是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据理力争，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领导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明确他对有关长征的重大战略没有发言权。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争取张闻天、王稼祥与自己在同一纵队行军。毛泽东因为患有疟疾，坐担架的日子多，而张闻天也由于身体不好，有时也要坐担架。这样，他们推心置腹谈心的机会就更多了，谈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央红军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毛泽东认为，中央红军的失败，是“左”倾军事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如果不从这样的作战方针中跳出来，中央红军是难以摆脱困境的。张闻天基本上认同毛泽东的观点，两人因此越谈越投机，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这时，毛泽东便适时地向张闻天提出了要检讨中央军事路线的建议，张闻天同意尽快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提出。

毛泽东在做张闻天的工作的同时，也开始对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长征开始后的红军指挥者之一的王稼祥做工作。取得王稼祥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王稼祥是博古在苏联时的同学，但在“左”倾领导排斥毛泽东的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长征之初，他俩有时同时躺在担架上，边走边谈对红军目前处境的看法。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我们太多啦！去年10月，咱们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1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鲜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弄到了现在这步田地！现在，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不能当傻瓜，硬要去钻口袋，我们要另辟生路。”王稼祥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贵州方面敌兵不多，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行军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的口袋阵失灵呢？”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老毛，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并答应立即找其他同志征求意见，争取在前方通道县召开一次会议，决定部队的进军方向。

至此，中央两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開一次军事会议。这样，毛泽东担架上的“计谋”就水到渠成了。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终于钻出大山，攻占了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进行了激烈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史称“通道转兵”。

会上，中革军委在长征途中以“军委”名义第一次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报，体现了通道转兵西进贵州的紧迫性。通道转兵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中央红军的命运，避免了北上湘西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处于政治低谷中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通道重新走上革命的前台。这次会议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实现了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通道转兵，使风雨飘摇中的革命航船重新找到正确的航向，中央红军从此驰骋于云贵高原苍山如海的雄关漫道中，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