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研究

李润华

摘 要 近年来，国家资历框架的开发与实施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政府把构建中国特色国家资历框架及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实践应用纳入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为此，北京、广东等地区和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开展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推广价值的模式。但是，也存在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薄弱、能力标准与资历等级不统一、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加快构建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需做到以下几点：借鉴和汲取国内外有益理论思想和实践经验，筑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根基;坚持多方协同聚力，突出政府在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互联网+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技术服务平台”。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国家资历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教育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终身教育理念日益普及与深化的大背景下，国家资历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NQF）的开发和实施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国家资历框架旨在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标准，实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不同类型教育及培训体系之间学习成果的互通互认，架设起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学习“立交桥”，为人才终身学习、持续成长畅通上升通道。全球已有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发或实施国家资历框架。我国尚未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但我国政府对于推进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政策是积极的、连续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中首次提出“国家资历框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9）对“国家资历框架”法律地位的认定，国家政策态度也是日益明确的。

现代意义上的资历框架起源于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是国家资历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验来看，国家资历框架的重心在于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类型特色，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在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中，这一文件提出“推进学历学位认证标准连通”需要“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逐步实现就业市场的从业标准一体化”。由此可见，我国已把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纳入“一带一路”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因此，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有机衔接、多元立交、与国际接轨的国家资历框架，对于推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交流，加强互联互通，促进经贸合作，实现联动式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研究基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参考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经验，总结提炼国内部分地区和部门的探索实践，探讨加快构建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基本路径和策略。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由此，“一带一路”倡议走入世界视野，汇聚全球目光。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尝试，“一带一路”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经济合作倡议，是希望通过实现优势互补，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1]。“一带一路”建设任务艰巨繁重，包括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保、人文及海上项目等八个重要领域。“一带一路”倡议的谋划和落实，需要坚强的硬实力作后盾，更离不开深厚的软实力作支撑。倡议框架内各项内容的深层推进，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职业教育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对产业经济依存度最高的一种教育类型，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队伍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拥有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职业教育专业，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人才和技术技能支持。然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需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需尽快补齐“短板”。其中，国际交流合作层次浅、领域窄，沟通合作的长效机制亟待完善是职业教育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棘手难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合作还停留在学生与教师短期互访、合作协议签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浅层次领域，而在制定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特别是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区域职业教育资历等级参照标准，促进职业教育资历互通互认等诸多深层次、实质性领域尚未达成广泛共识。如何与沿线各国就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充分交流与有效沟通，保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渠道的畅通，是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克服的首要难题。基于此，积极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促进国家资历标准的国际互认与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二、我国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进展与问题

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证书制度存在着两套证书体系：一是作为教育属性的学历证书体系，层次结构从低到高依次为初等、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其证书为学历证书，由教育部门颁发;二是作为职业属性的职业资历证书体系，等级结构从低到高依次为初级技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其证书为職业资历证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办理和核发。基于认知规律的学历证书与基于技能形成规律的职业资历证书不存在对应关系，缺乏有效连通，资历的可比性不强，不能实现等同或等值，缺乏资历等级通用标准[2]。要解决这些问题，突破现有职业教育两套证书体系的束缚，需要顺应世界教育发展大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我国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统一资历框架，但随着世界各国国家资历框架开发进程的逐步推进，国家资历框架的开发与构建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明确提出“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互认”[3]，正式将“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列为国家“十三五”改革发展议题。《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号）提出“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4]。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构想”走向“务实”，教育部发布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号），提出“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逐步实现就业市场的从业标准一体化”[5]。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从2019年起，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实施试点工作，制定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6] 2021年3月，国务院党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第二章第十五条提出，“建立 完善国家资历框架，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互认”。此举明确了职业教育在建立国家资历框架这一重大制度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工作已从理念和研究阶段逐步进入到研制和实践落实阶段。事实上，为了加快推动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历证书的融通，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北京市、广东省等地区和以国家开放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业已开展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推广价值的模式。

（一）北京市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点

2010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以及甘肃省部分市启动“探索建立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试点工作。2011年1月，北京市正式启动职业教育分级制改革试验工作。同年8月，北京市属1所普通大学、15所职业院校（含中职和高职）联合30多家企业合作开展了12个专业的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实践。如图1所示，北京市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提出了建立以初中后教育分流为起点、以5级架构为基础、纵向上可以发展的职业教育5+X分级基本框架[7]。其中，职业教育的1级和2级，属于“基础性职业教育”的1级和2级，培养具有一定技能水平的初、中级劳动者。职业教育3级和4级，属于“提高性职业教育”，培养实用型、应用型高素质技能人才。职业教育5级和5+级，属于“发展性职业教育”。其中，5+级别为开放级别[8]。职业教育分级制还需要建立灵活开放的职业教育入学制度，实行相应的职业教育等级证书制度，以从根本上摆脱职业教育的“学历依赖”，制定职业属性的等级标准和证书体系，可以为下一步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奠定基础。目前，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验项目已经验收结题，但项目参与职业院校和企业协作开展的探索实践仍在继续，很多具有创新性和推广效果的成果也已转化和应用到日常的职业教育教学活动中。

（二）广东省终身教育资历框架

2017年3月，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发布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如图2所示。《标准》由广东开放大学牵头组织起草，是国内第一个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地方标准。《标准》参考借鉴了欧洲资历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的等级标准，对于实现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沟通与衔接，搭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之学习型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标准》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培训及业绩3种类型;资历等级则分为7级，从第1级至第7级，第1级为最低级，第7级为最高级;每个资历框架等级均采用知识、技能、能力3个维度进行具体描述。《标准》的特色亮点体现在：首先，该标准为各级各类教育成果间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提供了共同参照，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培训及业绩3种类型教育之间实现了纵横贯通和衔接;其次，《标准》资历等级的2～6级内容与现行国家职业资历证书体系进行了逐级比对和调整，搭建起教育与人力市场的互通桥梁;最后，《标准》为各级各类学习成果提供了可比性和转换性，以往获得的学习成果和工作经历等均可认定折算为学历课程学分，避免了重复学习，有助于降低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10]。

（三）国家開放大学的“学分银行”

国家资历框架是资历等级标准，是基础性制度。学分银行是把各类学习成果通过学分进行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管理标准，是国家资历框架得以实施的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国内关于学分银行的实践探索热度不减，并向纵深发展。我国现有的学分银行实践分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国家层面是以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为代表的资历框架为引领的制度模式;地方层面是以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为代表的协议制模式。其他还有市民学分银行、高校学分银行联盟、校级成人高校学分银行、职业学院学分银行制、企业学分银行等。2012年6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开展“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简称“国家学分银行制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从国家层面对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框架、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进行顶层设计，搭建国家标准体系。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国家开放大学充分发挥自身在继续教育课程认证、学分积累和转换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构建了以学习成果框架（资格框架）为引领的制度模式和“框架+标准”的技术路径，形成了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资格框架标准、体制机制理论研究成果。2017年11月，国家开放大学开通了与新教育研究院、超星集体合作研发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学银在线”，面向全国提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服务。

此外，从全国整体角度来看，我国对职业教育资历的评判，已逐渐从单纯参考职业资历证书，向构建更加规范完善的职业资历框架转变。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不断清理和规范各类职业教育资历证书，自2008年以来，我国取消和认定的职业资历许可事项已达211项，占设置职业资历总数的34%[12]。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构建国家职业标准、行业企业工种岗位要求、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等多层次职业标准”。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职业资历框架制度的建立，将使得人才的使用有一个比对、评价和认定的国家平台。

综上，我国统筹推进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双管齐下”，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體系的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我国教育和培训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学习成果类型纷繁复杂，区域间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在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相关实践中各地规定的标准不统一、质量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建设和完善必将是一项艰巨、复杂而持久的系统工程。

三、国外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经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架目录》统计，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超过161个国家正在开发或实施国家资历框架[13]。资历框架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地域覆盖范围的大小，资历框架大致可分为区域资历框架、国家资历框架和地区资历框架。其中，国家资历框架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一种资历框架类型。国家资历框架按资历覆盖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综合资历框架、部门资历框架和分框架形式三种。综合资历框架通常涵盖各级各类教育资历，是现代资历框架发展的一种主流类型。部门资历框架通常可分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和高等教育资历框架两类。现代意义上的资历框架起源于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因此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数量远胜于后者。加勒比共同体早期的职业资历框架、法国国家资历框架、英国的国家职业资历证书制度和资历与学分框架以及最新的规范资历框架、印度的国家技能资历框架、捷克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南非的基于国家职业标准的职业资历框架、新加坡的劳动力技能资历认证体系、我国的国家职业资历制度等，均属于广义上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序列。分框架形式又称“桥梁式框架”，可在不同类型教育或培训部门间形成正式联系。其典型代表是南非的资历框架和澳大利亚的早期资历框架[14]。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既要充分考虑国情，结合国内实践，又要注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经验，推动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互联互通，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共同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目前，国内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尝试与实践多以西方发达国家资历框架的等级数目与水平描述符（level descriptors，也称资历等级标准）为参照与借鉴对象。如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参考了欧洲资历框架的水平描述符。就职业教育资历框架而言，英国国家职业资历框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国家职业资历制度以及亚洲和非洲众多发展中国家职业资历制度的建立受其影响较为明显。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职业资历框架的国家。1988年，英国推出了5级结构的国家职业资历证书制度（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ystem，NVQ），编写了资历等级标准，具有资历框架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成立了管理和实施资历框架的机构，标志着国家职业资历框架的正式建立。资历等级标准没有明确划分维度，而是将能力作为核心概念，以情景和工作的复杂性作为区分能力水平的依据，同时把自主性、责任担当程度和合作能力也作为资历等级标准的重要考虑因素。2008年，作为职业教育资历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英国推出了新一代具有创新意义的资历与学分框架（Qualifications and Credit Framework，QCF）。该框架设置了8个等级和3个入门级，从知识和理解力、应用和行动、自主性和责任担当3个维度对资历等级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该框架由三家监管机构实行协同监管。2015年，英国宣布启动资历与学分框架的升级版——规范资历框架（Regulated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RQF）。规范资历框架保留了资历与学分框架的等级数目，扩大了区域适用范围，导入了测量资历规格的“全部资历时间”（Total Qualification Time）这一全新概念，将提高资历的整体有效性作为改革重点。规范资历框架的资历标准包括知识和技能两个维度，知识维度又分为知识和理解力两个次级维度[15]。英国职业资历框架更新周期较短，每一代资历框架都是教育改革的产物。同时，其职业资历框架创新立足本国教育实际，遵循了教育发展规律，摈弃了“一刀切”的笼统方式，增加了资历学习的弹性。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

作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在教育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鉴于我国国家职业资历证书制度推行的各类资历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真正实现以资历标准为基础的资历互认，《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我国职业教育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唯有开展与沿线国家共商、经验分享、互学互鉴，方能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长效互利共赢大联通。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等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经济后发优势强劲，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以上发展阶段，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的15个国家中，以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代表的11个国家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相继出台了多个法案以保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持续性。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线的21个国家中，仅有黎巴嫩和伊朗两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势头良好，该区域其他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则相对滞缓。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较为完善，印度和泰国都建立起了相对独立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线国家中，新加坡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历史较短，但发展迅猛，已形成了独树一帜、较为完善的体系，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职业技术教育的新样板。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国家中，菲律宾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为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素质技工人才和劳动者，推动了各行业的快速发展[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历框架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后发优势明显，在资历框架设计理念和支撑资历框架运行的工具体系构建上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

1.菲律宾“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历框架”

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为本国和其他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熟练技工短缺问题，菲律宾政府加大了对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第一个全国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计划（2000-2004年）”期间，菲律宾政府通过整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区域示范能力标准，建立了菲律宾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历框架（The Philippine TVET Qualification Framework，PTQF）（2003）。该框架由低至高分为Ⅰ～Ⅳ四个等级，明确规定了学员达到每个等级必须具备的技能操作流程、責任及工作适用范围等。其内部灵活衔接的特色体现在不同级别的职业证书教育的纵向贯通，且各级证书之间的连续关系不受培训机构或地域限制。在“第三个全国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计划（2011-2016年）”期间，菲律宾政府借鉴了澳大利亚国家资历框架和欧盟等国际组织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模型，建立了内外灵活衔接的、职普融通的综合资历框架——菲律宾资历框架（The Philippine Qualification Framework，PQF）（2012）。菲律宾资历框架设计了职普平行对等的教育层次和8个资历等级，从知识、技能和价值3个维度对资历等级标准进行了详细描述，构建了职普课程学分转化与积累系统，采用了资历证书互认与等价转换等手段，以期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等值[17]。

2.印度“国家技能资历框架”

作为一个教育人口规模庞大、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职业技能培训相对薄弱的国家，印度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国家资历框架的开发与实施。2009年，印度政府发布《国家技能开发政策》，提出了开发国家职业资历框架的设想。随后，印度人力资源与开发部、劳动和就业部分别开发构建了基于各自部门利益的“国家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和“国家职业资历框架”。2012年，印度国家技能开发协调委员会将两个部门开发的资历框架整合为单一的“国家技能资历框架”（National Skil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NSQF），并于2013年付诸实施。2015年，印度技能开发与创业部发布《国家技能开发与创业政策2015》，提出推动实现国家技能资历框架与国际资历框架的对接。印度“国家技能资历框架”包括两套职业教育资历体系：一是以国家职业标准为基础的、较窄口径的国家能力证书系列;二是以专业标准为基础的、较宽口径的学历职业教育资历，以适应不同的标准和培养模式。“国家技能资历框架”由10个等级组成，其等级标准是由知识、技能和能力三维结构构成的学习结果进行描述的。其特征包括：坚持能力本位原则，构建多入口、多出口、多层次“立交桥式”学习路径，加强垂直与横向流动，建立健全学分累计和转换制度，实施承认学习者“先前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等[18]。

综上，目前世界上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数量众多，许多发展中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也起步于职业教育资历框架。但是，从实际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资历框架仍处于构想设计、初步实施或部分实施阶段，相应的资历框架配套政策和实施工具尚需进一步完善，资历框架的功能和作用还未发挥出来。因此，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着力加强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对接，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四、加快构建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基本路径和策略

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加快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是未来我国“一带一路”教育发展政策的重要目标和着力点。在秉持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理念基础上，只有积极推动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才能实现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层面的深度合作，展现和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标准和建设成果，向世界发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声音。

（一）夯实基础理论研究，筑牢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根基

当前，“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共商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已经被提升为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成为国家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是，国内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仍然薄弱。一般来说，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先导和前提，没有理论的基础和前瞻，制度和实践就无法做到理性的自觉，只能是一种经验的摸索[19]。若无基本理论作为根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制度设计和实践应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资格框架研究经历了酝酿阶段（1981-2001年）、过渡阶段（2002-2010年）、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取得了较大进展，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成果中，天津大学叶声华院士主持的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工作）重点项目“职业教育国家资格框架研究”是国家资格框架研究主题的代表性研究课题;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开展的“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实践”项目形成了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资格框架标准、体制机制研制的实践探索成果;国家资格框架的国际比较研究中，也开始出现一些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但是，重比较轻基础、重文本轻文化、重经验轻反思的研究仍然是我国国家资历框架研究的主流趋势。我国要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必须对国外“舶来”的理论进行扬弃、发展并进行本土化融合，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理论依据，寻找本土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建构的理论生长点，开展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创新实践。终身教育是世界各国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指导思想，基于我国职业教育跨界的属性，要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实现教育体系内部的纵向衔接与横向融通，必须勇于突破传统思维，将终身教育理念渗透到整个职业教育领域，打破职业教育体制上的“天花板”，构建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二）坚持多方协同聚力，突出政府在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国家资历框架涉及各级各类、各领域机构学习成果的等级认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教育教学领域的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是当前国家资历框架研究的主要群体，这部分研究主体在分析教育制度方面具备明显的业缘优势，但是缺乏全面认知劳动制度的客观条件，难以系统分析国家资历框架形成的体制性障碍[20]。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不是某个学者或某个课题组所能独立承担的任务，关系到国家公共教育政策的构建，其需要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互补作用，应由教育部牵头，协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不同学科领域和行业企业的专家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因此，有必要统筹整合职业教育资源，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研究共同体，各利益相关主体应突破自身利益局限，从多维实践中认识和把握现状，拓宽研究视野，激发创新思维，正确选择和应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多维度探寻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开发和实施的现实路径。从国内的现有实践来看，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的开发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是在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由省教育厅提出并归口，广东开放大学牵头，共有100多个单位、200多位专家参与了研制，充分照顾到各方的多元化利益诉求，在相互协调协商中达到利益平衡点，实现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有机整合。

在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保护多方利益诉求，凝聚共识，多方合力，共商共建，保证利益相关方从资历框架设计到实施的全程参与;另一方面，还必须凸显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国家资历框架是由政府设计，表征国家意志的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基本规范及其制度体系，具有权威性、统筹性和指导性[21]。资历框架的制定是一个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酝酿与修改过程。我国构建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需要由政府主导，统筹协调，多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三）明确框架核心要素，设计具有权威和公信力的职业教育资历标准体系

资历框架的核心要素是资历、等级以及等级标准。在国家资历框架语境下，各国对资历有不同的定义。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首要之务是明确资历的内涵以及框架的等级数目。在我国，有学者将资历宽泛地定义为以下两类：一是教育资历证书，即国家教育部门或有资质的培训机构所颁发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以及其他学业证明，作为劳动者继续教育成果的各类职业培训证明。二是国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组织考核认定颁发的职业资历证书。其中，教育资历证书又可细分为学历性教育资历证书和非学历性教育资历证书，是个人专业能力及学习经历的表征;职业资历证书是个人职业能力及职业经历的表征[22]。资历等级是资历分级的重要依据，等级数目的多少决定了资历框架的层级结构。各国资历框架的等级数目从5级到12級不尽相同。等级覆盖范围一般从义务教育结束至博士学位教育层次，在此区间内各国可根据国情设置不同的等级数目。按照一般规律而言，资历等级数目设置越多，涵盖的学段就越多，资历等级的区分度就越细。从世界范围来看，采用8级和10级结构的资历框架成为主流趋势。以我国国家开放大学构建的具有国家资历框架性质的“学习成果框架”为例，该框架就采用了涵盖从基础教育到博士学位、从培训到高级职业资历的10级标准。

资历框架的开发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需要根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教育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的调试和完善。我国政府应在吸收国外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国内一些地区和部门已有的本土实践，总结凝练试点示范典型经验，根据试点成效判断对教育系统、职业培训和人力资源市场的适应程度，继续推进和扩大局部试点探索，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1+X”证书制度试点、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等，从可操作的层面构建一个具有权威和公信力且切实可行的职业教育资历标准体系。

（四）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互联网+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技术服务平台”

国家资历框架的实施和运行是一个由中央政府牵头、跨部门协同推进的复杂过程。为保障国家资历框架的有效运行，须着力加强资历框架立法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权威的国家资历框架，必须有权威的国家认证制度予以保障。第一，国家资历框架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要依托独立公正的第三方认证和评估机构，对资历框架运行过程进行质量监管，并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质量评价报告，增强监管的透明度和合规性。第二，要广泛吸收行业企业参与质量评价，增强社会公众对资历的认可度和信心。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资历框架的运行还需要网络信息技术平台的支撑。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建设基于“一网五系统”的国家资历框架“一站式”网络服务平台。其中，“一网”是指国家资历框架政府管理网，“五系统”是指资历框架管理系统、工作系统、服务系统、终身学习成果档案系统、交易系统，最终目标是实现教育部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习者信息系统”、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国家职业资历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公安部的“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MOOCs平台和社会相关领域国家级权威资历认证网等分类信息管理网的对接[23]。

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体系的构建还要着眼于国际视野，在秉持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理念基础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历框架体系接轨，增加国际可比性，打破一些国家在职业资历认证这一问题上设置的服务贸易壁垒，加强政策沟通，实现成员国之间在职业教育层面的深度合作，推动人才合理有序流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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