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群体的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GSS 2017调查数据的中介机制分析

杨 毅，黄 延，贺浩浩

(西南大学 a.国家治理学院;b.公共文化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当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进程相叠加，给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虽然数字技术可以有效赋能大多数民众的生产生活，但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却长期存在，其在数字社会中被排斥问题日渐凸显，这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幸福感，乃至引发或扩大人际、家庭与社会冲突。因此,解决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不仅关乎老年个体尊严，也关乎亲子关系与家庭和睦，更关乎急遽变迁的中国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对此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如国务院2020年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解决老年人在智能技术运用过程中的问题，让老年人更好地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客观上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受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个体的经济、文化、健康、社交等资本禀赋尤为基础与关键。具体到“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这一传导路径，数字技术究竟是扩大还是填平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现有文献并未较好地将三者统筹考察。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检验并分析数字融入在老年人的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以期进一步明晰数字技术在老年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影响。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资本禀赋与数字融入

老年人由于卸下工作与家庭责任走向个体化生活，又处在这个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他们的数字融入指向“身份的转换和调适”与“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转移”的双重含义。随着数字技术的扩散与人们对其认知的持续深入，目前数字融入这一概念主要涉及接入层、技能层与产出层[1]：

(1)接入层。“接入”是数字融入的基础条件，即独立拥有网络接入设备并可以在有需要时自主接入网络。如今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不断普及，数字接入的门槛不断降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9.86亿，而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提升至26.3%，表明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2)技能层。相比于接入，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个体是否充分掌握数字技术使用技能。互联网不仅提供信息资讯，还提供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与服务。目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即时通信、网络消费、视听娱乐、教育医疗等应用软件，均需一定的操作知识与技能才能应对。面对当下信息超载、真伪难辨的互联网生态，不少老年人正是由于担心“被诈骗”“乱扣费”而产生科技恐惧感，对互联网畏而远之，即使是“勉强连接”的部分老年人，在具体操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障碍。

(3)产出层。如今人们基础性、关系性和发展性需求越来越多通过互联网实现。由于存在使用技能差异，不同个体在给定环境下利用数字技术所获产出也存在差距，那些被数字排斥的老年人往往难以享受社会交往、交通出行、医疗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服务在为一部分人提供便利的同时，却也成为另一部分人的生活障碍。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成为不少地方远距离出行的凭证，但许多老年人不懂得如何申请与使用健康码而感到不便。

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相关因素较为复杂，例如个体的价值感知、外在的社会支持、技术的适老化程度，但从根本上来讲数字融入的指向主体仍是个人，因此学界多从个体资本禀赋角度探讨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机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1)经济资本。一方面，人们在考虑开始使用数字技术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拥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因为当前的互联网与终端设备品质与价格存在差异，付出更多的成本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数字体验；另一方面，经济资本背后所隐含的阶层分化，反映了不同的个体对于数字技术的使用需求与方向不一而足，那些由于工作“被强制”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数字融入状况往往更好。

(2)文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教育文化水平是衡量ICT使用技能的最一致的预测因子，这不仅体现在老年人原有认知结构对新鲜事物的接纳程度，还会影响到学习新技术的信心。数据显示，我国80%左右网民的学历为初中及以上，但我国目前的老年群体多基本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当时我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尽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卓有成效，但客观上我国目前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3)健康资本。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逐渐弱化进而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如视力下降影响对图文的辨识能力、肌肉退化影响对设备的触控操作。而除生理健康外，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也很重要，积极乐观的老年人更愿意尝试通过数字技术与他人建立联系，在学习数字技能时也会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

(4)社交资本。老年人对陌生事物的认知与接受常常受到家人、邻里、朋友等和老年人生活联系密切的初级群体的影响，既有实证研究表明子女代际支持会显著影响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态度、使用意愿和实际使用，而同龄群体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直接的使用体验进而提高其学习效率。

(二)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

随着社会走向原子化，老年人易因脱离群体生活而导致幸福感下降，而数字融入又往往与社会融入相关联。例如,如今移动支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消费场所不再设置人工收费服务，可能会对部分老年人的出行、消费造成障碍，进而使他们的社会活动意愿下降。与鼓励老年人与社会相割裂的脱离论相反，互动论认为老年人对于社会互动有着基本需求，积极的社会参与和活跃的关系网络有助于老年人适应社会。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亦旨在创造有利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在各方面享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因此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内容。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老年人的自我实现与增进其幸福感[2-3]，但“在场替代效应论”则认为互联网使用减少了老年人在场空间或物理空间的参与资本、人际互动、社会交往，从而增加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与恐惧感[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争议点实质是数字技术对个体资本禀赋的幸福生成效应究竟为增益还是削弱，而讨论此问题的前提是明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程度。可以推知，若老年人具有良好的数字素养，他会懂得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改善生活、发展自我，同时规避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因此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便成为利用数字技术增进其生活幸福感的关键。

综上所述，可以建立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三者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并得出这一假设：数字融入在老年群体所具有的经济、文化、健康、社交等资本禀赋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为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以互联网这一代表性数字技术为例，将老年人的资本禀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融入作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依据温忠麟等建立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5]，采取B-K逐步回归方程法与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期从实证层面提供有力证据。

图1 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赋值

(一)数据来源及信度检验

本研究所涉及数据来源于CGSS 2017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含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居民互联网使用数据。依据所研究的问题域进行数据清洗，剔除回答问题时60周岁以下或相关题项有缺失的个案，最终得到301个样本。对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得到Cronbacha系数为0.837>0.8，表明样本信度良好，可用于实证分析。

(二)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为更好地使数据服务于研究，对其进行标准化赋值(具体变量、操作化指标及赋值规则见表1)。特别地，对数字技能与数字产出的评定，前者从打开网站、下载安装APP、查找信息、辨别信息真伪、表达想法和网络支付6个方面进行考量，后者从社交活动、自我展示、网络行动、休闲娱乐、获取信息和商务交易6个方面进行考量，最终取其均值作为得分。

表1 变量及对应操作化指标、赋值规则

样本数据重新赋值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知：整体而言，中国老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在资本禀赋层面，经济与健康资本较好、社交资本相对较弱，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老年群体的物质与健康保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老年群体的人际活动和社会参与尚不充分；在数字融入层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已经可以较为自由地接入互联网，且使用技能掌握较好，但从数字技术应用中受益的程度还略显不足。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中介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规避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模型估计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对变量进行初步回归并检验其多重共线性(结果见表3)，可知各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与平均方差膨胀系数均接近于1且小于5，表明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确信后续的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表3 多重共线性结果

(二)B-K逐步回归检验

如表4所示，为验证研究假设，首先构建模型(1)以测算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被解释变量)与四类资本禀赋(核心解释变量)的直接关系，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健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均显著，而与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前三者按中介效应立论，后者按遮掩效应立论。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3个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即模型(2)(3)(4)。最后对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5)，构成模型(5)(6)(7)，结果表明数字接入与文化资本，数字技能与文化资本、健康资本，数字产出与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但模型(2)(3)(4)表明主观幸福感与数字接入、技能与产出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无法判断这些变量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因此接下来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

表4 主观幸福感与数字融入、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表5 数字融入与资本禀赋回归结果

(三)Bootstrap检验

本研究设定重复抽样次数为500次，对四类资本禀赋、数字融入的3个层面与主观幸福感分别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9。

表6 经济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表7 文化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表8 健康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表9 社交资本、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的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据表6—9可知，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不包含0，可认为存在中介效应；文化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置信区间包含0，可认为不存在中介效应。结合模型(2)(3)(4)中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健康、社交资本的回归系数显著，可知直接效应显著。

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数字接入使得这三类资本禀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减弱。这源于互联网世界中老年人往往可以享有比线下更为便捷的社会参与机会与权利，差异性较大的个体也可以打破地域和阶层的隔阂、更为对等地交流，进而拓展其社会交往层级与范围，使得原本的社交资本禀赋影响力趋于减弱。

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即掌握数字技能并从中受益会减弱经济、健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但如前文机理分析所述，健康是对数字技能掌握影响较大的一个变量。数字设备的使用基本需要同时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这对身体机能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友好。目前政府与企业也关注到这一问题，陆续推出各种数字设备及软件的适老化更新方案，如调整界面设计风格、添加方言语音识别，使其更便于老年人操作。

同时，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即社交资本会由数字技能与产出得到增强，这理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强与旧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系，二是结识新的社会交往对象。但也有研究表明，线上老年群体更多的是维系家人、朋友等强关系网络，较少联系弱关系群体。从代际维度看，青少年、中年、老年群体大致分属于数字原住民、移民与难民，三者间存在着一定的数字鸿沟，随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开展，他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演化为数字冲突。老年群体面对数字技术时的不适应既会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也会诱发更宏观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误解与摩擦，他们可能在无法适应技术或得不到外界支持时产生对他人及社会的不满与冲突。因此，数字融入较差的老年人还可能失去部分社交资本，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1)数字接入在经济、健康、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2)数字技能与产出在经济、健康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遮蔽效应，而在社交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可以将之归结为数字技术的“平权效应”，数字技术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间的资本禀赋所带来的幸福感差距，而对于幸福的追求却日益离不开数字技术的介入与赋能。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各类适老型数字设施和学习机会，帮助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

(二)讨论与展望

虽然包括本研究在内的多数研究表明，整体而言数字融入的确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幸福感，但国外也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难以融入部分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这些个体并不视数字技术为有价值的生活工具。这启示我们：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并非可以简单视为对于数字技术的适应，更是涉及生活方式的意愿和选择。在社会快速走向数字化的背景下，也应当尊重一些个体选择“断连”的权利。实际上，数字鸿沟并不一定会演变成社会问题，而是只有个体因为数字鸿沟难以融入社会、享受不到与他人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时才构成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剧，数字技术发展也日新月异，因此即使是如今仍能亦步亦趋的中年群体，未来仍可能变成“数字难民”。我们应构建一个数字包容社会，这不仅需要加强数字技术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针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数字弱势群体打造、更新易于获取、学习与使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最后，本研究虽然验证了“资本禀赋—数字融入—主观幸福感”这一传导路径，但是事实上数字融入也有助于老年人拓宽经济收入渠道、接受科学知识与文化、维持或建立社会关系，即通过扩大老年人的资本禀赋来提升其生活幸福感，同时老年人从数字融入中得到的幸福感越强，也可能越愿意融入数字化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因此，老年人的数字融入问题与机制较为复杂，未来还需进一步地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