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微信使用的代际差异和数字反哺

摘要：代际用户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和使用习惯存在显著差异，子代向亲代反哺数字知识逐步成了常态趋势。微信是数字反哺中的代表性应用之一，知识储备较少的农村亲代用户往往需要在子代的引导下使用。笔者通过对龙峡村10户人家进行深度访谈，展现农村家庭在微信使用上的代际差异与反哺现象。

关键词：代际差异；数字反哺；龙峡村；微信使用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9-0029-03

一、前言

针对社会大众的调查数据反复证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年轻群应用新媒体的比例、使用新媒体的程度、借助新媒体获取的知识明显多于年长群体[1]。在年长者学习使用数字媒介的过程中，年轻群体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这种由后辈向前辈传授知识的行为被米德称为“后喻文化”，在国内，周晓虹提出了一个概念——“文化反哺”。

周晓虹指出，家庭反哺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计算机、手机等新媒体设备和技术的采纳与使用方法，这种在互联网、数字技术上的文化反哺被称之为“数字反哺”[2]。腾讯在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中指出，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用户数量超过12.1亿[3]。针对这样一款国民级应用，学界已广泛关注到了亲子两代微信使用习惯上的差异，但突出微信反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针对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则更为缺乏。然而，受限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农村亲代群体往往更需要接受数字反哺。因此，本文紧扣代际差异与数字反哺两个主题，对宽带接入较晚的龙峡村村民进行访谈研究，力图细化研究农村家庭的微信使用情况。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与对象

龙峡村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弹子镇东北部，现有4个村民小组、365户人家。经前期调查发现，村内家庭微信使用普及率不低，除去少数“五保户”，笔者走访的家庭中都至少有一人在使用微信。

研究代际差异的首要问题是对代群进行划分。前期调查发现，龙峡村村民中，在1980年前出生的多数人在使用微信时前期面临的困难较大，而1980年后出生的群体在微信使用上基本无障碍。我国于80年代进行改革开放，数字技术在此之后迅速发展，因此本文选取的亲子两代出生划分时限为1980年。

（二）研究方法

为获得更详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采用了半结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前期设立的特定问题，通过“滚雪球”的方式，以达到理论饱和为目的，从2021年1月7日开始，先后对10户人家进行了为期30天的深度访谈，其中，亲代共17人，子代共14人。文中以字符组合代表访谈对象，C代表案例，数字代表序列，F为父亲，M为母亲，S为儿子，D为女儿，例如，C4D就指第4组家庭中的女儿。为了全面地获取信息，研究过程也会总结访谈对象的微信消息交流、朋友圈动态等。

三、微信使用中的代际差异

龙峡村在2018至2020年间基本实现了移动宽带的广泛覆盖。由于家庭宽带的逐步普及，加之智能手机价格下降，亲子两代在微信的接触条件上并无明显差距，即数字鸿沟的第一层“接入沟”没有明显体现。在龙峡村内，代际差异仍聚焦于“使用沟”层面，尤其是使用的动机与习惯上。

（一）微信使用起因差异

1.亲代：亲朋互动、后辈教育需要

微信被认为是围绕“强关系”组成的社交应用，其社交关系多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网络化，而基于微信的社交行为又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关系。经访谈发现，龙峡村很多亲代用户是在带头人的劝服下开始使用微信，首次接触时，多由带头人帮忙安装、注册和教授基礎使用技巧，这位带头人通常是子女或关系较近的亲属，而通讯是他们最终接受这款应用的核心缘由之一。

开通号码、进群是我二姐带头的，她懂这些，开始我只会按着发语音，后来加好友、换头像这些都是我儿子教的。（C2M）

除此，抢红包功能也是龙峡村亲代间普及微信使用的动机之一。微信红包于2014年上线后迅速风靡，这一继承中国传统习俗的新功能既增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又丰富了微信社交互动方式。

例如，C5F早在2013年就购置了第一部智能手机，但直到2017年春节期间因为受邀抢红包他才开通微信。在本次访谈中，因为抢红包才注册微信的亲代受访人并不止C5F一人，但子代群体中没有任何一名是出于这个理由使用微信。

另外，应学校要求开通微信也是原因之一。弹子镇小学于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要求家长进入微信群，孩子每天的作业会在群内通知。C7S就为此在2018年国庆期间回家为父母购买智能手机，并帮其注册了微信。

2.子代：工作需要、社交转变

龙峡村里的子代群体多是从QQ转入了微信使用，尤其是00后与90后群体，他们曾是QQ的忠实用户，从小学、初中就开始接触QQ，直到进入社会或是大学毕业后才转向了微信。80后群体起初也多是QQ用户，但他们普遍更早使用微信，不过所有子代用户接触微信的原因都相对一致，其中工作联系与网络社交需要是主要原因。

2015年开通微信后用得很少，同学们都是用QQ。后来和导师交流才频繁用微信，上班后，同事们都用微信，QQ反而成了替代品。（C8D）

早年我都用QQ，2013年接了一个广东老板的工程，跟老板沟通时用的微信，后来交了女朋友，她用微信，我就跟着用了。（C1S）

（二）微信使用习惯差异

1.使用频率差异

龙峡村亲代用户的微信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子代用户，并且两个群体在功能偏好上也有显著差别。对于子代而言，微信是他们绝不能离手的应用，他们会时时刻刻关注微信里的各种动态。而亲代用户的黏性明显低于子代，除了两名微商用户和在深圳工作的C8F以外，其他人多只是在晚上或者其余空闲时间使用微信。

没办法，现在啥都是微信，有时候就很烦听到微信消息，因为总是工作。（C3D）

也不是一直都要用微信，一般晚上没事就会用微信找人聊会儿天。（C5M）

2.功能偏好差异

通讯、朋友圈和公众号是龙峡村亲代用户使用微信的三大核心功能，他们对其他功能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子代用户对微信功能的挖掘更为全面，微信支付、小程序应用、各类本地服务都是必用功能之一。同时，龙峡村的亲代用户对微信核心功能的具体使用习惯呈现较高的一致性，而子代用户的使用习惯则更具个性化。比如亲代多依赖于通话功能进行聊天，子代则会根据聊天场景与对象进行选择；亲代一致表示朋友圈是看得多、发得少，而子代并无这一共性。

微信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视频通话，用起来方便也比较简单。（C6M）

微信不像以前QQ那样，就是个聊天工具，现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微信。（C7S）

3.信息认同差异

信息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形成自我认知的载体，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接收、理解存在个体性的差异。龙峡村亲子两代微信用户在判定有价值的信息类别上产生了明显的代际区分：亲代用户会赞许为自己生活、身体带来帮助的文章，会关注儿女、亲友发的所有动态；子代用户眼里的高质量信息则多是对时事的深度分析，或与自己兴趣、利益相关的内容，对于父母的动态，他们表示有的内容是出于情面才去点赞的。

不过两代人都会依据信息主体与自己的关系评价信息价值，无论内容本体如何，他们对信息主体的关系性考虑都会影响到自己做出的反馈。这也佐证了微信作为一款强关系社交应用，朋友圈互动更加依赖于现实的社交关系，在这一点上，两代人的习性保持一致，共同维系着这一网络化的家庭关系。

四、微信使用中的数字反哺

“反哺”一词表明，社会化其实是一个双向过程，成长于时代变迁之际的年轻一代多是新技术、新知识的首批响应者，这让他们从家庭教育的客体逐渐转为中心。周晓虹发现，年轻人在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掌握上有着突出的话语权，父母通常会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孩子的指点，这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对电脑、手机这些新媒体设备的使用[4]。

（一）微信反哺的动机

从龙峡村亲代用户的角度来看，他们请教儿女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他们认同年轻人对新技术的掌握要优于自己；其次则是出于对子女的关切，想要了解子女的兴趣。早已掌握了微信基础操作的C10F也认为，单凭自己只能摸索出一些简单功能，绑卡、隐私设置等操作仍需儿子的帮助。同样，妻子C10M在设置复杂功能时也会选择向儿子请教。

儿子懂这些，还乐意教，问他爸的话，他还不耐烦。我也想学这些新东西，也能晓得儿子喜欢的东西是个什么样。（C10M）

对于子代而言，教授父母的初心多在于他们想借助微信更频繁地与父母联系。父母使用微信之前，C6D每周只会和父母联系一至两次，如今，他们的联系频率，增至每日一次。C5S也谈到，妈妈使用微信后与亲属的联系更为频繁，以往电话联系会稍显正式，而现在的微信聊天更像是唠嗑家常。除此之外，子代的反哺动机可能只是单纯希望父母能接触更多新事物，以便其能体验到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将父母接到城里的C1S就会在闲时教他们使用微信，从通话到拍照发朋友圈，所有功能都是C1S主动教授。

（二）微信反哺的现状

经访谈发现，龙峡村内有三点较为突出的微信反哺现象：一是复杂功能多以代理式反哺为主；二是子代会对反哺内容进行选择；三是反哺过程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性。

1.代理式反哺

“代理式反哺”指的是子代直接替代父母做某事，跳过了漫长的教学过程，如常见的代訂票、代挂号等。14位子代受访人中有10位都表示爸妈手机上的微信由自己代劳更新和清理缓存，这其中又有5位表示，父母手机上的应用都由他们代劳整理。

简单常用的我会教，但复杂一点的就不一定了。（C2S）

登录验证过程教了很多遍，我妈都没学会，后来我干脆在她手机上设置了微信分身做备用。（C9D）

2.反哺内容的选择性

与子代相比，亲代用户学习新事物的成本更高，适应变化的能力也偏弱，他们难以彻底掌握智能手机的操作逻辑，他们对手机应用的掌握也多局限于常用的功能。子代能意识到父母的学习困难，同时也能理解父母缺乏足够的信息辨别能力，故而在反哺过程中，他们通常会避开一些涉及经济利益的功能。

我妈经常问我一些链接会不会骗钱，扫了什么二维码安不安全，后来我干脆解绑了她账户上钱多的银行卡，也没教她怎么绑定，只会定期给她的余额里转少量零钱。（C4S）

我爸经常在淘宝上买东西，但他不知真假，经常买到假货，而且不懂退货。有一次我爸问怎么在微信里砍价拼多多，我和我姐都没跟他讲。（C9S）

除了会考虑父母的利益与需求，自身个人因素也会影响子代的反哺选择。龙峡村的多数子代用户都不愿教会父母如何在朋友圈里屏蔽好友，甚至不愿让他们知晓这个功能的存在，因为在他们发布某些动态时，就会选择屏蔽父母及其他长辈。访谈还发现，学历越高的子代，越倾向于有目的性地选择反哺内容，并且会越频繁地在朋友圈里屏蔽长辈。

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有时候发一些东西，要么怕爸妈唠叨，要么怕他们担心，所以就屏蔽了他们。（C7S）

3.性别差异

龙峡村内的微信数字反哺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家庭中，妈妈通常会比爸爸更为积极地接受反哺，她们与子女的交流显著多于丈夫。本次访谈中，有9名子代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在反哺中与妈妈的交流更多，爸爸向自己询问问题的频率相对较低。

我爸和我的交流一直都不多，有时候我爸有什么问题还让我妈代问。（C5S）

教我妈的要多一些，发语音、转发信息、表情包收藏这些都教过。我爸就很少问我，印象中就只有绑卡说得多点。（C3D）

（三）微信反哺的影响

微信反哺将家庭塑造成了一个反向社会化的场域，亲子两代在这一场域中实现了价值观、情感、知识的双向互动，这也是微信反哺为家庭带来的主要影响，即增加亲子交流，促成亲代完成再次社会化。但这种交流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知识层面的不对等，子代在反哺中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反哺并不能抹平代沟。

1.塑造亲子共同话语

互联网推动了社会、家庭内的平权化之路，文化反哺打破了传统由上及下的伦理关系，具化表现在微信反哺上，微信为亲子两代提供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一定程度上融洽了亲子关系。

我们长大了吧，长大后和父母的话题本来就少了，在这些新东西上教教他们，也算是弥补吧。（C3D）

一开始爸妈打视频电话，还挺不好意思的，看着镜头里的自己总会发笑，现在感觉他们都离不开了。（C6D）

跟他学微信，能和他多说点话，本来年轻人和我们老的都走不到一起。（C1M）

2.代沟依旧存在

接受数字反哺后，亲代用户体验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与便捷，对现代性社会也多了一份了解，但相比于子代，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基础层面，他们的思维方式仍是传统的延续，并不能与子代完全融合。正因为这种固有鸿沟的存在，亲子两代在信息技术的认知、接收、使用层面仍具有较大的分歧。

我有时候转发给他们（儿女）的东西，要么不回复，要么嫌唠叨。（C3F）

我爸都算是比较开明的了，但他总认为我们做微商就是不务正业。（C8S）

同时，因为龙峡村内亲代用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再加上村里信息化进程起步较晚，所以即便接受了数字文化哺育，亲代群体的媒介素养仍然较低。同时，薄弱的信息辨别能力为低劣信息的散播提供了便利通道，一句反复强调的道德绑架标语就可能让亲代用户陷入钓鱼信息的陷阱。

五、结语

农村家庭传统生活次序在信息社会中已然发生了改变，拥有新知识权威的子代开始反哺亲代，这既是帮助亲代适应时代变化的行为，又是对传统孝道的延续。当然这也依托于国家政策的扶持，诸如龙峡村这类西南地区偏远村落如今也搭上了互联网便车，再加之智能手机制造工艺的成熟、价格的下降，设备问题已不再是农村群体享受互联网福利的主要障碍。

但即便是解决了设施问题，受制于经验、年龄、教育等因素，亲代不像子代那样是直接从QQ转入微信，而是依靠现实交际圈的鼓动与刺激才接入了微信，亲代并未形成子代身上那种对微信的依赖，他们在功能的使用上也多局限在电话、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功能转化。同时，他们的信息辨别能力有限，多是依靠过往经验和亲自体验去对一篇推文定下褒贬。

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亲代需要子代的反哺，但受制于亲代较低的学习能力以及子代自己的考量，反哺内容多会经过子代的筛选，反哺的行为虽然为亲子两代塑造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但有限的互动仍无法抹平数字鸿沟。

参考文献：

[1] 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現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02）：117-123.

[2]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63-70.

[3]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业绩[EB/OL].腾讯，https：//static.www.tencent.com/uploads/2020/11/12/09a1515fc19a79074169d0e69a4df65b.pdf，2020-11-12.

[4]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J].中国社会科学，2011（6）：109-102，223.

作者简介：梁锋（1997—），男，重庆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