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云南科举名士赵士麟文学交游述略

摘要：“以如潮如海之才，发有体有用之学”的赵士麟是清初云南著名诗文作家，其先后任官于贵州、北京、浙江、江苏等地，一生交友广泛，与科场同年、座师、同官及志趣相投的文人构建了巨大的官缘、学缘交游场域。因此对赵士麟一生文学交游活动进行分析，有利于了解其文学思想及其对清初诗坛文坛的影响，并对研究清初中原与云南的文学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赵士麟;文学交游;场域

赵士麟（1629—1699），字伯麟，号玉峰，云南澄江人。顺治十七年（1660）中举，康熙三年（1664）登甲辰科三甲进士。有《读书堂集》传世，文集收录大量的语录、诗文、条约等，尤其是应酬寄赠之作涉及众多交游对象，同门座师、地方贤达、朝廷显贵无不在其列。赵士麟构建起一个巨大的文学交游场域，架起了清初云南地方文学与省外文学互动交流的桥梁，打破了云南文人群体相对独立的地缘局限。因此本文以《读书堂集》为考察对象，选择有代表性的交游对象或文学群体加以考察，希冀为诠释赵士麟的诗文特色及中原文学对清初云南文学的影响发展提供参考。

一、应考前后与同年、座师、乡友的交游——伯仲之间伊吕事，晦明此日弟兄情

古代云南自然环境复杂，境内交通往来不便，这使得文人们往往各居一隅，他们或“带经而锄”，或“垂帷闭户”，勤学苦读，与外界交流甚少。而科举制的乡会试制度，刚好为云南文人与外界定期聚会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提供了契机。

滇云生员赴乡会试的旅途异常艰辛，士子们往往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一路上，他们或赏景吟诗，或谈诗论文，相互切磋文艺，极尽文人之能事。赵士麟于康熙二年（1663）与同乡举人入京参加会试，在《宋次眉诗序》中描写道：“偏桥次眉宋君与予为同年友，甲辰公车北上，张维斗、熊暗修、陈翼圣五人并驰驱往复。予叨第四，君未遇，偕旋。予鄙朴，张、熊质实。若陈、若宋名士风流，敦大节不矜细行，过都陟邑，值名山水，必互吟，且征妓，予三人格之曰‘腐儒’焉，识窈窕情多哉。故于艳体诗倍留意，其他长篇短咏、遇物适情之作凄焉。”[2]（p338）北征途中，他们将所见之景、所感之情赋之于诗，以诗为工具抒发情感。赵士麟评价张、熊二人为人朴实，而陈、宋则为风流才子，赵自我评价为粗俗质朴。个性不同，诗风文风亦有异。宋、陈二人窈窕多情，其诗多描写女性和表现男女艳情，至于托物言志、顺适性情之作则相对较少。不过就山水诗而言，赵士麟认为“次眉之诗独雍容和雅，如入庙而观礼器法物也;才韵天放，如登岱而览吴门踞日观也。”[2]（p338）赵士麟与陈翼圣的交往也有描述，《陈翼圣同年诗序》称：“翼圣固风流人豪也，行万里无一日不诗，于通都大邑京邸，未尝不选妓。予避门不纳，翼圣苦之。”[2]（p327）赵士麟与陈翼圣二人虽个性有异，但对诗歌的雅好相同，一路对景赋诗，相互品评。“读予与宴诗曰‘龙方听雨飞春水，鸟亦衔花出上阳’;旋里过涿鹿诗曰‘马带夕阳穿树影，鸟过平野傍云飞’;渡黄河诗曰‘千寻恶浪疑龙渡，一叶轻舠共鸟过’人异之，翼圣并易之……翼圣诗予倍易之，两人各不相能。”[2]（p327）雖然赵士麟对陈诸多写景抒怀诗并不以为然，但对陈的言别诗还是“拍掌称奇，大欣赏之”。如陈翼圣诗“岂是长安轻薄见，豪华意气总相宜。邯郸道上追欢日，鹦鹉洲前买笑时。下马便呼风斾酒，登舟时唱竹枝词。石城此别吾无恨，更羡君家有艳思。”[2]（p327）赵士麟对该诗大为称赏，认为该诗不仅仅只是性情之作。后来陈翼圣任职新兴教谕，赵士麟赴他乡任职，但二人联系未曾中断，赵士麟称：“迨予宰铨曹，时时书问……贫而兴会大减于昔，郁郁不舒，独于诗则甚富。寄予求序，予易之。又寄求序，予益易之，予寄诗则仍易之。丁丑有札让予曰：‘仆诗固佳，但得志不得志，山林廊庙不同耳，何以易我？’予再披而读之，乃悟当年翼圣之易我者，失意也。”[2]（p327）于诗文创作，陈翼圣推崇“以求法于性情以求真”魏晋诗风，而赵士麟推崇陶渊明的“不经意而得，不求法而工”，并认为这种以“性情者为真”的诗风少穷理，多为临摹者的想象。后随赵士麟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成熟，逐渐明白年少时期彼此间各执己见，实因得志与否，廊庙山林各异。

明清科场竞争激烈，应试者及第后常登门拜谢主考官成其“门生”，以表知遇之恩。由于共同的雅好，他们常进行诗词酬谢应答等交流活动。赵士麟拜谒考官李霨、巢震林，称赞考官无私选拔人才：“惟其胸无私，是以肯穷搜。惟其瞳有神，是以能拔尤。”[2]（p554）拜谒房师程良惺并感谢引荐称：“不敢讬言同进士，只今仍拜旧先生。龙门千丈凭谁引，漫说轰雷出地声。”[2]（p555）康熙三年（1664）放榜后，赵士麟与同科进士参加朝廷庆宴，这正是他们广泛结交的绝佳时机，结下深厚的同年情谊。赵士麟《金鱼池同门公宴》：“不愿封侯愿识荆，一朝联辔曲江行。匪躬王事须同力，如水臣心莫异盟。伯仲之间伊吕事，晦明此日弟兄情。由来聚散应无定，神听高歌伐木声。”[2]（p555）该诗咏叹同科及第士子同年情谊，表现了他们踌躇满志，日后定将为朝廷效劳、一展宏图的愿望。

康熙五年（1666），赵士麟与同乡科举士子郑四可、潘明扬等结伴而游，归后作《河阳游记》。游玩期间赵士麟同友人探讨作诗之道，“予少好吟，于寻常景物率尔下笔，颇得佳语。至于名山大川，立意构词，乃反失之，何则？物有以夺其气也。”[2]（p233）赵士麟早期诗文创作注重以理入诗，讲究义理和气势，倡导诗文创作要“以道为真”。而当时文士多是“徒知本乎性情者之为真，而不知性情而源于道者乃真也。”[2]（p326）

“科举时代，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以‘科举’或‘宦游’为平台”[3]。所以，赵士麟无论是拜谒考官还是同年宴集，无疑为其未来的仕途奠定了人脉基础。同时，与那些意趣相投的文人结为挚友，为日后的文学交游建构起了稳定的关系网络。

二、初入仕途与地方官宦、乡贤的交游——以如潮如海之才，发有体有用之学

步入仕途的赵士麟无论任官何处均以讲学谈诗为第一要义，其有体有用的“正学”思想势必对清初诗坛产生重要影响。何为有体有用之学？其在《辩学》中指出：“士何学？学以变化气质求至于圣贤之道也。自尧舜以迄周孔，相受自有正传，精而性命，显而伦纪;仰而参天，俯而法地;内而诚正格致，外而修齐治平，本末体用，无不毕举，此正学也。”[2]（p75）赵士麟认为参天法地、格致修齐、本末体用即为正学之道，士人必须以学术为第一要义，其正学思想亦深深影响其诗文创作。

康熙六年（1667），赵士麟任贵州平远推官，当时毛际可亦任官黔地，二人一见如故，结下深厚友谊。毛际可称：“尝同游百盈泉，其水时盈时缩，日以百计。酒半，道及造化屈信消息之理，与泉之进退升降，相为发明，娓娓几千言，余已惊若河汉。越数载，相晤京师以正学互相切劘。”[2]（p17）赵士麟与毛际可同游百盈泉，二人根据泉水盈缩进退之态探讨道的屈信消息之理，其理论深为际可折服。康熙十四年（1695），毛际可长子毛士仪就任宝坻令，毛际可亦就养在宝坻，而宝坻与容城的毗邻再次为二人交游提供契机。

康熙八年（1669），赵士麟任容城知县并创修正学书院，集缙绅衿氓讲学，并在《申曰》中规定“趁此日力讨个身心性命著落处所，勿浮谈，勿戏亵，勿骋能心，勿夸胜见。”[2]（p78）每月集会以身心性命之学互相交流，互证得失为要义，切勿偏执己见。因此，正学书院的每月集会促使儒学思想的传播，有力整饬了容城因科举影响而日益浮靡的文风士习。

“藏书大家”田雯与赵士麟为甲辰科同年，田氏在《艳体诗序》中称：“余同年玉峰少宰伟人也……洎放衙退食，辄复解衣盘礴，挥毫落纸如飞，日所作诗文不下数余篇。甫脱稿即以示人，观者骇其摩垒堂堂，旌旗变色，是乃昂藏豪迈者之所为。及读诸艳体诗，则恍乎遇藐姑射之仙，肌肤冰雪绰约如女子。所吟弄者，才人正未可测也。”[4]（p392）田雯对赵士麟堂堂仪表及文思敏捷大加赞赏，对其艳体诗更是推崇备至，“先生之艳体诗，其渊明广平之赋乎！惟善读毛诗者乃足以知之。”[4]（p392）田雯认为只有善读毛诗的人才能体悟到士麟艳体诗的精妙，此虽不无誉美之辞，但也足见赵士麟诗文在文人交游圈的影响。

除此外，赵士麟在古文与时文创作上也起到榜样作用。田雯《紫钧制艺序》称：“余为言时文如是，古文亦复如是，而紫钧之文与余论有合，大抵以魁垒秀拔之才，发为光昌俊伟之观，文章之技观止矣。盖其受玉峰先生之训，趋庭诗礼，好学深思，得于六经两汉者既深。……古文与时文渠有异哉？余将与玉峰先生尊酒细论之。”[4]（p403）田雯认为赵紫钧的文章能“驰骋上下，摆落凡近”是受赵士麟的教导。对古文与时文二者关系的界定，田雯认为还得与赵士麟把酒论文。然对于古文与时文之间的异同，赵士麟为其门生徐文驹的诗文作序中提及，《徐子文时艺序》：“吾谓今犹古也，然今文之难则又百倍于古文焉。何言乎其难也？古文多叙事，时艺贵诠理;古文多论断，时艺贵探微。叙事之言详而核，论断之言严以制止矣。诠理取其醇不取其杂，探微予其精不予其肤。”[2]（p298）赵士麟辨别了古文时文之异，认为古文详实而严谨，时文精确而纯粹。

总之，赵士麟步入仕途后，以“立志、辩学、明性、正心”为箴言，集缙绅衿氓讲学，与文士们诗词唱和，序跋往来，无不以提倡宋儒理学为宗旨，探讨古今时文之异。虽如此，赵氏还是以文艺为媒介广泛结识文友，促进文学交流，建立起深厚的文学情谊。

三、身居高位与朝中达官显贵的交游——一座欢呼惟唱和，千秋炳耀是文章

京师是朝廷所在之地，“各地士人因应考、任职或入幕而留京城，形成一定规模的士人交游。”[5]京城是赵士麟一生生活时间最长之地，他广交文友，与同僚、名贤等雅集酬唱。其主要的交游群体有：以王熙为代表的文学交游群体，以王士禛“神韵说”派为主的文学交游群体，以理学名臣熊赐履等为主的文学交游群体，以及许贺来、管希洛等为代表的云南同乡群体。他们的交游宴集场所主要在王熙居所怡园、铨署藤花处以及赵士麟居所金碧园。

康熙二十年（1681），赵士麟同翰林侍读邵远平、大司成曹禾、右银台袁景星、编修沈珩及相国王熙同朝为官。他们在政事闲暇之余，在王熙居所怡园游园唱和，切磋古文，虽观点各异，但洋溢着轻松愉快的交流气氛。游玩期间，王熙还将其父王崇简（谥号文贞）的《青箱堂集》拿出以示士麟及好友一起品鉴，士麟并评价文贞公的诗文“不事迹袭，超然独契，乃真文耳。”[2]（p271）而后士麟认为“谓理也义也，理义具吾心，自有天然节制，而天下之至文由斯以出焉。”[2]（p271）由此观之，趙士麟推崇理学思想。这种游园集会无疑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学交游及理学思想的传播。

金碧园 是赵士麟任官京城时的居所，原为云南会馆，后在乡人的资助下购得，并赋名“金碧园”以解思乡之情。赵士麟经常在金碧园中宴集文人雅士，一代诗宗王士禛也常到金碧园参加聚会，在唱和之余，其诗风或多或少对赵士麟产生影响。其实王、赵二人的交往要追溯至康熙甲辰年间，赵士麟自滇入都闻士禛之诗“天门日射黄金榜，旌旗日暖龙蛇动”句大为惊艳，急拜谒士禛，与其探讨为诗之道。王士禛曾说：“诗乃写性陶情之具，而所谓风雅颂者，皆本于吾人之一心，特因事感触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损也。”[2]（p316）这便是王士禛所推崇的“神韵说”即作诗讲究有感而发，遵从本心。赵士麟《少司农王阮亭公诗文序》称：“吾之所日相依而敬之畏之，欲北面而师之法之者，既心折于诗于文，尤倍重其操与养与学，即予有德有言本道为文之说也。”[2]（p317）由此观之，赵士麟中后期诗文创作“以道为真”的思想的形成不无受王士禛“神韵说”的影响。此外，赵士麟邀约频繁，大司成汪东川、太仆周清原、编修许贺来、仪部于汉翔等人常于金碧园中聚会，真乃“一座欢呼惟唱和，千秋炳耀是文章”。

除居所外，赵士麟办公地铨署也是重要的交游场所。赵士麟在《藤花记》中记录了与友人于藤花下交游唱和的情景，“太宰容斋李公、少宰羡门彭公及予与本司诸君钟华峰、刘梅潭、李望越、王西涧、司鼎臣、曾嵋峨、张照千、谈震方、苏仍山、刘彦度、郑开山咸为赓和并有记，予记之如此。”[2]（p216）赵士麟在铨署与熊赐履、彭孙遹相互唱和最为频繁，如《乙亥首夏，铨署同素九熊太宰、羡门彭少宰坐藤花下谈及春事属赋八春得诗三十二首》等，但多为闲暇娱乐所作，其作品的文学性有所欠缺。此外他们彼此之间亦进行诗文品评，熊赐履《与赵少宰》：“伏读大著某园观灯一歌，可谓形容尽致，且就中寓规于颂，跌宕淋漓，直令闻之者足戒也。至章法结构之佳，比之《连昌》《长恨》二篇更觉警策。先生可谓压倒元白矣。”[6]（p359）熊赐履对赵士麟的诗歌章法结构进行点评，并大为赞赏，可见其对赵士麟影响之深。在科举文化场域中，他们常在为政之遐以诗文为纽带进行文学交流活动，无疑丰富了诗文内容，推动了文学群体形成，并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学交流。

赵士麟身居高位，仍以理学思想为根基，他认为“不论诗与文有过焉，有不及焉，非中也，即非善非节非礼矣。何者中？即道也，舍道而言文非文，言诗非诗也。”[2]（p271）因而倍加推崇“以道为真”的行文作诗思想。在京城任职的这段时间，赵与同僚们在宴集、休闲时的即兴唱和之作，或者竞赛性得创作，其作品的文学性无疑大打折扣，但我们更应看到赵士麟等诗化的日常生活，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更突显“诗可以群”的交际功能，也反映了文人官员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审美趣味。

四、巡浙抚吴集多士讲学——孜孜以劝学明理，儒绅环函丈而听

赵士麟巡浙抚吴之时认为“学优乃能仕，仕学需审详。”[2]（p577），为官之道首重学识，因此抚浙时便集结地方士绅讲学，传播儒学思想，整顿社会风气，从而与江浙一代文人建立了广泛的交游关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赵士麟巡浙伊始便创立敬一书院，亲自为士子授课，谈心性、授经道，其讲语合成《武林会语》。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调江苏巡抚，曾举办金阊诗会，其讲语合成《金阊会语》。“文章宿老”陈廷敬为《金阊会语》作序，对赵士麟的功行政绩评价曰：“一切张弛操舍，以政为学，以德教为先，虑习之渐于靡也。文于所讲之义一一合夫道，知之匪艰行之为艰，非暂行之为艰，而持久之为艰也，公盖允蹈之矣。”[2]（p1）由此可见，赵士麟对江浙一带的士习文风的影响。

赵士麟抚浙时，与杜臻过从甚密。杜臻为赵士麟《武林会语》作序，记载赵士麟抚浙后于孤山建立书院，宣扬德化，百姓对其大加赞赏，深为赵士麟的谦让敬业所折服，此后二人建立了长久的文学交游关系。赵士麟《大司马杜肇馀先生文集序》称：“继予抚浙，公为序予讲学会语……公有文则示予序，有詩则示予和。每临摹晋人草书，则示予观。”[2]（p276-278）二人常常通过诗文赠序探讨文艺，交流思想。赵士麟评价杜臻诗文说：“吾于先生之文与诗而得之先生醇乎儒者也，口未尝谈道谈性，而道德之泽、中和之气渐于心志而见于四体，发于言语而形于文章不自知。”[2]（p276-278）赵士麟认为杜臻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融汇到了心性之中，诗文创作自然而然蕴含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赵士麟认为养民须先造士，造士必先明理。因而他巡浙抚吴期间，倡导“通经、穷理、格物、致知”，以“月吉须读法，讲说资诗书”的方式亲自讲习儒家经典。更为重要的，受理学的影响，其诗文雍穆超逸，有“冲和深厚”的审美旨趣，追求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原则，这无疑会对江浙一带的诗风文风产生不小影响。

五、诗文成就及影响——旷代风人，文章经济炳炳天壤

赵士麟为官三十余载，勋业烂然，声施奕世，政绩显赫，其诗文在清初文坛具有一定地位。徐文驹曾作评价：“先生于诗长篇短什，泼墨淋漓或气运沉雄，排比工丽，登峰造极，兼有张燕公、杜工部、王右丞之长，具以濂洛诸大儒未竟其用。”[2]（p22）徐文驹高度赞扬赵士麟的诗风文风，堪比大儒。胡梦纶评价说：“少宰玉峰先生于诗研微极远，举耳目之所可遇，语言之所可传，及遇之不能尽遇，传之不能尽传，一一皆见之于微吟密咏，以发其幽、其澹远之趣。自台阁明卿辞场宿彦，下及于闾巷媪童，无不歌少宰之诗。”[2]（p32）赵士麟于诗研究精微深厚且盛名远扬，上至官场同仁下至平民百姓都吟诵其诗文。慕琛更为直接地评价说：“先生之文既为后学揣摩，而词章之所沾被又足以型俗而起靡。古者大臣宣猷赞化，为诗歌以倡导休风，先生又何多让焉。”[2]（p33）由此可见，赵士麟的诗文常为时人所仰慕并模仿，对当时的诗文创作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赵士麟广交文友，上至朝中权贵，在野名士，下至地方缙绅乡贤、普通举子，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其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们宴饮雅集，交游唱和的文学交游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赵士麟的文学创作，其在创作思想和文学体裁方面展现出多样性。同时赵士麟作为清初云南文坛核心人物对地方文人群体的形成、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居功至伟，其渊博的思想、宏硕的著述对清初内地的文风和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总之，他架起了清初云南地方文学与省外文学互动交流的桥梁，打破了云南文人群体相对独立的地缘局限，进一步加快了云南文学的内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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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寒（1995—）女，河北唐山，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通信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民族大学雨花校区。邮编：650223。电话：15231117837。电子邮箱：1019002393@qq.com

基金项目：2020年度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科举文化生态下明清云南文人交游场域及对地域文学发展的影响研究”（2020Y0247）.

吴长元《宸垣识略》卷十六：金碧园，赵侍郎玉麟京邸，赵滇南人，寓碧鸡金马意也。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