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视域下神魔小说人物形象影像化改编的困境与反思
——以动画电影《姜子牙》为例

朱仁昊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姜子牙》动画电影于2020 年10 月1 日在国庆档上映，短期内凭借《哪吒之魔童降世》孪生电影的宣发话语与精致的特效成功斩获了16 亿票房，位列同期票房第二名。但是在票房高涨的背后，电影的叙事内容引发了巨大争议，评论的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观众被拒于门外，并未诞生孪生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票房神话。这一现象不禁让笔者反思，关于中国神魔小说人物形象的二度创作，应该嵌入一个怎样的价值体系，使得其能够获得广泛的观众认同。

一、叙事学理论

“叙事理论”指的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的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结构学大师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研究直接被称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普多普在对俄罗斯民间神话故事的研究中发现，尽管民间神话有着千变万化的人物、千差万别的结构，但其中无疑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始终不变的元素，即七种角色或行动范畴。这七种角色或行动范畴分别为：坏人，施惠者，帮手，要找的人或物，派遣者，英雄，假英雄。基于普罗普的研究，另一位结构主义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也提出针对文本内容结构的叙事理论（如图1所示）。

图1 托多罗夫叙事理论关系图

在托多罗夫的研究中，叙事性文本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二分的树枝结构。即叙事展开的背景几乎都可以归纳为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叙事展开的方式往往是整合的力量与破坏的力量这两者的抗衡，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二、角色形象：从纯粹到多元

在古典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这一形象是非常纯粹的“智者”形象，基于普多普对俄罗斯民间神话故事的研究，能很简单地将姜子牙这一形象归为“施惠者”或“帮手”这两种角色之中：正是有了姜子牙的存在，武王伐纣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而姜子牙在封神之后，自身封神无望，只得享受将相之福。

电影《姜子牙》的改编核心在于角色关系上的错位，原本是“帮手”“施惠者”的姜子牙被改编成了故事的主角，小说《封神榜》中其他主要人物仅仅作为故事背景被无限弱化，甚至都未被提及。当姜子牙的地位从配角上升到主角时，原本纯粹的“智者”形象自然无法满足一部商业电影叙事的需求，所以电影对姜子牙的形象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再创作。姜子牙的影视形象从两鬓斑白、仙气飘飘的仁厚长者变成了一位脸上有蝴蝶斑、神情略显憔悴的中年大叔,其性格也从原先的处变不惊、淡定自若变为了游移不定、优柔寡断，甚至略带整理强迫症。电影还对姜子牙的服饰细节进行打磨，小说中姜子牙身着印有太极标志的道家服饰，而电影中姜子牙的服饰有两套，一套是姜子牙被贬北海思过后所穿的残破不堪的蓝青色羽毛斗笠，另一套是姜子牙作为静虚宫弟子所穿的华美的黄色长袍。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黄色服饰是皇家与尊贵的象征，而青绿色服饰往往是百姓或低级官员的穿着，从两套服饰之间的置换可见姜子牙从众神之长到被贬北海的身份地位的转变。电影对姜子牙进行了诸多改编，本质上是将原本简单纯粹的配角进行复杂化、多元化处理，使其能发挥出叙事主体对电影的推动作用。

三、行为驱动：从正道到求道

除了角色形象的变迁，角色行为也为了迎合导演的叙事价值观而被改编。根据叙事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的理论，我们可以将两个故事的行为驱动进行比较，如图2 所示。

图2 《封神演义》叙事的行为驱动

借助茨维坦·托多罗夫的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比较两者在行为驱动上最核心的差异。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对抗力量的核心是昏庸无道的纣王，小说的叙事重点放在了武王如何治国理政，推翻暴君商纣王的统治上。在这一过程中，姜子牙作为静虚宫弟子被元始天尊派下人间，辅佐武王举竿起义，反抗纣王，其言行遵从道义，是为了完成师尊的任务拯救苍生，所以后面他即使功成身退也无怨无悔。小说中姜子牙的行为驱动是“天道”这一信仰，这份天道源自当时人们所塑造的神元始天尊，而元始天尊是宗教（道教）的产物，宗教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寄托，承载着人们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所以小说姜子牙的行为的驱动力是正道，即为普世价值观所认同的理念而奋斗拼搏。

由图3 所示，电影《姜子牙》中姜子牙的行为驱动是“求道”，打破姜子牙十年北海沉思的是一位叫小九的狐女，于是姜子牙根据这一条线索一路追查当年灭商计划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姜子牙对师尊的言行与教诲产生了疑惑，这种疑惑体现了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电车难题”（“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师尊希望以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方式拯救苍生，而这显然与姜子牙的“救世”观念有所矛盾。在设法拯救小九的过程中，姜子牙也不断成长，最终领悟了自己作为神的使命而反抗师尊。

图3 姜子牙的行为驱动

四、社会批判：从封建批判到理想主义批判

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社会批判核心主要还是放在封建批判上。《封神演义》反映的不是商周之争，而是借商周之争这一背景，通过“君坏臣纲”与“君为臣纲”的直接对立，表明作者对封建纲常思想的态度。“君为臣纲”与“君坏臣纲”只有一字之差，却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君要“君为臣纲”，必须不坏“臣纲”，若坏臣纲，臣就可以“永不朝商”。这种关系好似一定的契约关系，这种“君臣契约论”体现了作者初具萌芽的民主思想。

而电影《姜子牙》的社会批判重心则放在了理想主义批判上。电影中的姜子牙似乎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在面临放弃小九便可斩杀狐妖的境地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救小九，因为他不愿杀害任何一个无辜之人；他甚至没有对“善恶”的纠结与挣扎，即便流放北海十年，他也没有动摇他心中的“道”——拯救每一个苍生。他可被视作一个理想主义人格的象征，这个象征的最终指向就是“善”。而电影中的姜子牙在“求道”路上的挣扎，其实是对于极端理想主义的批判与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能否坚持本心的哲学探讨。电影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具有理想人格的信仰并非高喊拯救苍生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帮助拯救每一个人。

五、电影《姜子牙》毁誉参半，根源何在

电影《姜子牙》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是与其孪生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电影在叙事层面存在诸多不足，使其无法获得大部分观众的认可，导致后期票房增长趋缓甚至不增反降。

电影《姜子牙》在人物形象方面的最大问题，是塑造了一个过于极端的姜子牙，这样一个刻板的理想主义者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最终却回归生活”，实际上指明了一切艺术创作不应该过于脱离现实生活，否则容易导致大众无法正确理解与欣赏艺术作品。而动画作品脱离现实生活则会显得更加致命，因为独特的美术风格，使得动画在写实层面远远弱于真人影像，这也解释了电影《阿甘正传》的主角虽然也是抱有极端的善意的人，但是傻好人的形象却依旧能与观众引发共鸣。这双重脱离现实的人物形象导致许多观众未真正进入电影叙事当中，最终无法正确解读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其次，在行为驱动层面，整部电影多处存在明显的叙事逻辑问题。例如，“北海禁地”本应该是观众第一个与姜子牙产生共情的地点，姜子牙为拯救苍生查明真相，毅然决然违抗命令，走出北海，照理来说应该遭受师尊的责罚，但是影片中姜子牙走出北海没有受到半点责罚，使得观众非但无法共情，还对姜子牙这十年不务正业和一帮妖怪受困于此的真实原因产生逻辑上的质疑；“玄鸟引魂”部分剧情拖沓，作为追寻小九的“阿父”的路途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玄鸟引渡冤魂本应该是姜子牙拯救苍生的暗喻，对姜子牙“求道”领悟产生推动作用，但在后续情节中并未被运用。

最后，在社会批判层面，笔者认为电影对姜子牙理想主义的批判在创作层面上并无纰漏，其引发争议的原因更多出自观众的审美倾向。针对理想主义批判这个命题，电影史上许多优秀影视作品都将其作为核心主题进行探讨，选择这个命题本身就要承担面临观众审美疲劳的压力。作为一部诞生于2020 年的电影，电影最后给出的观点显得不尽如人意，加之电影本身存在诸多逻辑上的弊病，观众自然无法对其产生好感，而且理想主义批判这一话题对于青少年来说显得过于深沉且陌生，直接导致青少年观众群体的缺位，而青少年作为动画电影与社交软件的主流受众，他们的缺位会导致影片的舆论口碑直线下降，进而直接影响电影的票房成绩。

六、结论

电影《姜子牙》在社会批判层面对于理想主义的探讨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需要帮助的弱小群体来说，维护个体的权益需要理想主义者的保护，而不是利益权衡下的弃个人、救苍生。创作者希望借助姜子牙这样一个无私奉献的形象指引其他人向善，无限接近善本身。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立意，尤其是当年疫情最危急的时刻，无数医护人员如姜子牙一般在不顾自身安危的情况下无私奉献，无差别地救助病患，使得电影主旨更能深入人心。但是艺术创作不能忽视观众的审美倾向，对于绝大部分改编电影来说，观众是抱有一定新鲜感踏入影院的，但如果改编的叙事内容显得迂腐老套，势必会影响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所以当代创作者应该在把握时代脉搏、追踪社会热点、融合当代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对电影所传达的精神价值追求进一步“本土化”“新鲜化”“接地气化”，在未来创作出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