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喧哗的年代与城市的还原时刻

2021-09-14 02:52王辰龙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1年4期

王辰龙

摘要:本文聚焦打工经历在郑小琼诗中具体呈现出的写法和主题。与工厂空间相关的体验和记忆,在诗人笔下常常转化为“身体物质化”的修辞方式,指示着个体生命在没有创造力的劳动中终将枯竭的真相,以及个人生活在周而复始的劳动中逾渐暗淡的过程。同时,诗人能从打工经历中发见工业时代的暴戾层面,由私人处境延展出对于现实和历史带有公共意味的诗性批判。此外,诗人有意识地将目光从自我转向打工群体,将城市空间中因标签化而面目模糊的劳力者书写为具体的“我们”。

关键词:郑小琼;工厂空间;身体物质化;“我们”

一、车间中的灵与肉

翻检多年来谈论郑小琼诗歌的文章,不难发现标题中频繁出现“疼痛”“底层”“草根”“打工”“铁”等关键词,它们确实从不同角度切中了诗人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和修辞策略:工厂车间嘈杂却沉闷的环境,流水线上耗损着工人青春的半成品,冰冷而危险的机器设备,监工者与考勤制度投来的严苛视线,城中村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来自打工者个体或群体的、饱含着身心之痛的默然和呼求,等等。源自打工者经验的诗意以及呈现这些诗意的诗法,也确实是郑小琼诗中异常动人的部分。然而,任何关键词式的概念,倘若将其意义固定在它们的发生时刻,不加辨析地为己所用,便非常有可能失去描述力和解释力。也就是说,曾经有效的一些切入点,很有可能随着论者的懒惰,慢慢地与被谈论对象之间产生历史性的时差,甚而成为将被谈论对象自身的嬗变和丰富性予以简化的、失败的工具。打工诗歌也好,底层文学也罢,这些概念的出现,本是为了描述某个写作者群体或某种写作现象。然而,在面对具体的写作个体时,论者若直接把这些概念作为一个固定的前提,就极有可能陷入先入为主的盲视。换言之,失败的论说往往是将概念作为公式,用某个标签来定义写作者的全貌。这种简化的理解,想必是郑小琼所难以认同的。对此,她在一篇访谈中做过明确的辨析:“相对来说,使别人更多地认同我是打工诗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它背后更多的是文学尴尬的处境,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去读一个人的作品,更多是关注一些新闻以满足某种好奇心。打工仔或者打工妹这个词在中国现有的语境里就构成某种本能的歧视性,比如你去市场买菜,人家叫你老板,来买菜啊,你会接受;如果人家用另外一种叫法,打工仔,来买菜啊,二者给人的心理上差异太大了。包括现在诗歌界或者评论界由现实语境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对冠以‘打工’二字的题材的诗歌与文学的歧视,总先入为主地认为打工诗歌没有文学性啊,太粗糙之类的,不会去仔细地阅读一个打工身份写作者的文本,大众媒体却需要由打工身份带来某种新闻效应,他们更不会关注一个写作者的文本,正是因为这样造成我是以‘打工诗歌’更为著名的。”[1]也正如她在《延容》一诗中所写道的那样:“是的/在这冷漠的世界/我们/如此弱小/这么多年有人读着/我诗句中的愤怒与悲伤/给我戴上/奇怪的帽子/其实对于思想与政治/我一直漠不关心/但是对于正义/我无法视而不见/对未来要有眺望”[2]。

对“奇怪的帽子”的无奈,并不意味着诗人想要回避作为打工者的深刻经历和过往身份,即便她如今工作的场所已从噪响的工厂车间转变为文学期刊编辑的办公室。但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那几年,是她“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3],是她写作所依凭的经验之一,也是她在作品中关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的内驱力。郑小琼所质疑的,是论者在关注写作者的经验时,将经验本身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单一尺度,而忽视了经验如何形塑文学性的细微过程。对“作者已死”的论调存疑,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去阅读某个作者,这本身或许没错。但若将焦点从文本上偏离,仅就作者的经历去谈价值、讲意义的话,即便论及的作品亦如郑小琼不少诗歌那样具有显著的自叙传特征,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与文学无关了。郑小琼有过打工者的经历,但既然谈论的是她的诗,那么,在涉及诗人个体经验时,理应关切她过往的经历是怎样转化为具体的诗学方法和独特的修辞体系的。重读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部分,或许是打工者与车间机台终日相对的状态:身体的疲倦连同内心的煎熬,作为深刻的日常经验,在文本中逐渐生发出一种“身心物质化”的想象力和喻指模式。例如:“在炉火的火焰与明亮的白昼间/我看见自己正像这些铸铁一样/一小点,一小点的,被打磨,被裁减,慢慢地/变成一块无法言说的零件,工具,机械/变成这无声的,沉默的,黯哑的生活”[4](《声音》);“这些年,城市在辉煌着,/而我们正在老去,有过的/悲伤与喜悦,幸运与不幸/泪水与汗都让城市收藏砌进墙里/钉在制品间,或者埋在水泥道间/成为风景,温暖着别人的梦”[5](《给许强》);“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6](《生活》);“在日复一日地重复/打击中,他的肉体也渐如这台衰老的机台/松散,浸满了迟钝的油腻与漆黑”[7](《厂房角落的男员工》);“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插进生活的线路板/未来是/前途不明的漩涡/充满诱惑与危险”[8](《刘美丽》);“人生被拆成流水线/螺丝钉/她觉得自己像机台/转动/衰老/露出一截/油腻的未来[9](《谢庆芳》)。

上述诗句中带有异化特征的生存状态,会使人想起喜剧大师卓别林(Charles 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1936)中演绎的名场面:受尽压榨的底层主人公查理在机器轰鸣声不断的车间干活,为了微薄的收入,他日以继夜重复着沉重的工作;最终因极度疲倦,他把工人的鼻子当螺丝钉来拧,还被卷入流水线机器的皮带。影像荒诞不经,却透露出人物命运的酷烈:“人”消失,被机器吞噬,最终成为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将“工具是人的延伸”转写为“人是工具的延伸”,进而批判消费社会或工业机制对个人主体性的压抑、瓦解,这种方式在现代中国的文学书写中也有范例。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中有一段写到车夫祥子与人力車间的同构关系:“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马上应和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车是他的命,他知道怎样的小心。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他便越来越能自信,他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10]。表面上看,这里写祥子操持人力车的娴熟,写他对作为谋生工具的人力车的朴素情感。但当祥子将自己的命,决然托付给人力车并“深信自己与车都是铁作的”之际,独属于机械工具的冰冷、坚硬便取代了他肉身的鲜活,祥子则全程处于对异化的无意识状态中。回到郑小琼诗作“身心物质化”的想象力和喻指模式,其中展示出个体生命的鲜活怎样在没有创造力的劳动中渐渐枯竭,以及个人生活的前景如何在周而复始的劳动中慢慢暗淡。

二、劳动者及其身处的工业时代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上述文本里主体的性别特征,郑小琼诗中的打工者往往是包含“我”在内的、具体的女性,而非面目模糊的群落。对现代中国的妇女来说,“劳动”原本是能够促发平权与独立的解放性力量,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事实上,中国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积极意义和辉煌成就在于它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她们不再仅仅是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而是钳工、服务员、干部、教师和经理。这种打破传统两性劳动的分工使女性第一次可以通过社会角色——职业角色确立社会身份,而不用再依靠父亲、丈夫或儿子来确立自己的身份,这是女性从‘无我’到‘有我’的过程。由此,女性职业发展与其主体性之间建立起了稳定而多元的关系。”[11]时过境迁,“80后”诗人郑小琼笔下,20世纪末以来当代中国的“劳动”之于女工,解放性的力量已愈发稀薄。相较于身心付出的代价——无法跟上物价上涨的收入水平,不容乐观的健康状况,无法确保的职工权益,难以融入的城市机制,以及与父母儿女长久的分离,“劳动”常常只是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的必要条件。与“祥子式”的无意识相较,郑小琼诗中的“身心物质化”则始终伴随清晰的自我意识和真切的体肤之痛,并因此而显得更为残酷:“我”或“她们”眼睁睁看着机台前身心的耗损,但却无能为力,沉默的忍耐,久而久之会使贫穷和受辱被认知为宿命,丝毫没有更改的可能。当文本里打工者的血肉变成铸铁、零件、工具和半成品,她们的身体便齑粉般消散,只余下因疼痛发出的呻吟与内心的煎熬在低声回响。集装箱里的货物,物流线上的包裹,橱窗后的新品,或者说,城市景观的每个褶皱,都凝结着打工者实实在在却又隐秘无踪的血肉。当下的舆论环境中,主流话语总因经济增量和物质进步而激动不已,但打工群体的处境却得不到持续的正视。倘若“历史的代价”“发展的必然”一類的结论,最终被用以概括打工群体或正面临的困局,这个时代将过于无情和傲慢。郑小琼书写的“劳动”中,残酷的真相之一便是劳动者的失语和消失。长久却无望的拉锯中,打工群体按照既定的标准制造着不计其数的商品,他们的身体感受和内心需求被物质的表象所遮蔽。郑小琼诗中的“身心物质化”正是呈现了这种遮蔽发生的过程。

打工的经历激发了诗人的创造力,也使她对于时代的特征与自身的处境有了更具纵深度的认知。仅就那些“打工诗歌”来说,郑小琼的写作有一种趋向具体和澄澈的动能,与之相对,是主流话语在描述打工群体时常常误入的抽象和混沌。简言之,诗人使当下的工厂空间和打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不再讳莫如深。毕竟,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它们的车间似乎并不欢迎调查记者、纪录片导演或社会学家的潜入和书写,工厂内部的真实情景对于打工群体之外的人们而言,近乎秘境。更为重要的是,郑小琼笔下,打工群体并非标签,他们被还原为真切异常的普通人,这首先是指她那些带有显著自叙传特征的诗作。她的《疲惫分食我……》[12]写劳动造成的身体痛楚与精神危机:“疲惫分食我断指的疼痛和悲伤。”“劳累将生活的垫片增高一些,爱情/像披锋刀裁下的毛边,粗糙而苦涩/遗弃在废品筐。”这首诗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诗人将“物”如何把“人”吞噬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在疼痛中,“我”的肉体与灵魂仿佛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车间令人窒息的环境。对于身心的困境,诗人描绘道:“虚弱加浓职业病,荒凉的咳嗽/给无味的生活带来血迹、尘肺/我的影子消融于白炽灯的寒冷中/美好冷似雪花,铁模具里凝结的/冬天与橡胶,把抱怨钉进制品中/绿油漆覆盖了它。生命像水晶/闪亮于你的孤独。”劳动使人疲倦,但更令人痛苦的,是在劳动重压下无法获得任何情感上的慰藉。没有值得信任的亲密关系,也没有值得期待的生活愿景,只有本不丰腴的生命本身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变得愈发贫乏。郑小琼的确是在传达所谓的底层经验,但她无意将私密经验写成夺人眼球或惹人同情的通俗事件。她着重揭示的,是现实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使人痛苦到绝望的境地。这个主题在《在孤独中……》[13]中有较好的呈现。诗人想象着劳动中的主体如何与机器相爱:“在孤独中,我跟一枚螺丝相互触摸/彼此的身体,在日与夜的缝隙间/我们相爱着,在同一机台,我们彼此/召唤,寻找,确认,机台拆解我们/又装配我们,用细小的铁片、胶片/齿轮,重复的日子让我们盲从。”这种想象中的情爱场景没有快感,只有疲惫与伤痕,年轻的生命滑向难以阻止的消损:“我们的爱在加班的午夜,你松散/我疲惫……在封闭的车间,我们彼此燃烧/你用清晰的螺纹,我用明亮的青春/静静地,我们的肉身苦涩而盲目。”诗人终归要表述的,是个体的情欲如何在劳动中受到抑制,以及劳动者孤立无援的绝望状态,一如诗尾所示——机器有保质期,产品有废品率,与冰冷的机床相爱的“我”也终将成为“工业的次品”:“在机台的颤抖间,你磨损,我衰老/最终成工业的次品,被分离,被抛弃。”

当下,确实流行着很多乐于透支个人经历的分行文字,常有写作者把生活里一丁点儿鸡毛蒜皮之事做反复的推敲、升华,紧抓所谓的小确幸或小沮丧不放。与这类自恋特征明显的写法相比,郑小琼诗中的一个优良质地便很显然了:她从不会刻意把个体经历制作成独一无二的奇观,她竭力走出一己之私的封闭圈,寻求个体经验深处蕴藉的时代特征及其普遍性。例如,在《女工》中,身处“瘦弱的身体像天空中被光污染的星星/机器磨损的苦涩,被拆散,分散,熔化/薄薄的薪水爱抚”[14]这样的处境,诗人想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颓败与打工者权益难以保障的普遍困境。在《她》中,诗人审视着“不再按时到来的月经/猛烈的咳嗽”[15],从中看到过度扩张的工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未来的预支,以及个人处境与经济全球化之间深刻的关联。

诗人时常从个人处境伸延出工业时代的暴戾场景。例如,她在《午夜女工》中写道:“午夜的机台上低垂的/困倦,如那颗倏忽闪亮的星/易碎的光芒也必将被这工业时代污染。”“无声的疼痛,被切割机切断,捣碎/她的无奈,惊慌的眼神,悄悄的叹息/都被工业时代淹没。”[16]诗人感知到的工业时代,是一个随意贬低个体价值、肆意否定人格尊严的时代。对此,她精确地找到“次品”一词。在《拆》中,她写道:“我还将在这个时代把自己分拆成弹弓/开关阀门,电线,钢针,某盏路灯/如果实在不行,我被时代定义为次品/我仍将再次回到炉火间,将自己锻压/成型,把自己拆成一颗尖锐的钉子/也将钉在时代的墙上。”[17]再比如,她在《抽搐》中写道:“她把暗红的生活放在线切割机上切割/割掉那些多余的念头与水分,那些圆形/方形,棱角,尺度多像她规划的人生/不合时宜的爱急速地转动,将它们/造成一个不合格的次品。”[18]诗人无法规避的工业时代,习惯于用粗暴的、计算商品价格的方式去定义并榨取打工群体的剩余价值,“人”先被视为工具,经历多年损耗后再被判定为残次品,遭受任意的嘲弄与轻易的减价处理。这一点,招工简章上对年龄的要求便是明证,工业时代只需要“人”的青春,却不会对打工者群体中年之后的生活做出任何与生存权相关的承诺。从微观的感官世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入手,诗人细致地将打工者身心的困局展开,并从中认知到一种深刻的时代普遍性:“我”的遭遇并非孤立的个案,它是无数打工者的共同处境;工业时代的暴戾无度,或许也不仅只是打工群体的对立面,它作为现阶段历史的内在逻辑,也辐射着与打工群体共存于此刻的同时代人。同时代人阅读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倘若仅以同情者的心态将其视为对于苦难的控诉,显然是略显遗憾的读法,这样的解读盲视了个体痛苦的普遍意味,这样的解读者急于一厢情愿地将自身位置想象为隔岸观火的安全地带。换言之,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富有一种基于个人经历却又超越私密经验的质地,它可能引发的共鸣,或许不止于读者对打工者的命运报以喟叹。诗人笔下的劳动主体及其真切的身心状况,喻指着我们时代某些紧要却又无声的真相。

三、城市,标语,“我们”

除却自叙传式的诗歌,郑小琼也会基于相似的经历,对同为进城务工者的他者投去充满同理心的目光。郑小琼的诗歌谱系中,文本的主语时常会从单数的“我”或“她”延展为不同形式的复数。比如,在《村庄》中,诗人写到“毛织厂的姑娘”:“整整六年,我都在这个村庄里观望等待,看她们是怎样地从远方来/又回到远方,多年以后,我还看见她们/就像看见现在的情形,背着沉重的行李/与闪亮的希望来到黄麻岭,带着苍老与疲惫/回去,多少年了,我一直活在她们中。”[19]再如,在《风吹》中,诗人写道:“风吹着,那些五金厂玻璃厂制衣厂/风吹着,这些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以及本地人//风吹着,她,或者他们,/在这个黄麻岭的村庄,像一首老了的歌曲/他们在不同的风中翻唱,老去/只剩下缓慢起皱的皮肤、骨头、毛发。”[20]这些雕刻群像的诗句里,诗人并未将自我与他者隔绝开来,“我”与“她们”或“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着共通的经历和命运,从中可以读到群体的归属感以及“同是天涯沦落人”式的喟叹。在主流话语通常的叙述中,打工群体是身处城市边缘地带的底层,他们往往经受着“城市土著”和城市管理者自上而下的俯视,即便这些俯视中会掺入些同情的成分,但时不时地,便难免令被俯视的对象感到屈辱,甚而造成类似于“受害者有罪论”的舆论氛围——毕竟,在有些人看来,打工者群体的困境终归是自己造成的,假如在早年好好学知识,开阔眼界,努力提升自我,抑或在某种专业技能上用心鉆研,就不会如此被动、廉价地出卖体力了。对打工者而言,城市空间有着既开放又封闭的特征: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但制度上的重重壁垒增加了进城务工者真正融入城市的难度;本地人与外来者被区别对待的情形,也会使打工群体被耻感困扰。有学者就曾在著作中记录过进城务工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所坦露的受辱感:“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总有种强烈的羞辱感。我们在郊区的村子里租房住,最怕的就是联防来查暂住证。有时候在屋里睡觉,也得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21]

对于郑小琼来说,富于同情却不乏偏见的俯视一定是粗暴的谬误,而上述引文中充满耻感的主体意识,即使发自真实的处境,或许也难以完全得到诗人的认同。在另一首塑造群像的《他们》中,“我”虽为打工者却并不引以为辱,她写道:“我记得他们的脸,浑浊的目光,细微的颤栗/他们起茧的手指,简单而粗陋的生活/我低声说:他们是我,我是他们/我们的忧伤,疼痛,希望都是缄默而隐忍的我们的倾诉,内心,爱情都流泪/都有着铁一样的沉默与孤苦,或者疼痛/我说着,在广阔的人群中,我们都是一致的/有着爱,恨,有着呼吸,有着高贵的心灵/有着坚硬的孤独与怜悯!”[22]

从自叙传到书写他者,打工经验最终在郑小琼的诗歌中生成为一种双重的见证力量:既呈现出打工者个体(“我”)的心灵简史,又记录了打工者群体(“我们”)的生存片断。围绕着底层劳动者的命运,郑小琼诗中常有一种与主流话语抗辩的语势。多年前,主流话语声称“农民工”是种污名化的命名方式,应改换为类似“进城务工者”式的称谓。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使用“新工人”等概念。从“农民工”到“进城务工者”或“新工人”,命名方式的转变,就官方声明来说,是为了表达对打工群体的尊重;从学术话语体系而论,则是为了尽量准确地对一个群体做出定位、定向和定性。但是,命名方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与打工群体权益息息相关的法规、制度能够得到全然的落实,即便有法可依,现实情形往往是底层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全然的保障。对此,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做过详细的记录:女工在寻求社保等权利的过程中,常会遭受来自厂方的报复或某些相关部门的漠视、刁难。[23]与主流话语对打工群体的命名及其策略上的转变相对,郑小琼则常在诗中明确写下“农民工”一词,并由此开始思考个体身上的乡村印记与城市文明之间发生的对撞。比如,她在《杨霓》中写道:“在暂住的背后你确认你的身份/尽管你没有如同我/对户籍制度/充满耻辱的感受/却仍敏感/属于乡村人的身份/比如在农民与/工人之间/我们仍属于农民的血统/在农民之后加上工人的尾缀/你成为/不伦不类的农民工它与种田不种田/无关/与开不开机器无关/它与性别无关/在这标签之外/你是普工/流水线插件工。”“你一直笨拙地模仿城市的时尚/遮住来自乡村的血缘……这些年/你和这个城市有相同的品味/城市拼命造着/世界之窗/粗劣地将金字塔/艾菲尔铁塔……复制成城市的风景/轰鸣的机器正山寨着苹果/康师傅……我们在山寨着城市人。”[24]诗中“不伦不类”一词可谓精准地切中了打工群体面临的“‘在城市待不下去’和‘回农村回不去’的迷失状态”[25]。

主流话语的命名及其定义群体的方式有着天然的傲慢,它习惯于将复杂的现实简化,将沉重的生命故事讲述为例外状态或个别事件,甚而从中牵引出“正能量”。处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郑小琼的诗集《女工记》通过讲述众多女工带有共性却各自不同的生活片断,以群像之丰富抵御着主流话语之贫乏。现今的舆论环境里,对打工群体之外的人们来说,“进城务工者”或“新工人”已变得愈发抽象,即便大家身处同一个城市,打工群体的身影似乎只偶尔存在于带有残酷情节的新闻中,他们的不幸以及艰难的维权之路会时不时地挤进新闻热搜,但存续的时间却总是无比短暂。打工群体的诸多遭际,总会迅速而自然地被消解为转型期中国必须付出的“历史的代价”,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则长期在城市的主流话语中缺位。以这种缺位为参照,《女工记》中女工生存状态的真实性便显得珍贵异常,同时也纠正了某些通俗演义对打工群体不切实际甚而近乎不道德的想象、虚构。比如,多年前曾流行过一阵子的所谓“底层文学”,它们的写作者或许不乏社会责任感,但却常被据守道德制高点的幻觉弄得五迷三道,在编排打工群体的故事时,逐渐形成一套常见的狗血模式:进城的男主人公,原本勤劳朴实,最终因事业受挫和感情失败而自戕或犯罪;进城的女主人公,原本美丽善良,最终因抵抗不住物质生活的诱惑而自甘堕落。当然,这类“底层文学”一定有着相应的现实基础,但可怕的是,它们将个体的毁灭理解为打工群体的通常命运,用猎奇故事式的情节窄化了打工群体的真实生活,却从不计较时代的阴翳,对底层劳动者日常处境中那些相较而言的“普通”层面也毫无兴趣。

“现代小说叙述的是个人作为主体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后果,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摆布着自身的命运。”[26]与之相较,上述“底层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书写,它们近乎传奇或罗曼式,只不过很不高明,一味地迎合着某类读者的趣味,媚俗極了。有关打工群体最为重要的焦点在这类书写中失焦了,郑小琼的《女工记》则将焦点还原回真实的层面,而她采取的诗法则是用近乎白描的语词,耐心地铺展女工生命故事中每一个重大的场景和噬心的时刻。郑小琼以往的修辞习惯有偏于繁复和驳杂的一面,相较来说,《女工记》无疑是做了减法。考虑到诗人多年前的长诗《人行天桥》,以及近年来发表的十四行体诗,便可知郑小琼有着极为自觉的文本意识。例如,在《人行天桥》中,诗人以直白和暴烈的方式切换着繁杂的城市风物和人事,以此形式来呈现城市生活中秩序的崩坏,以及当代人伪善和背德的众生相。因此,《女工记》的删繁就简,想必是诗人有意为之,以期用清晰的方式,在标语喧嚣的年代里保留下真正重要的图景和声音。在诗人身处的城市空间中,权力意志制造的政治标语与资本家们设计的广告标语,从视觉和听觉上轮番席卷每个城市人。这些标语遮蔽着城市生活中仍旧沉重的世态。阅读郑小琼诗歌的过程,正是经历着一次次城市空间的还原时刻:还原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颓败,还原郊区或城中村里穷人的身影,还原商业景观中每一块玻璃、钢筋以及每一种时尚物件背后真实的血汗——以及,从主流话语中还原某些抽象的标签之下个体日常生活的具体。

[注释]

[1] 何言宏、郑小琼:《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访谈)》,《山花》,2011年第7期。

[2][8][9][24]郑小琼:《女工记》,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第22页、第30页、第70—71页。

[3] 此处借用了诗人郑小琼《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一诗的标题。

[4] [5][6][19][20][22]郑小琼:《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第58页、第65页、第66页、第80页、第80页。

[7][14][15][16][17][18]郑小琼:《散落在机台上的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第68页、第25页、第37页、第59—60页、第72页。

[10] 老舍:《老舍小说全集·第4卷:牛天赐传·天书代存·骆驼祥子》,舒济、舒乙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36页。

[11] 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2]郑小琼:《疲惫分食我……》, 《十月》,2019年第6期。

[13]郑小琼:《在孤独中……》,《十月》,2019年第6期。

[21] 吕途:《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页。

[23] 吕途:《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58—162页。

[25] 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28页。

[26] 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本文系贵州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论当代汉语诗歌对城市空间的书写》(项目编号12004/0519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