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姗姗
当前,我国0—3岁婴幼儿照料的“再家庭化”日趋明显,传统家庭照料仍难以被替代。研究表明,当前家庭转型期亲职抚育困境呈现出母职密集度高、儿童照料劳动强度大、隔代抚养高依赖性及父亲低参与率等典型特征[1]。众多0—3岁婴幼儿家庭采取寻求代际支持和隔代抚养的策略以应对育儿压力,祖辈托育正逐渐成为我国城市婴幼儿家庭托育的主要模式[2]。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婚后与父母同住比例攀升,所反映的抚育幼子需求大于照料父母的需求[3-4]。转型期大量城市家庭存在隔代抚育的儿童照料模式,形成不同的代际合作育儿类型[5-6],以母系的祖辈支持较为突出[7-9]。祖辈的支持包括家务劳动和照料孙辈等,这些来自祖辈的支持对0—3岁婴幼儿母亲的劳动参与影响最为显著[10-11]。
社会支持是一种产生于个体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精神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来自家庭亲属关系(强关系)的情感性社会支持最能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12]。作为一种非正式育儿社会支持,祖辈提供的代际育儿支持在降低女性产后抑郁、促进女性产后劳动参与以及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支持包含实际的和感知的社会支持,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女性产后感知的社会支持与其抑郁症状有反向预测关系,感知的育儿社会支持是降低女性产后抑郁的保护性因素,来自家庭成员社会网络的支持尤其重要[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