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塔：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

卫进坤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批军警包围了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工友阎振山闯进了李大钊所住的房间。李大钊正在伏案办公。一个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侦缉处处长吴郁文阴冷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被捕了。

22天后的4月28日上午11时，军阀张作霖组织成立的特别法庭公然宣判李大钊死刑并立即执行。当天下午1时，李大钊等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绞刑架下。李大钊身着棉袍，淡定地在军阀的镜头前留下生命的最后一张照片。之后，他抬头看了看悬在空中的绞索，如往常一样的步履，旁若无人地走向绞刑架。行刑官看着视死如归的李大钊，吃惊地问他对家属有何遗言。李大钊望着远处一字一字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话毕，他收回目光，走上前，将自己的头伸进了绞索，又轻蔑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这位将马克思主义推广到中国的第一人就这样走完了他38年极其壮丽的一生！

李大钊就义22年后，他生前理想成为了现实，他亲手播撒的革命种子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神州大地的每个地方都飘扬着共产主义旗帜。他们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有9000多万党员，他的孙子李宏塔就是这9000多万党员中的一员。

李大钊为共产主义就义9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6月29日上午，他的孙子李宏塔作为功勋党员，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手给他颁授了“七一勋章”。颁奖旁白这样介绍他：“李宏塔，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始终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在每个岗位上都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当好人民勤务员，树立了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像爷爷一样清贫

李宏塔出生于1949年5月，他出生5个月后的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祖父为之奋斗牺牲的共和国终于成立，他成长在红旗下。在共产党成立百年时，李宏塔受邀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慨道：“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

李宏塔是听着祖父故事长大的。

16岁时，他应征入伍当兵，1969年退伍来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197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他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被选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成为处级干部。1981年，32岁的他被提拔为副厅级，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李宏塔曾说，他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他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完全是自己的努力。

在他的整个成长、任职过程中，祖父李大钊“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形象一直是李宏塔的偶像。李大钊曾说，“简易生活者，实罪恶社会之福音也。”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后，最高时每月工资达200块银元，按当时的生活标准，他的家庭完全能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然而，李大钊没有盖过一间房、买过一垄地。午饭是自带干粮，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窝头就白开水下肚。他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为躲避监视曾6次搬家，都是租费较低的西城房子。当时的李大钊已是社会名流，威望很高，交友也廣，很多人对他这种清贫俭朴生活作风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省下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了？他把大部分个人收入都用在党的活动经费上，剩下的工资还要接济贫寒学子和有困难的同志。他的家庭生活因此陷入了困境，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冷如冰窖，夫人赵纫兰常常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发愁。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特意关照会计：每月发薪时，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钱，亲自交给李夫人，以免家里做无米之炊。

李大钊提倡的简易生活影响着他的后人。李宏塔在任时，除了极少数重要公务赶时间，他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2004年，李宏塔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了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再骑自行车多有不便，他把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后来上班的地方离家更远了，不得已才使用了汽车。有专车不坐，有人说他作秀。作秀是一时，哪有人几十年作秀的！ 有人提醒李宏塔：“你骑自行车，厅里的副职怎么办？别的厅局怎么办？”李宏塔很机智地说：“按规定办，该坐就坐，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锻炼身体嘛，习惯了，改不掉。”李宏塔曾说：我会在最大的范畴内尽量节俭，即使做不到爷爷和父亲那样的高度也没必要为此作秀，真实便好了。

几十年前，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部长是傅作义）时，高干子弟都在学校寄宿，但李家人口多，经济状况不宽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李宏塔挤公共汽车去上学。当时他年纪小，因为挤不上公共汽车而走着到学校，常常迟到。老师在家访时跟李葆华夫妇说起了这件事。为了儿子不再迟到，他请秘书到旧货市场给李宏塔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从此，李宏塔就与自行车结下了缘，在北京上学是骑自行车，到上海上学也是骑自行车。父亲调合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儿子还是骑自行车。当兵几年，不大骑自行车了。后来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以及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再后来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厅长，都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骑着自行车的李厅长形象已固化。某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觉得奇怪便问：厅长怎么没骑车呀？李厅长无奈地说：车子放在楼下被人偷了。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

李宏塔的办公室陈设也极简单，最醒目的是墙上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知道，李大钊的这副对联，是他短暂一生的写照，他无所畏惧地肩负起人类的道义，用文字的号角唤醒民众。李宏塔知道，这副对联是祖父李大钊的责任与使命，也是他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他把这副对联挂在墙上时刻勉励自己。

父亲李葆华去世后，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子女留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我们是李大钊的子孙，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便够了。”这话是平平静静说出来的，却声振寰宇，像一面镜子把那些贪官污吏照得无地自容。

像爷爷一样清廉

李大钊极端憎恨社会的腐败堕落。1917年4月，当局财政部发生受贿案，李大钊于4月20日、21日、22日连续三天发表《受贿案与立宪法政治》《罪恶与忏悔》《简易生活之必要》3篇文章，在揭露社会腐败现象的同时，系统地阐述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对于如何抵制腐败，李大钊也进行叙述：“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李大钊担任北方国共两党的最高负责人，许多款项均经李大钊之手，他把一分一文全部用在革命事业上。被捕后他对自己经手款项的出处作了详细说明。李大钊牺牲后，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分别载文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極为萧条，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生活费。”“遗体下葬，棺椁衣裳都是朋友帮助提供的。” 一位北大教授，如此清廉，让人在钦佩之余，亦叹服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有一位这样的爷爷做榜样，我们来看看李宏塔在职期间的作为。

38岁时，李宏塔走进安徽省民政厅，后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职务高了，但他的住房却没有跟着宽敞。当时安徽为干部制定了住房标准，按照李宏塔的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套70平方米的住房。然而到1984年分房之时，李宏塔自降待遇标准，选择了一间最西面冬冷夏热的房子，房屋面积只有55平方米。没有装修，也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最时髦的就是一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李宏塔两次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他有充分理由分到一套房，至少可以调换一套面积大一点的套房。但是，两次都没搬家。他知道，有的同志三代挤在一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同志身体不好或快退休了……

1998年，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谁都认为，这次李宏塔不会错过最后一次机会了。岂料，公布分房名单仍然没有他的名字。有人为他着急，提醒他这是“末班车”。他幽默地说：“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2003年7月23日，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关部门人员到乡村察看灾情。他们走进灾民住的帐篷和庵棚，热浪灼人。他叫随行人员用温度计测温，草搭的庵棚里是45°C，帐篷里是50°C，用蛇皮袋搭的庵棚温度竟高达55°C。走出庵棚，李宏塔心里特别难受。察看到下午3点多，李宏塔一行才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吃午饭，要了两个馒头，一碗手擀面条，炒两盘蔬菜。没想到，李宏塔被店老板认出来了，一个电话打到县里，县长、民政局长很快赶来了。李宏塔对县长说，本来是要到县里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的，既然现在见到了县长，就把来意讲明：帐篷里的温度太高，建议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灾民进行第二次安置。他又让随行人员拿出测试温度的记录请县长看。几天后，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一次性妥善安置了住在帐篷和庵棚里的5万多灾民。灾民们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也传颂着李宏塔的爱民故事。 2008年，李宏塔儿子结婚，婚礼简单，单位同事前来祝贺并送了红包。为了不破坏婚礼气氛，李宏塔照单全收，但第二天便将所有的礼金如数奉还。李宏塔说：“没那个必要也没那个习惯，这都是家里的传统。”

像父亲一样做清官

2005年6月之前，中纪委接连不断地收到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并倚仗其祖父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其父是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李葆华之势，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

中纪委很重视，经主要负责人批示，未与安徽省有关部门招呼，便派出调查组赴安徽进行调查。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地调查，结果出来了：举报信中列举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李宏塔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清官、好官。调查人员回到北京汇报后，主要负责人当即指示要将李宏塔作为典型进行宣传。于是，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于2005年7月3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文章，文章以大量的事例和感人至深的故事叙述了李宏塔作为李大钊第三代传人的光辉业绩。

告慰李大钊同志

获“七一勋章”后的7月14日下午，李宏塔回到故乡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亲手将 “七一勋章”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此前的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示了29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电话里，李宏塔对采访者说：“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认可，但我认为我还不够格入选这份名单。在我们党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多少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牺牲生命，跟他们比起来，我也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的事情，而且都没有做的很好。如果是李大钊同志获得‘七一勋章，我们作为后人去代领会感到很光荣，并且也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李大钊同志。”

李宏塔，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如李大钊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责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