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历史分析：理趣和谐趣的交织

孙绍振

《反对党八股》严正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要被“清算”“打倒”的。这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是很严厉的，但是在“打倒”和“清算”时，又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与人为善的姿态，针对的是“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用口语说就是“要好好地说理”，“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一方面是非常严峻的说理，指出问题的严重，使患者惊出冷汗;另一方面，则为患者治病、救命。这样对立统一的方针，决定了《反对党八股》的文章风格具有相应的双重性：既严峻，又亲切。

一

“党八股”这个概括就很严厉，很挖苦，又很风趣。

八股文是腐朽的，以朱熹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注解为标准，不能有个人批判的自由。从形式上说，八股模式是僵化的，规定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合共八股，其中有两股，文字必须排比、对偶。这种僵化的考试形式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就被废除了。“党八股”这个概括，从哲学上看蕴含着矛盾：党和八股。“八股”就是腐朽，就是僵化;黨，则是在反八股的五四运动中孕育诞生的。把“八股”这样的帽子放在共产党人士的头上，是很深邃而又很风趣的。

文章批评党八股文章的表现形式往往是：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然后加以调侃：“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但是接着严正指出，这样的文章毛病在于，“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因为这种分类，“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实质乃是“概念的游戏”。

文章批评的开中药铺的排列是事物的外部标志分类，而不是从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析。那什么是内部联系呢？内部联系就是矛盾对立中的联系，矛盾在条件作用下转化的联系。

比如对“八股”的分析就不是排列——老八股、新八股、洋八股、党八股，而是展示其由老到新、由洋到土，是内部矛盾的转化：五四运动时期，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具有“极大的功绩”，这是一方面;到后来，就产生了相反的方面，新八股、新教条、洋八股、洋教条;再后来，转到了党内就成了党八股，成为“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这种内在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共产党成立以前，有向右的资产阶级的转化和向左的革命方向的转化;等到共产党成立了，左的方面在共产党内又发生转化，正面是坚持五四文化革命精神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反面是脱离实践，变成了新八股、洋教条、党八股。

更深邃的是，文章揭示了转化的条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那就是五四运动本身的缺点：“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绝对化，就是片面性，走向反面是必然的。

二

分析并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只指出了党八股的思想根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消极性的延续，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思想的最深根源不仅仅在于思想，而且在于社会实践。马克思说过：“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正确思想根源不在思想，而在社会实践。从反面来说，人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也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党八股的错误、主观主义，最深的根源在于客观社会实际。文章的深邃性体现在，揭示了党八股的客观社会基础，特别是阶级基础。在共产党内的这种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

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接着分析，为什么小资产阶级就容易产生“片面性”和“狂热性”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阐发：“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落后性的一面”，具体来说：

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突变当做实际，把片面当做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

特别指出的是脱离实践过程，只有书本知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脱离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

分析思想方法根源并不是终点，分析的最高目标是回到政治实践中去：

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

这就明确提示了，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只有根除小资产阶级思想，才能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顺便提醒一下，这里的批评只限于党内、本国，回避了外部的根源，那就是对莫斯科的“奴隶主义”。因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本身就来自莫斯科及其指定的代理人物王明。不但回避了这一点，而且在一些环节上，还反复提出“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文章的高度策略性表现为以其正确的话语，批评其错误的实践。意味深长的是，在1949年以后上海新华书店出版的《整风文献》和《毛泽东选集》中，删节了两处斯大林的引文。这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叫作“藏锋”，当然，“藏锋”不是绝对的，在必要时就要“出锋”，这一点下文细说。

三

只在思想上读通了，是不够的，要真正读懂这篇演讲词的经典价值，还得从文章的风格去分析。

毛泽东的白话文成就很高，就是一贯反对他的胡适，在日记中也不能不承认：论白话文，还是他写得最好。的确，他笔阵纵横，文气灵动。他的理趣和谐趣（深邃性和幽默感），他的志气和意气，他的语言雅俗交织，构成独特的风格，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毛氏文体”。《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形式是演讲文体，更把毛氏文体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篇演讲，讲的是非常严肃的反对教条主义政治和哲学问题，可又并不是《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学术论文。如果把《实践论》《矛盾论》那样的经典论文拿到会场上去念一通，肯定是不成的。学术论文很抽象、很深邃，是单方面向读者传达研究成果，作者和读者并不在同一现场。读者一时看不懂，可以反复，甚至中断。但是演讲在同一现场、同一时间，声音是稍纵即逝的，不可能反复。哪怕有少数人听不懂，或者不感兴趣，都可能干扰其他人，造成会场上的听众精神涣散，甚至发出某种声音，这样会影响演讲者的情绪。演讲者不是单向传达，而是和听众双向交流。这种交流是全方位的，不但是有声交流，而且是身体动作、眼神、表情无声的互动交流。仅仅是照本宣科，把观点加以宣告，听众还是被动的。演讲就是要引导听众跟随演讲者一起思考，一起形成观念，营造一种共同创造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关键就是缩短与听众的心理距离，与观众在感知上打成一片。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讲到党八股的时候，这样讲：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这是幽默的效果，引起了笑声，笑是演讲者和听众心理最短的桥梁。幽默的特点，不是逻辑的严密、一贯，而是相反、不一贯、错位。老八股、新八股、洋八股、土八股，内涵都是贬义的;但是，最后却赋以一个褒义的“创作”，将反面的内涵用正面的词语来表达。这在学术论文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而在演讲中，两种内涵的错位构成幽默的谐趣，将批评的意味淡化到不言而喻的程度，就缩短了心理距离。这种心理效果，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而是娓娓道来，逐步诱导听众，先是洋八股，接着反过来是“土气”，再次翻转为“创作”，最后的反问“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接着是肯定“这就是一个”——这显而易见是反语。以强烈的反差，将批判的意思留在作者预设的空白中，听众顿悟，心领神会，于是爆发了笑声。心理最短的桥梁乃得以贯通。

同样，讲到不要脱离实际，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这样说：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幽默感来自内涵的错位：调查研究的革命政治含意，与照镜子的个人美容功能错位。这种幽默带着很强的宽容性，不但有利于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而且有利于缓解被批判者的情绪，淡化抗拒感。这可以用“藏锋”来概括。最突出的是文章的整体构思，乃是一种“戏仿”。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反对党八股，却用八股的形式展开。内容的严肃和形式的腐朽形成显而易见的错位，产生谐趣。这是“藏锋”，但这不是绝对的，藏中有露，露中有藏。

用八股的形式来批判党八股，似乎是有点调侃，有点玩笑。但是，将八股转化为“八大罪状”，称其功能乃是“以毒攻毒”，前面的“毒”是虚指，后面的“毒”则是实指，以轻松的语气讲严峻的问题，褒贬互补，亦庄亦谐。

当然，现场演讲的互动与转化后的正式出版文献还是有区别的。当时现场互动中有点率性的话语，使得现场互动的效果甚佳，在1949年以后作为经典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则被删掉了。

四

文章的语言是很丰富的，讲的是理论问题，在关键处，当然少不了以理论语言展开，说党八股“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其特殊感染力在于，將理论语言与生活化的、通俗化的口语相结合，因为口语的明快性，有利于听众现场迅速反应。接下去这样讲：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一连用四个“吃饭”，把学术上的真理论和日常经验直接联系起来。听众的现场反应就很迅速，心理距离亦随之缩短了。

幽默的含蓄和口语的明快交融，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则是辛辣的：如把党八股的文章“空话连篇”用歇后语形容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又如要批得党八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更严厉的是指斥党八股文章“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表面上引经据典，气壮如牛，威风凛凛，实质上虚弱不堪，水平极低，幼稚可笑，还自以为此计一施，就可以“得胜回朝”。用古代大将出征胜利的庄重语言，形容其自我感觉的荒谬。更为尖锐的是，为了“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这就很严厉、很尖锐了，直接指向个人品性的“卑劣”。这还不算，接下去是：

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

说其卑劣，藐视之情已经溢于言表，说它“无赖”则是近乎卑视。“左”倾教条主义，不但卑劣、无赖，而且可笑，他们曾经握有话语权力，以其组织纪律，随意处置同志，甚至置之死地，如今已经失去组织的强制性，越是装腔作势，越是可笑。

这种辛辣性的语言带着强烈的进攻性，其功能与幽默缩短心理距离、缓解心理对抗不同，不是藏锋，而是出锋，锋芒毕露，扩大了心理距离。有了进攻性，就不是幽默，而是讽刺、冷嘲。进攻性的讽刺和缓解的幽默两手交替运用，亦庄亦谐，收放自如。一会儿正话反说，党八股又长又臭，“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把写空洞而长的文章作者称之为“老爷”。一会儿正话正说，例如有些内容的长文章（如《资本论》），还是要看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完全是口语化的。更精彩的是，把正话以反驳的形式呈现。党八股埋怨听众水平低，是对牛弹琴，文章分析说：

“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

同样的成语，把条件转换一下，把讥笑牛的意味悬置，转化为“尊重对象”的意思，矛盾转化，藐视群众之愚就变成嘲笑弹琴者之蠢。这就不仅仅是幽默的谐趣，而且是雄辩的理趣了。

文章特别强调要学好语言，非下苦功不可。第一，向人民群众学习生动活泼的语言。第二，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所需要的成分，但是不能硬搬或滥用。第三，向古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这三方面极其丰富，而且交错运用，出神入化。《实践论》中把英国的谚语“布丁的证明就是吃”翻译成口语：你要吃梨子，就要亲口尝一下。《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直接引用古人解缙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教条主义竭尽挖苦之能事。有时，把口语和古典诗文的对仗结合起来，形容党八股：“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特别是形容教条主义者“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更毫不含糊地显示在才智上居高临下的姿态。

文章虽然引用了鲁迅的语录，不要生造词语，而在行文中却即兴生造词语，讽刺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并且进一步以逻辑上的导谬术反证。

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

作《反对党八股》时，毛泽东四十九岁，结束了被动局面，风华正茂，长缨在手，无拘无束，以丰富的语言和灵动的思绪，忽尔幽默，忽尔讽刺;忽尔尖锐，忽尔轻松;忽尔痛斥，忽尔调笑;忽尔口语，忽尔古典;忽尔理趣隽永，忽尔谐趣横生。对党八股主将，纵笔横扫，词源滚滚，文氣滔滔，嬉笑怒骂，左右逢源，涉笔成趣，游刃有余，痛快淋漓;俯视教条主义者思想贫困、语言枯窘，极尽揶揄嘲弄之能事，展示优越和自信;使听众在满堂欢笑中分享思想解放的胜利，从情感到理念领受了一场富有文采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