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研究

吕庆华 林炳坤

〔摘要〕 创意城市是城市发展新形态，是提升城市發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模式。我国创意城市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大体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以及各城市创意资源集聚、产业发展相对应。创意产业集聚、创意消费需求、政府支持和创意氛围等，是促进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四个动力要素。相应地，中国创意城市的四种发展模式分别为产业集聚推动、消费者需求拉动、创意氛围引发和政府制度保障。促进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四大策略是：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体系，驱动创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创意人才，提高创意城市文化创意能力;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创意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增进城际交流，提高创意城市开发程度。

〔关键词〕 创意城市，创意环境，创意消费，创意人才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1）04-0084-07

一、引言

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全球经济边界日益模糊，国际竞争逐渐加剧。发展以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为驱动引擎的创意产业，成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举措，城市亦因创意产业的繁荣而转型为创意城市。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掀起创意产业浪潮，不断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创意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创意生态系统支持。一个良好的创意生态系统能够汇聚创意人才，为发展创意产业、繁荣创意经济提供动力 〔1〕 21。创意经济与城市紧密联系，一方面，城市为创意经济发展提供软硬件设施，是创意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另一方面，创意经济发展有效改善城市创意氛围，推动城市升级为创意城市。创意城市是伴随创意经济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城市发展新形态，是解决现代城市问题、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模式，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2〕3。因此，纽约、伦敦、东京和新加坡等城市，在大力发展创意经济的同时，纷纷确定创意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创意城市建设，将城市打造成适宜创意经济发展的载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为了推动世界城市在创意产业发展、专业知识培训、知识共享、畅通创意产品销售渠道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促进全球创意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于2004年设立“创意城市网络”，该联盟包含文学、电影、音乐、工艺与民间艺术、设计、媒体艺术、美食7种主题类型创意城市。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228个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见表1）。

创意城市是通过改善城市创意环境，推动创意经济发展，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城市发展模式，其发展理念与中国城市发展战略和建设目标相契合。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着力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2020年12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开创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发展目标，足见党和政府对解决城市发展问题、提升城市发展水平的高度重视。因此，分析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现状及演进轨迹，揭示中国创意城市发展动力要素，探讨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及策略，不仅有助于为国内具备条件的城市申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提供指导，为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创造条件，而且能够为国内城市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明确创意城市发展目标，选择较优发展模式及策略提供借鉴。

二、中国发展创意城市的必要性

（一）创意城市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然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提出创意城市发展方案，试图解决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同时也说明现代城市向创意城市转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中国城市存在人口数量庞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地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生活成本高企等“城市病”，导致创意人才流失，高科技企业外迁，影响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发展创意城市，有助于解决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利于实现中国城市创意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创意人才入驻、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创意城市是创意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形态由原来的效率城市过渡到创意城市。随着创意经济时代来临，传统的土地密集、劳动力密集等产业逐渐让位于知识密集、创意密集产业。美国新经济的实质是以知识和创意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和创意推动新产品开发并促进新市场的拓展，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关键动力〔3〕。知识经济背景下，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减弱，而知识和创新对经济的驱动作用日益显著，创意经济成为传统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 〔4〕。创意经济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通过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能够起到汇集创意人才、提升城市创意氛围的作用，助推创意经济快速发展 〔5〕。

（三）创意城市是集聚创意人才的天然磁石。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创意人才是具有较高学历，善于运用自身知识和技能，产生新颖创意的智力工作者。创意人才包含创意和创新两类专家，创意专家由编辑、作家、高校教授、设计师、演艺从业人员等构成，创新专家包含商业咨询师、金融服务人员、高科技从业者等专业人员 〔6〕。创新创造的工作特质决定了创意人才对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有较高要求，在开放性和包容性较高的环境中，创意人才的思维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他们能够充分汲取环境中有益于激发创意的信息和知识，从而获得高质量的创意产出，为创意经济提供发展的源动力 〔7〕。一个生活便利、文化多元、宽容指数高的创意城市，能够吸引创意人才流入，并促成创意企业汇聚和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质量 〔8〕。因此，利用城市丰富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积极打造创意城市，形成兼容并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其成为影响并吸引创意人才流入的天然磁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创意城市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及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国家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在全球63个受评估经济体中，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名第20位，比2019年下降了6个位次。总体上看，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接近世界中等偏上水平，这与经济大国形象严重不符。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经验，积极推进创意城市建设，将其建设成创意经济发展的沃土。创意经济通过增加就业和经济产出，有效推动了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创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服务经济的有力支持。随着创意人群的增加，低收入服务行业的从业者也在增加，因为创意人群收入较高，工作时间长，对餐饮业、保洁业等生活服务的需求较大 〔9〕。另一方面，创意经济鼓励充分发挥个人头脑中潜藏的独特思想和创意力，实现人和科技的完美结合，从而催生更高价值的创意产品 〔10〕。可以说，创意城市在增加就业和发展高价值产业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城市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提高中国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品牌形象。

三、中国创意城市的发展现状与演进轨迹

創意城市打破传统城市发展模式，通过重构资本、知识、信息、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构建起能够有效激发创意人才潜能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能够借助创意取得更高价值的经济产出。同时，依托创意产业，不断挖掘城市的增长潜力，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实现城市综合实力的整体提升，对区域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根据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创意城市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遵循动态变化的轨迹向前演进，从初级形态逐渐走向更高级形态。创意城市在外部环境、社会需求和自身变革三大力量的推动下，经历了从以文化消费为核心到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再到赋予文化再生能力的城市新形态 〔1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创意城市的发展出现联盟化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设立正是其具体表现。其中，中国的创意城市数量增长强劲，自2006年以来，平均每年入选一个创意城市，反映出中国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城市对“创意城市网络”强烈的申报意愿和积极的申报行为。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228个成员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中国创意城市发展可资借鉴的研究结论。目前中国已有14个城市成功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成都、杭州、景德镇、顺德、长沙、澳门、青岛、武汉、南京和扬州，成为拥有“创意城市”最多的国家，成绩斐然。

我国创意城市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2〕，大体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及各城市创意资源集聚、产业发展相对应。

第一个阶段为2006-2010年。相较于中小城市，中国大城市拥有丰富的科技、人才、文化和经济等资源，每种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一般位于前列 〔13〕。因此，国内较早申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深圳、上海、成都和北京等城市，其本身就是创意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它们的加入，反映出国内大城市立足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获取城市溢出效应。

第二个阶段为2011-2015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意产业的发展构成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创意城市开始成为拥有特色资源的城市，获得重生和再生〔14〕。这一时期成功申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杭州、苏州、景德镇和顺德等城市，虽然体量不大，但均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鲜明的文化传统和资源禀赋，代表着中小城市对文化身份复苏的觉醒，也是当时国家鼓励大力推动文化建设的结果。

第三个阶段为2016年至今。这一阶段成功申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有长沙、澳门、青岛、武汉、南京和扬州，涉及媒体艺术、美食、电影、文学等类别，使我国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涵盖除音乐外的所有主题类型。此外，天津、潍坊等城市已明确提出申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规划，并积极开展创建工作。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城市对申请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重视和申报热情远超前两个阶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国内城市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响应，以及对创意产业发展、创意城市建设和国际化拓展的高度重视。

四、中国创意城市发展驱动要素

国外创意城市发展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如下：一是有清晰的定位及明确的目标，如西班牙毕尔巴鄂以“地标建筑型”城市发展定位，成为“设计之都”;日本金泽通过“内生型”优化发展，构建内部合作系统，成为“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韩国釜山重点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承办电影节庆活动，成为“电影之都”。二是有良好的创意氛围。如美国创意城市普遍具有文化多元、城市开放和宽容指数高、创意人才活跃等特征。三是有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如英国政府通过适宜的产业政策，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提升创意产业竞争力，推动英国创意城市快速发展。截至2019年12月31日，英国114座城市中，已有11座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四是有公众的参与，如日本神户通过举办各类艺术文化竞赛，让公众充分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从业人数一度超过城市人口的30%，成为“设计之都”。

本文通过总结发达国家创意城市建设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及中国创意城市发展实践，归纳得出创意产业集聚、创意消费需求、政府支持和创意氛围是促进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四个动力要素 〔15〕（见图1）。

（一）创意产业集聚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产业驱动力。创意产业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中，多以集群的形式存在，称为创意产业集群，它是一种独特的创新集群。创意产业集群不仅关注科技创新，还重视文化创意，是“城市再生”的有效途径 〔16〕。创意产业集聚及其效应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驱动力，由包括创意人才、文化资源、科学技术和资金等主要因素构成。这些要素处于创意产业价值链上游环节，它们围绕创意开发和价值创造的发展目标，以一种更为灵活和有效的方式进行组合，从而生产出具有地方文化意蕴和较高经济价值的创意产品。

（二）创意消费需求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消费拉动力。人们对艺术创作、文化及体育等创造性活动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吸引创意阶层集聚的任何要素都与城市复兴及其创意消费机会密切关联。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供给端，还与需求端紧密相关。城市创意产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消费能力，也包括消费潜力，二者共同反映创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状况 〔17〕。地方认同感、市民学习和欣赏水平等消费环境因素，也是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成为创意城市的市民创意消费基础，消费者一旦对城市品牌产生文化认同，就正向影响他们的消费需求和选择。此外，市场营销领域的大量研究都支持购买意愿对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消费者对创意设计、产品的购买意愿是产生创意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创意消费需求及其效应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消费拉动力，由创意消费能力、消费潜力、消费环境及购买意愿、地方认同感等主要因素构成。

（三）政府支持是创意城市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世界主要创意城市建设经验来看，创意城市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虽然欧洲和美国更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发展创意城市，但总体上看，各国政府在创意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均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中国主要采取政府主导、民间辅助的方式开展城市治理 〔18〕，这种发展理念决定了中国建设创意城市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设计完整的政策体系，包括基建投入、产业扶持、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为创意城市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创意氛围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创意氛围是一种空间的概念，涵盖足以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意点子与发明的一切硬件和软件设施 〔19〕。硬件设施包括文化场所、研究机构、公园、学校、医院、交通、购物中心等，软件设施包括城市人际关系网络、为创意及相关产品提供交易服务的平台等。通过编织和架构能够促进各类创意要素有机汇集的多样化网络，打通彼此间实现知识、创意和技术流动的通道，是发展创意城市的主要举措。此外，创意氛围的营造还需要创意城市突破狭隘城市边界的禁锢，持续保持开放性。

五、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

创意城市发展模式是对整体机能更完善、更全面和更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发展形态的一种探索。依据国外知名创意城市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创意城市发展动力要素，本文提出并概述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四种模式，即产业集聚驱动模式、消费需求拉动模式、创意氛围引发模式以及政府制度保障模式。

（一）产业集聚驱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思路是基于城市产业現状及创意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集群，推动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主体（政府机构、创意企业、金融机构、行业组织等）的互动和协作，实现产业内部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物流的合理流动等，从而提高城市资源的使用效率，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产业层面的动力支撑。创意产业集群的有效运行需要完善的集群网络作为支撑，集群网络通过协调集群内部核心、支撑、动力和控制等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促使集群资源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实现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完整的集群网络由分工、交易和社会三个子网络构成。其中，分工网络是集群企业在长期合作中逐步形成的分工体系，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以及网络成员的精确定位和专业化分工，是优化分工网络结构的有效方式，而持续吸纳外部创意企业，则有助于扩展分工网络的边界。交易网络是集群内部创意、产品、服务、信息等流动的媒介，通过构建功能完备、集群内外成员充分参与的线上线下交易平台，能够加快实现创意产出的市场价值，提高创意产业集群的经济产出。社会网络是集群内部成员在交易过程中形成的非正式的关系体系，这种关系通过信任机制约束个人商业行为，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显著降低商业主体的交易成本。

（二）消费需求拉动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思路是通过消费需求推进创意产业供给端改革，促使创意产品内涵和质量得到有效提升，从而获得更多消费者认可和更广泛的市场空间，使创意产业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助推创意城市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一方面，通过需求引导重塑创意产业价值链，进而提升创意城市发展层次。传统产业内部，研发、生产和销售企业仅聚焦于自身业务，企业缺乏横向互动，垂直一体化成为企业关系的主要表现。消费需求引导模式下，创意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始终将创意作为产业价值链的核心，通过协同研发设计、生产和分销组织，生产出优质创意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奇的心理。这种运作模式不仅有效促进了产业组织的跨部门联系，同时带动产业价值链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城市消费者市场，有效对接创意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实现创意产业理念、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具体路径为：通过倡导新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市民学习和鉴赏水平，同时强化城市营销，提高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认同，使消费者产生对创意设计和产品的购买意愿，进一步激发市场创意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消费拉动力。

（三）创意氛围引发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思路是通过打造足以引导和激发创意灵感的软件和硬件设施，为创意人才营造良好的体验氛围、自然氛围和扶持氛围，显著激发创意人才的学习意愿和工作热情，使其进入工作繁荣的心理状态，实现工作产出的有效提升，为城市创造源源不断的创意产品和服务，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第一，塑造良好的体验氛围，通过强化图书馆、电影院、体育场馆、游乐园、酒吧、咖啡馆、奇特建筑和古旧街区等硬件设施建设，给予创意人才别样的物质体验;通过构建多姿多彩的街头文化，举办形式多样的艺术展览，增加创意人才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带给创意人才丰富的精神体验。第二，营造和谐的自然氛围，通过倡导低碳生活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推动“花园城市”建设，满足创意人才亲近自然的追求，为其提供能够激发创意灵感的自然元素。第三，打造浓厚的扶持氛围，通过政府、市场和行业协会的共同作用，构建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四）政府制度保障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思路是在创意城市建设进程中，政府通过目标确立、政策设计、政策执行、过程监控等措施，确保创意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一，政府根据城市文化资源及其开发现状，结合文学、电影、音乐、工艺与民间艺术、设计传媒艺术和美食7种创意城市的申报要求，确立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如计划新增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场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具体数量等。第二，围绕创意城市发展目标，设计能够有效促进创意城市发展的政策法规，包括研发中心支持政策、创意产业财政补贴政策、创意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创意产业金融支持政策、创意人才引进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等，为创意城市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第三，设立创意城市发展工作机构，负责发布、执行与创意城市发展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确保相关制度得到有效落实。第四，定期评估创意城市建设成效，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创意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创意城市发展目标。

六、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策略

创意城市既可能是城市发展的自然选择，也可能是政策选择而导致的路径改变，特别是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政府的财政投入与政策支持对创意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在中国创意城市发展动力要素和发展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针对创意产业集聚驱动、创意消费需求拉动、创意氛围引发、政府制度保障四种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的发展特征及动力源，从创意城市经济发展、文化创意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开放程度四个方面着手，提出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策略，既为有志于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提供理论指导，又为其他创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一）构建完整的创意产业体系，驱动创意城市经济发展。依据创意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和实现模式，扶持创意企业，推动创意经营主体的空间集聚，是中国创意城市建设的主要策略。但仅聚焦于生产环节，难以形成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创意产业，因为创意企业只是整个创意产业价值链的一环，其价值的实现需要得到上下游企业的支持。因此，围绕创意城市发展目标，打造主体、支持、配套和延伸四大产业体系，是繁荣城市创意经济、提升创意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效途径。其中，主体产业由创意产品生产和制造单元构成，负责对城市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和产业运营。支持产业指为创意产业提供原材料、技术和分销服务的个体和组织，如科研机构、广告公司和分销机构等。配套产业指为创意产业提供营运环境的企业群体，如教育、医疗、餐饮、培训、旅游等机构。延伸产业指由创意产业链衍生出来的商业组织，如演出、动漫、纪念品、食品等生产企业。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中国城市，可根据创意城市建设目标，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创意产业体系，有效推动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为加入“创意城市网络”奠定重要基础。

（二）汇集创意人才，提高创意城市文化创意能力。创意人才由知识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衍生而来，新颖性、创造性和前沿性是创意人才工作的主要特征。作为创意生产个体，创意人才工作产出不仅关系到创意组织的经济收益，还显著影响城市文化创意水平，因此，实现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成为推动城市创意经济发展、提高城市文化创意能力的重要途径。创意城市应该根据创意人才工作特点，打造能够有效激发创意人才工作热情和创作灵感的城市空间，不断汇聚创意人才，形成浓郁的创意氛围。创意城市可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的方式，持续增加创意人才供给。在人才引进方面，政府应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为创意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吸引创意人才流入;创意组织应通过营造灵活自主的工作环境，提高外来创意人才持续工作的意愿。在内部培养方面，采用学历教育、专业培训和资格认证三种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创意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其中，学历教育是利用地方高校资源，培养特定领域的创意人才;专业培训是通过系统性的训练，进一步提高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资格认证是通过技能鉴定，将具备创意阶层特征的人群确定为创意人才，以提升城市创意人才的比例。

（三）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创意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文化创意和技术创新作为创意产业发展的两大驱动引擎，在创意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创意城市在营造文化氛围的同时，还需努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可以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主要在开发研究活动中产生，而开发研究所涉及的知识来源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实现科学研究对创意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政府应该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促使其围绕创意产业技术创新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创意产业提供有助于解决创新难题的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开发研究的主体是创意组织，由于创新内容的新颖性和超前性，开发研究的失败率较高。为鼓励创意组织开展以技术创新为中心的开发研究，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为创意组织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补助，同时引导创意组织通过人才引进、增加研发投入、加强对外交流的方式，获取高质量的创新成果。

（四）推进城际交流，提高创意城市开放程度。保持开放性能够避免创意城市不受城市边界禁锢，并使其充分适应复杂多元的国际环境。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创意城市网络”的意图相契合，即在推动各国创意城市交流的同时，致力于提高创意城市的开放程度。开放型创意城市与外界始终保持动态联系，这种联系使其得以整合全球资源，从而搭建起边界模糊、资源充沛、互动紧密的创意网络，为城市创意经济持续注入活力和动力，对加快创意城市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经济、文化和科技层面的互动是创意城市之间交流的主要内容。其中，经济交流能够推动资本跨城流动，为壮大城市创意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文化交流有助于增进不同文化的互鉴互融，推动创意城市文化的进化和升级;科技交流有利于整合不同城市的创新资源，促成合作城市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因此，通过强化创意城市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创造高水平创意成果提供良好的土壤。

参考文献：

〔1〕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思考在这里是真正的职业〔M〕.林海，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1.

〔2〕Landry C. 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ion〔M〕.London：Earthscan，2000.

〔3〕Robert E，Lucas Jr.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4〕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机理·模式·路径〔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5-13.

〔5〕陈红霞，吴姝雅.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区际差异比较——基于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8 （07）：25-33.

〔6〕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J〕.The Washington Monthly，2002（05）：15-25.

〔7〕林 剑，李中斌.创意人才研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12（10）：165-171.

〔8〕林炳坤，吕庆华，谢碧君.创意人才、工作特性与工作繁荣——基于同事关系的调节效应〔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 （04）：63-77.

〔9〕尹 宏.创意经济促进现代城市转型的机理和路径〔J〕.社会科学家，2015（06）：63-67.

〔10〕沈 蕾，张 悦，赵袁军.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知识演进与发展趋势〔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 （07）：44-58.

〔11〕王慧敏.创意城市的創新理念、模式与路径〔J〕.社会科学，2010（11）：4-12.

〔12〕刘 容.我国城市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策略选择〔J〕.开放导报，2018（02）：65-68.

〔13〕韩顺法，纪小美，陶卓民.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的适应性评价〔J〕.地理科学，2018（09）：1458-1465.

〔14〕吴云梦汝，陈 波.武汉城市转型更新研究——基于创意城市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8（02）：74-81.

〔15〕林存文，吕庆华.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水平CATG评价模型及其实证〔J〕.经济地理，2016 （03）：48-56.

〔16〕王发明，孙滕云.空间集聚：嵌入地域发展的创意产业集群化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02）：111-117.

〔17〕王伟芳.创意消费模式的特征、价值及营销响应〔J〕.商业研究，2014（02）：113-117.

〔18〕何艳玲，汪广龙，陈时国.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07）：87-106+206.

〔19〕谌 丽，党云晓，张文忠，等.城市文化氛围满意度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进展，2017 （09）： 1119-1127.

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