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燕,庄惠明
(1.福建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2.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360021;3.福建商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福建 福州350012)
随着“走出去”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发展迅速,尤其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 430.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均稳居全球第三,投资覆盖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4.3万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1万家。①从区域分布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投资环境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家间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制度多元化以及复杂性特点突出,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阻碍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效合作和共同发展。那么,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内在机制和实际效果如何?长期来看,中国如何更好地进行投资选择?尤其在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实现与沿线国家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已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因此应明确制度距离的投资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企业规避制度投资风险,而且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我国“一带一路”投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