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与《尚书》的传说

周宝银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马士远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

《竹书纪年》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唯一未经秦火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的发现对历史学的研究影响深远，起到了证史补史的作用。史学界把包含《竹书纪年》在内的这批竹简古书《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夹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以及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和敦煌发现的藏经洞，称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正因《竹书纪年》本身所具有的独特而重要的文献价值，我们对其记载的史实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审慎的研究。例如，《尚书》《竹书纪年》二书都涉及了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但对禅让的记述和态度却多有出入，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如果从时代环境的选择、道德建构的需求等视角对《竹书纪年》与《尚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很多有嚼头的历史。

《竹书纪年》的发现与流传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省卫辉市）一个盗墓者在盗掘当地的战国魏襄王墓时，发现了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纪年》13 篇是其中的一种，因其是写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被称为《竹书纪年》。因是盗掘出土，盗墓者为了寻求墓中的宝物，便将这些竹简燃烧起来照明。在官府收集时，已是“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晋书·束皙传》）的状况。尽管如此，仍留下了许多竹简。汲郡地方官吏得知这一情况，及时报告朝廷，将出土的竹简送到西晋的都城洛阳。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当时仅竹简就装了几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