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刘福春的新诗文献工作

易 彬

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自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来，刘福春先生选定新诗研究作为人生志业，埋首从事新诗文献工作四十年，收集整理了堪称海量的各类新诗文献，出版个人著作和编选类著作超过30 种（套）。在新诗目录、编年史方面成果尤其显赫，被誉为“最清楚现代汉语新诗‘家底’的人”“中国新诗文献收藏第一人”“新诗目录专家”“新诗编年史专家”。基于广泛的文献实践，他提出“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文献工作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应该努力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学科，这些思考以及为此所进行的实践，引起了学界的热切关注，这对于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短暂的诗歌前奏

与很多诗歌研究者一样，刘福春先生最初也是一位诗人，1972年开始写诗，上大学的时候更是写过不少，但未能获得诗名。1986年，其诗集《雨的回忆》面世。这本薄而简陋的诗集仅53 页，近50 首诗，由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化馆编辑，属内部资料。杨匡汉在《序》中称其为“在一个‘低音区’迂回”，“浓重的走向内心的个人化倾向”，“属于自己的观察和发现”的诗篇：

窗子像桃花一样开了

呼吸着春天的气息

那路边的老树似乎锈得太深

春风正在用力地擦洗

——《春》

在《序》中，杨匡汉还别有意味地谈道：

在我的印象里，我的这位来自前郭尔罗斯草原的年轻朋友和诗创作并没有特殊的缘份——他把宝贵的时间几乎都用到浩似烟海的现代文学资料的探寻与整理中去了；他那五音不全的嗓子似乎没有完整地唱过一支歌或朗诵过一首诗，他也从来不向人宣示自己发表过什么诗文。这样，当他突然把装订得齐齐整整的一册《雨的回忆》送到我手里，并错爱地嘱我为之写序时，我不禁为这颗默默跳动着的诗心欣喜、鼓舞不已。

很显然，刘福春没有“在诗的跑道上继续振翼”，而是“把宝贵的时间几乎都用到浩似烟海的现代文学资料的探寻与整理中去了”。新诗创作彷佛是一个短暂的前奏，随即就被他小心地隐藏起来。日后，似乎也仅在另一种内部印行的图书——《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的个人介绍中提及到这本诗集的信息，更多时候的个人讲述，就直接越过这本诗集，基本情态如2012年《中国新诗编年史·后记》所示：

1980年2月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从事新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新诗史研究工作。三十多年，我阅读了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所藏1949年前的全部和1949年后的大部分新诗书刊与其他文学期刊，访查了全国五十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早期新诗文献，与诗作者通信近万封，并收集到诗集、诗刊、诗报、诗论集、书信等新诗文献几万件。

新诗诞辰百年之际的一则报道中写到在刘福春的电脑里有一个“百年新诗库”，“包含近百年来近万位新诗诗人的信息，收集的诗集有2 万多种，其中民国新诗集近两千种”，“见过的民国新诗集大概有1500 多种”，“保存的原本有两三百种，复印的有六七百种，还收集了电子文本”。

这样孜孜于诗歌文献工作的，自然是读者更为熟悉的刘福春形象，但那些关于“雨的回忆”的诗篇，作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在回溯刘福春的诗歌人生时，也还是值得提起。

诗歌文献工作的历程

杨匡汉、刘福春编：《我和诗》/刘福春、贺嘉钰编：《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中国新诗百年志》/刘福春编：《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

1980年，刘福春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原本是担任著名学者唐弢先生的助手，但他最终选择了将新诗作为人生志业，埋首从事新诗文献工作。四十年下来，出版的个人著作和编选类著作超过30 种（套），包括编、选编、撰、编撰、著、编著、主编、副主编、执行编辑、插图等不同形式。这里试着以出版物的先后为序，勾描其作为诗歌文献工作者的大致历程。

（1）研究资料集的编选

较早时候，刘福春与杨匡汉合编过一些诗论资料集，如《我和诗》（1983）、《中国现代诗论（上下编）》（1985、1986）、《西方现代诗论》（1988）等，均署“杨匡汉、刘福春编”。

后来，又编选了《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 卷》（刘福春、李广良编著，1999），再往下，有四种诗歌资料集：《中国新诗总系·史料卷（1917—2000）》（ 主编，2010）、《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内部印行的“征求意见稿”，刘福春、贺嘉钰编，2014）、《中国新诗百年志》（理论卷·上下，作品卷·上下，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编，刘立云、刘福春、霍俊明执行编辑，2017）和《沈奇诗与诗学研究》（主编，2020）。

（2）新诗编目

如今看来，早期几种诗论集的编选尚属一般化的工作，最开始展现刘福春工作特色的是1989年的《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

刘福春到社科院工作的时候，由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工作刚刚起步，他承担了“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写。“编目”即“总书目”的“征求意见稿”，为内部印行。后正式出版了两种著作，即《中国新诗书刊总目》（2006）和《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刘福春、徐丽松编，2010）。

刘福春编：《冯至全集》（第1、2 卷）/刘福春主编：《牛汉诗文集》（5 卷本）刘福春编：《新诗名家手稿（上下）》/刘福春、高秀芹主编：《北大新诗日历·公历2018年》

（3）作品集编选

有《张友渔诗文集》（马良春、刘福春编，1992）、《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林莽、刘福春选编，1998）、《梵竺庐集》（3 卷本，金克木著，张大明、刘福春、桑吉扎西选编，1999）、《冯至全集》（第1、2 卷，刘福春编，1999）、《风中站立：诗歌卷》（牛汉主编，林莽、刘福春副主编，2000）、《红卫兵诗选》（岩佐昌暲、刘福春编，2001）、《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1976—2000）》（谢冕主编、刘福春副主编，2009）、《牛汉诗文集》（5卷本，主编，2010）、《曹辛之集》（3 卷本，赵友兰、刘福春编，2011），《谢冕编年文集》（12 卷本，高秀芹、刘福春、孙民乐主编，2012），等等。

上述工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文章。所涉人物繁而不杂，张友渔的主要身份为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金克木以梵学、印度文化研究著称，但两人也都有诗人身份；其他的都是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和学者，其中牛汉、谢冕等前辈之于刘福春有着更亲近的关系，都值得专门梳理。

（4）图片辑录与影印丛编

编有《新诗名家手稿（上下）》（1997），其内容选“五四”至今有影响的诗人手稿近百家，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冯至、艾青、穆旦、彭燕郊、牛汉、痖弦、舒婷等，《编后记》称“按照最初的设想，每位诗人选一首代表作，并尽量用最早的手稿”，但“无法全部实现”。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纪念而制作的《北大新诗日历·公历2018年》（刘福春、高秀芹主编，2017），旨在“用图像呈现历史，用诗歌铭刻记忆”。

更宏大的计划是从2015年开始，与李怡主编“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计划编收从新诗诞生到1949年12月前出版的新诗集千余种，按照出版时间分批影印出版。“以‘全’为宗旨，在尽可能实现完整收录的同时，也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鲜明特色”，“这种‘不论出身’的集成，本身即是对文学史固有印象的一次有力冲击。文献中收录了大量存在于主流文学史叙述之外的作家作品，包括叶伯和、朱采真、陈志莘等”。2016年4月，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推出第1 辑共50册，既有《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等名作，也有鲜为人知的《红蔷薇》（李宝梁）、《真结》（朱采真）等。2017年9月，出第2 辑共35 册。

（5）新诗史叙：图文志与书刊叙录

有《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刘福春主编，2002）、《寻诗散录》（刘福春著，2008）等。同时，自80年代初期开始也有一些相关文章。

（6）新诗编年史

有《新诗纪事》（2004）、《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2005）、《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2013）、《文革新诗编年史（上下）》（2014）等。此外，2020年《诗探索》创刊40周年之际，有《〈诗探索〉纪事》（刘福春、刘鸣谦编著）。《后记》称：“作为见证和参与者，我伴着《诗探索》走过了这40年有风有雨也有阳光的全过程。”

牛汉诗手稿

如上大致划定了刘福春诗歌文献工作的主要路向，有一点非常明确，刘福春的工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诗人和诗歌领域，其单纯性、持续性以及成果的厚度在当代学人中是极具个性、身份标识和区分度的，可说是凭一己之力创造了诗歌文献工作的奇观，一说起“最清楚现代汉语新诗‘家底’的人”“中国新诗文献收藏第一人”“新诗目录专家”“新诗编年史专家”等称语，人们就马上会想起他。

在这些工作中，书刊叙录、目录、编年以及对文献学的总体思考等方面更能显示刘福春的特色与个性。

叙录体与图文志

刘福春不止一次谈到，新诗文献收藏，最终旨趣在于研究。其论文写作理路，《寻诗散录·后记》有说明：“随着新诗资料掌握逐渐增多，也学着撰写了一些有关新诗的书话文字”，“理想是完成一部《新诗书刊叙录》，从第一本诗集、诗刊写起，每本（种）一段文字，包括内容提要、版本变化、当时的批评、作者的生平等，集考证、辑录于一体，运用传统的治学方法，对新诗文献进行较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不同于学院派讲究章节谨严的历史衍进式写法，“叙录体”采取偏于传统的方法，着眼于每一个具体的诗集、刊物或诗篇，由此引申开多方信息。

2005年10月25日，刘福春夫妇与牛汉（左二）、蔡其矫（中）、袁鹰先生（右二）合影

检视刘福春四十年来论文发表情况，最初的《小诗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 期）其实是一个异类，取论述体样式，分析五四时期小诗的形式由来、盛行的原因等，稍后的《〈志摩的诗〉》（《诗探索》，1982年第3 期），从诗集的最初刊本、样式入手，才是“叙录体”的开端——这些写作前后相临，但其间的细微变化还是有文体探索或选择的含义，随后的《胡也频的一首佚诗》（1984）、《寻诗散录（之一）》（1987）等，都取“叙录体”样式。

再往下，有部分文章为“编年体”，如“中国新诗档案”“中国新诗编年史”系列；而大抵除了《20世纪新诗史料工作述评》（2002）、《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困境及解决方向》（2019）等篇什之外，均可归入“叙录体”。不过，自《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2 期开始连载的“寻诗之旅”系列，已经有了重要变化，第一篇《南星与〈春怨集〉——寻诗之旅（一）》发表时，有一小段说明文字：

首先做的是原始报刊的查找与阅读，其次是新诗书刊的寻访与收集，再是新诗作者的追踪与联络，没想到竟蹒跚了近四十年。最近将与诗人往来的书信找出，翻阅一页页有些已经变黄甚至发脆的书简，不觉感慨万千。现如今书信的作者已大都远去，作为受信人，我也是白发满头。于是，抽出时间做了初步整理，打算围绕信件的内容撰写一些相关的文字，为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也借此重温这漫长的寻诗之旅。

对照《寻诗散录》中的《南星和他的诗集》，可发现此前的寻诗工作多是从民国的故纸堆里翻爬，间或用当事人的相关文献（谈话、书信等）来附证；而如今加入了80年代以来的书信内容则更具情态，刘福春作为文献采集者的身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采集”，不仅仅是故纸堆里的文献搜集。刘福春开展“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编纂工作，说起来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翻爬原始文献，将目录一一誊抄。这类笨功夫有着特别的效应，但80年代前期，长期信息阻隔的后遗症还很浓重，历史线索的寻找、诗人信息的获取困难重重，为此与作者及相关当事人联系自是常事。1984年前后，刘福春开始给各地诗人写信，寄去自制的“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表格为正反两面，正面包括姓名（现用名、原名、笔名）、工作单位、何时开始新诗创作、处女作发表于何时何刊、生活简历、主要著述、通讯处等内容，反面为“对您诗作的主要评价”“您熟悉的出版过新诗集的作者”等内容。如前述关于南星与《春怨集》的一文所示，先是联系金克木，再经吴晓玲、张中行，最后才联系上南星。整个过程如同滚雪球，信息圈不断扩散，终至获取相关信息——调查表最终收回3000 多份，通过这样一种主动采集的方式，刘福春不仅与很多诗人建立了联系，掌握了大量资料，实际上也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新诗的历史进程，打捞了大量沉埋已久的人与事，丰富了新诗历史故事的讲述。

再说“叙录体”写法，比较接近的还有《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其选目“既要反映20世纪新诗的最高成就，也要顾及各个历史时代、各种流派风格和不同的思想倾向”，共录近80 首，每篇包括诗、说文和相关图片（“作者的新诗肖像、手迹、著作书影”），被称之是“一部图文并茂的新诗编年史”，说文即取“叙录体”写法。

图文并茂一直是刘福春的特色所在，他相信“图像本身具有文字无法表述的述说历史的特殊功能”，“能让远去的岁月直接可视”。《寻诗散录》《〈诗探索〉纪事》以及新近的“寻诗之旅”系列论文都有不少配图，还有插图本《中国新诗史略》（谢冕著、刘福春插图，并为每章附新诗纪事，2018），这些均显示了刘福春在诗歌图像资料方面的储备与优势。

新诗的目录之学

诗歌编目是刘福春的重点工作。“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属丙种，即“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报纸文艺副刊目录、文学总书目、文学作者笔名录等。至1989年，相关工作已初步完成，署“刘福春编，中国新诗研究中心、吉林省前郭县文联编印”的《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问世。“编后记”称其为“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的征求意见稿”，其中也谈到“面临困境的学术研究工作”，“从开始进行这个项目到现在，时间过去了六、七年。两年前，当《书目》基本有些眉目时，笔者曾打算先弄一个简目，也就是类似于这个《编目》式的东西在刊物上发表一下，抛砖引玉，使之更近完备。然而这个想法一直未能实现”。幸得家乡前郭县文联“前辈友好慷慨相助”，《编目》才得以印行，全书百余页。

预想中的湖南文艺版并未能实现——资料汇编图书计划出200 种，但实际仅出80 余种，数十种虽已编就，却未能出版，《编目》即是其中之一。不过，该目录随后编入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1993）之“诗歌卷”，编撰者署刘福春、徐丽松。2007年，社科院文学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商定合作，以当年的资料汇编为基础，推出“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单行本终得问世，全书300 余页，37.5 万字，被称作“是用目录形式编写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1989年现代诗歌编目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刘福春又开始收集整理当代新诗资料，至2006年，《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出版，“收录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诗论集一万七千八百余种”，均为初版图书，若包括再版数据，则总数有数万册之多。全书近800 页，160 万字，被称作是“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李怡语）。

目录学是传统学术，根据金宏宇的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制目录实践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已开始，但至今并未独立成学”。由此，对照三部新诗目录著作，或可发现“目录”观念演变的一些轨迹。

先看《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其“例言”对诗的类别、诗集类型、著录项目、诗集版本等方面都有考量：

1.本编目收录自1920年至1949年9月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新诗集。散文诗集、诗剧、新诗与其他文体的合集等也尽量收录。散文诗集、诗剧分别在书名后加括号注明“散文诗”、“诗剧”，新诗与其他文体的合集一律称之谓“诗文”。

2.本编目分为别集与合集两部分。别集所收为一人的著作，按作者姓名依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

3.本编目著录项目包括书名、著者（编者）、出版者，出版时间四项。原书著录项目缺漏者，编者尽力依其他资料添加……

4.本编目所收录的新诗集大都为编者亲眼所见，编者未见者于书名前加△号注明……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为升级版，所录诗集数量更多，体例也有变化：（1）取消别集、合集之分，且音序编排改为编年；（2）著录项目，增加具体目次，信息量更大。《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时间跨度更大，收录数量大幅增加。观其“凡例”，诗集类别依然区分，仍依音序排列，但类型取消别集、合集之说，改为个人集与多人合集；著录项目更详细，包括“著者（编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开本、页码、丛书名及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诸项”；著者项增加了简介信息，等等。

再具体以艾青诗集《北方》为例，《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的条目依次为：

艾青 北方 1939年1月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生于浙江金华。

北方

1.自印 1939年1月

2.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2年1月 36 开 51 页 文学丛刊

3.桂林：南天出版社 1943年12月 36 开 40 页 七月诗丛

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955年7月 32 开 4 页 近代作品选读

5.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年9月 32 开 32 页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艾青著。文学丛刊第七集，巴金主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1946年11月再版。再版目次：序|复活的土地|他起来了|……（以下略）

按照目录学知识谱系，第一种属有简目而无叙录，后两种则是有目和简略的叙录，信息量更大。相较而言，第三种让读者对诗集篇目信息了然于心，第二种则显示出版本的流变史，其中，将1955年“近代作品选读”版列入，标识了特定的时代内涵。

就编目行为本身而言，彼时现代文学领域少有可供参照的模式，上述情况显示了80年代以来刘福春在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方面摸索前进的痕迹：（1）强调版本的确切性与亲历性是基本的工作态度所在；（2）诗集分类，1989年版所用别集、合集的说法源自古典文献学，但“别集”之说似少为现代文学研究者袭用，改称“个人集”应跟此有关；（3）著录项目差别很大，特别是后两种正式出版物，可见更确切的做法还有待提炼和整合；（4）挑明“诗”的类别、诗集类型，也决定了辑录范围——如今看来，将跟“新诗”有关的作品集纳入其中，使得编目工作获具了更宽广的诗学视野，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不过，这番状况也可能关联着某种现实困境。《中国现代新诗集编目·编后记》谈到“按要求诗集细目也要收录”，为此做了大量的查阅工作，但“成果没能被直接采用”，以致成为简目模样。《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按照丛书的总体要求补上了诗集的详细篇目。《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未有相关说明文字，但初版本即有一万七千八百余种，逐一列出详细篇目，将增加数卷，这在当时条件之下，似无出版可能。实际上，刘福春的目录体、编年体著作，有编、撰、著、编撰等不同署名，这本身也是困境透现。

编年与新诗问题史

新诗编年工作是刘福春继诗集编目之后的又一项具有标志性的工作。

“编年体”是刘福春的一种基本工作形态，“中国新诗档案”（1949年之后的部分）2005年开始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连载，“中国新诗编年史”（1918年之后的部分）2009年开始在《星河》连载，既弥补了此前诗集编目未能刊载的遗憾，也在事实上凸显了刘福春的写作文体——若要加一个名目，则不妨称之为“编年体”或“档案体”。

新诗编年史工作的最初构想是一部《20世纪中国新诗图文史》，“以编年体形式用图文来记录20世纪新诗的历史”。1999年，有文化公司想与他合作，于当年立项为文学所重点研究项目，计划2004年年底结项，共收集图片几千张，编撰文字近两百万，后因文化公司转向，出版无果。随后的《新诗纪事》与《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即是前述项目“文字部分简编”或“断代”的结果，前者600 余页，38万字；后者500 余页，47.5 万字，后有繁体字版，改名为《文革新诗编年史》（上下）。2013年，《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分上下两册，1500 余页，265.4 万字。

细察之，三本编年体著作的内容各有变化。其一，起点的变动：《新诗纪事》起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 卷第5 号所载胡适文论《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诗编年史》起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 卷第1 号所载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诗歌。何以变化？是因为后者“是最早发表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新诗”，“不仅使用了白话，更重要的是注意到了诗体的解放”，“而此前刊出的作品只是使用了白话”（见《后记》）；其二，内容条目变化：《新诗纪事》标明所录为“有关新诗创作、出版、活动等史事”，实则仅发表、出版信息；《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为“有关新诗创作、评论、出版、活动等史事”，评论、活动均有较多条目，同时，“也记述了一些有关政治、文化背景材料及人物简介”，“纪事”由此演变为“编年史”；《中国新诗编年史》袭用此一做法，但具体条目上也有细微差异。

《中国新诗编年史·后记》有一段文字，实非长期埋首、阅文（刊）无数而不能道出者：

近些年我比较关注新诗史中的问题，这也是这部著作想要突出的。在撰写《中国新诗编年史》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面对20世纪的新诗，只是从艺术和诗的角度进入会感到资源十分贫乏，像新民歌、“文革”诗歌等等，20世纪很大一部分新诗作品并不是艺术或诗的，但如果站在问题的角度加以审视，其丰富、独特而复杂怕是中国诗歌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力求能更多地包含和揭示近一个世纪新诗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可以说这部著作就是一部问题史，因此在资料的取舍上与其他新诗史有了很大的不同。

2008年，“诗歌的油印时代——刘福春新诗油印本收藏展”在北京朝阳文化馆举办

何以编年工作背后是“一部问题史”？一方面，长期梳理文献，产生了“对已有的新诗史不满足”，觉得跟自己“所了解的新诗史相差太远，主要是把丰富又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成少数诗人创作和活动的排座次，而写入的人和事也单纯了”，因此，“决定撰写一部不一样的新诗史，用编年体这种形式还原和再现近百年新诗历史的丰富与复杂”。另一方面，“文献的价值”有其层次，“问题”也或显或隐：“我们特别想发现能颠覆文学史的文献，但实际上可能性不是很大。有的文献的价值是自明的，但有的可能是隐藏在里边儿的，表面上看不出来，需要你去发现它”，条目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便编目中所列诗集页码、编年之中的“纪年”一类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如果你把它放到文学史里边儿，就能看出价值来”，“只要努力去查找，就会发现好些似乎没有价值的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

观其工作方式，80年代前期开始编目、编年，编选各类诗歌作品集、资料集，近年来的大规模诗集原版影印、对于“散佚文献”的重点关注，无不是试图藉助更大量、更广泛、更全面的文献成果，呈现原本多元、驳杂的新诗景观，让文献本身来“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相对于一般研究，目录、编年或可称之为一种“静态的历史研究”。这看似简单，实则给试图进入这类著作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静态的历史研究具有其深刻的用意和方法论意识”，“《中国新诗编年史》以静态的方式，表面温和而平淡的编撰态度实际上在治史的专业度和科学性上有严苛的方法论意识”，但“被遮蔽的史事被重新发掘”，“文献资料的内在价值”的“真正凸显”，还有赖于研究者“能够洞悉知识结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部关联”，“如果没有在观念上引起重视，被重新发掘的史事资料仍旧会第二次被湮没或遮蔽”。这意味着如何认知、如何进入、又如何使用此类诗歌文献著作，本身就是不小的难题。

《中国新诗编年史》一出版即备受称道，谢冕称其为“一部全新的、前所未有的中国新诗史。这部学术巨著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另一位新诗研究专家骆寒超表示：“作为一个研究新诗几十年的人，这部长编中不少资料都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可以预见：《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对推动中国新诗的研究、新诗史的编写、高校新文学史的教学和新诗专业研究生的培养，都会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学评论》2014年第3 期有专题讨论，其中有刘福春本人的夫子自道，参与讨论的都是其同事，长期共处，对其工作多有恰切的体察。段美乔认为“‘编年’不仅仅是一种体例，更承载着研究者独特的历史态度和研究立场”（《“编年”，不仅仅是体例》）。程凯认为“其‘问题意识’的产生往往不是受时代风气左右而是经验、感觉累积到一定程度而生出的见解”；同时，该书“深具个人风格，兼有工具书和个人著述的品质”，尤其是“在体例上有很多创设”（《作为著述的文学编年史》）。从这样的眼光和角度进入，《中国新诗编年史》作为“一部不一样的新诗史”的形象或能得到更好的确立。

“问题意识”如今几乎是研究口头禅，但如何能不为“时代风气左右”而发见更深层的“问题”，如刘福春的工作所示，全靠长期的知识储备，大量文献的原始积累。在谈到“问题的角度”时，他举以“新民歌、‘文革’诗歌等”为例，段美乔、程凯等人也都认为其间“蕴含着大量值得讨论的诗歌现象”。以此来看，将《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单独出版，编选《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红卫兵诗选》《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也可包括参与《诗探索》对于食指的“发掘”，都有关联性，这类工作趋近于专题呈现，对于新诗史图景的展现乃至重构，都具有特别的效应。

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构想与实践

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看，大致到《新诗纪事》《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书出版之后，才出现较多的专门性书评——刘福春的诗歌文献工作才得到更多关注；及至《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文学评论》《创作与评论》等刊物都有专题讨论，则可说是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纪事”“编年”“总目”这类著作的出版，刘福春的个人特点与研究属性得到了更明确的彰显；另一方面，也跟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文献学转向”有着内在的关联。当然，这看似是两个问题，但实际上也可说是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979年，社科院文学所发起编纂大型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刘福春随后进入文学所工作，如今看来是正逢其时，但对于当年那个20 多岁的年轻人而言，是兴趣使然，也可能是一次困难的人生抉择，最初的写作文体探索可如是理解，将诗歌结集出版也可能有着告别的含义，得以“心无旁骛”地从事诗歌文献工作；而从随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境遇来看，也多遭遇窘境——这也并非某个“搞史料的”学者的个人困境，而是现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发展态势使然，彼时文献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可，由社科院文学所牵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图书实际出版量仅为计划数的40%，即是困境的重要表征。

至21世纪初，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终成蔚然之势，重要节点是2003-2004年间在清华大学、河南大学连续召开的两次“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态势日益明显。刘福春独具个性的诗歌文献著作得以陆续出版，自然是他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得益于研究语境的激发、出版条件的宽松以及学界同仁的认可与协作。

1987年，刘福春晋升助理研究员，1997年晋升副研究员，2004年晋升研究员，2015年定级为二级研究员。正常而言，刘福春将在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岗位退休，其研究惯性固然还在，诗歌文献成果仍将续出，但其海量收藏将往何处去，其文献学观点如何继续申扬，其学术工作又将如何传承，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随着2018年刘福春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未来似乎在陡然间变得清晰，其文献有了确切去处，其工作重心乃至人生路向都将发生重要变化。10月10日，“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在四川大学开馆。一时之间，引发媒体热切关注，“刘福春7.9 吨10 万余件诗歌文献落户川大暨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入选“名人堂·2018 四川十大年度文化大事件”。

此一事件更长远的影响还有待估量，但在大学体制之下刘福春对“学科问题”的更多思考和实践是毋庸置疑的。2018年，他开始在四川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2019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随着刘福春的到来，四川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创造性地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自主设立为二级学科。

此前，刘福春在不少场合也谈论过“文献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的问题”，比如2016年4月在长沙理工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有过呼吁：

有些人常常说，我们这些做文献的就是为研究服务的。我觉得不对。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为创作服务的。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文献工作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工作规范、治学方法和独立的学术价值，已经能够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无疑是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务的，但对于文献工作却并不尽然。如果将文献工作与研究工作视为两种不同的学术工作的话，文献工作无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开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献工作的目的，文献工作应该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

实际上我是在呼吁大家能够努力把学科独立。文献整理不能靠兴趣支撑，要靠的应该是制度的保证，所以在此我呼吁我们应该努力建立我们现当代文学文献学科。学科独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古典文学文献学可以不用依附于古代文学研究而独立存在，现代文学文献学同样也可以独立存在。

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代表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所发掘、整理、校读、研究的对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献’”，真正的文献工作“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这对于“转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 这一新境”具有重要意义。

并不难看出，学界对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自觉已经越来越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专题”一类研究生课程已经较多出现，也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徐鹏绪等，2014）一类著作，但落实到学科建设，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设立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目前还只有刘福春到来之后的四川大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态势，而首先是刘福春埋首四十年、全力从事新诗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效应所在。

在新近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困境及解决方向》中（《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6 期），刘福春谈道：“现代文献学科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当代学人在学术交流的层面上深入开展校际合作，互通有无，彼此补充，从根本上扩大文献搜集的来源；同时，也能够借助‘科研合作’的方式对当前的研究工作进行反省和检讨，拾遗补阙，在严肃的批评和挑剔中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方向，当然也包括当代文学文献的完整性。”“当代文学文献的特殊性与整理的难度，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建立‘中国现代文献学’学科点，并在学科中设立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即‘中国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进入四川大学之后，刘福春关于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构想，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实践路径。“借助‘科研合作’的方式”，展开对于“当代文学文献的完整性”的追求，颇有迎难而上的架势，而其间所贯穿的学科建设视角，又何尝不是刘福春在新的环境之下对于文献未来的乐观期许呢。

余论：永在路上的工作

很多场合，刘福春都曾谈到“自身的问题”。简言之，一个人持续工作数十年，是“长处”，也是“最大的不足”：“在长时间的撰写过程中，我的文学史观念等前后会发生很大变化，变化的观念决定了史料的取舍、多寡、轻重等标准的不尽相同。”与此同时，文献载体的容量也始终是一种限制“一本诗集，一种刊物，不可能将所有的资料都写入编年史”，那么，“遗漏了可能最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遮蔽了书刊的原貌”等情状都有可能发生（《中国新诗编年史·后记》）。

他曾举孙玉石教授的说法，编年史在辑录某期《文艺时代》的信息时，有吴兴华诗三首，孙道临三首诗却失收。因为资料是很早以前读到的，当时以为“他是一个演员，又不是诗人，我为什么要写到他呢？但现在的观点就不一样了，我们把他写进来就能显得我们更丰富了。所以说，时间不同，角度不同，我们对文献的评价也是不同的”。换言之，在较早的文学史观念之中，孙道临会被认为是不重要的诗人，即如文学史的叙述相似，是“等等”之后那一类诗人，是被“舍掉”的诗人。类似“教训”令刘福春深感无奈：“三十多年我的诗歌史观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又没有能力再回到原来的史料里边重新来扒梳。”

问题还在于“‘历史正在消失’，或者是已经消失了”，个人回溯历史有其特殊的难度。其一，“纸质书报刊已经临近阅读的极限。”据2005年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显示，“民国文献，中度以上破坏已达90%。民国初期的文献已100%损坏”。80年代到图书馆“看的是原书、原刊、原报”，而现在“只能看微缩胶卷或者电子文本”；其二，较早时候，“遇到问题，你找不到当事人，你能找到旁观者”，而现在，“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很多都已经再没有发言的机会了”。再者，个人收藏是有特别的意义，“我当时记录了有关新诗著作的资料，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物证，因为很多书刊30年前在图书馆能找到，现在下落不明了。而有的书刊是从作者手里边借到的，随着作者的故去，下落更难以判断了”（《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但个人收藏再丰富，个人所见再多，终归也有其限度，有“遗憾”一时之间难以弥补：“一是诗刊缺失太多或所见不完整，20世纪到底出版了多少种诗刊，每种诗刊共出多少期很多都不清楚；二是报纸副刊发掘得不够，很多报纸副刊特别是有些诗刊、诗特刊都未见到；三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第一手资料利用得很少，因此台港方面的史事多有缺失；四是翻译文献失收；五是还有很多需要阅读或重新阅读的文献没能阅读。”这番自我指认，自然是一种可贵的研究品质的显现，实际上也是提醒读者、研究者进入这部（类）著作的路径及其限度。

刘福春的书房（摄于2010年）

基于上述情况，刘福春本人关于编年史一类著作的观点“接近历史真实，把这书做成一部信史是我始终的努力和追求，但我越做越觉得离‘真实’实在是太远”（《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也就不难理解。

但是，须知这是一位站在更高层次的研究者清醒的自我认知，它早已不是简单的观念辩驳，而是基于长期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形成的真知灼见——须知刘福春的诗歌文献工作，即便是对专业的新诗研究者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标杆。刘福春对于“问题”的强调，正如他对于“文献研究也有自身独立的价值”的强调，是基于同样的认知逻辑，即接触到的文献越丰富、驳杂，越发体察到历史的“真实”难以抵达（同时，越发看出当前诗歌史的简单化）。惟其如此，四十年来，他持续追求文献效应的最大化，以使文献工作“有自己要达到的高度和深度”，由此形成一种循环效应，呈现多元、驳杂的新诗景观，推动新诗文献及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

当然，力图穷尽的工作方式、不断敞开的历史时段以及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庞杂的诗歌发展路向等等不确定因素都注定刘福春所做的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工作。而以“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整体眼光视之，即如相关知识理念、文献整理规范还在形塑的过程之中，共识还有待进一步凝练，刘福春先生的诗歌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现时性和未完成性，其工作实绩、经验与教训，都已构成了最近几十年来现代文学文献学发展的重要内涵，值得更深入的归结与检讨。

注释：

[1]刘福春：《后记》，《中国新诗编年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2 页。

[2]路艳霞：《一个人给百年新诗摸家底》，《北京日报》，2016年5月24日。

[3]谢冕、刘福春：《插图本〈中国新诗史略〉序跋》，《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 期。

[4]本节关于目录学的引文，见金宏宇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191 页。

[5]刘福春：《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文学评论》2014年第3 期。

[6]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 期。

[7]周俊锋、刘馨逸：《新诗编年史写作：一种“无关批评”的批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5 期。

[8]谢冕：《为百年新诗修史——初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诗刊》2013年10月号（上半月刊）。

[9]见百度百科的“中国新诗编年史”词条。

[10]刘福春：《寻求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的独立学术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6 期。

[11]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2019年第9 期。

[12]刘福春、郭娟、赵京华等：《〈中国新诗编年史〉笔谈》，《创作与评论》2014年11月号（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