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楼子》与《永乐大典》的聚散流转

宋亚莉

青岛大学文学院

南朝梁元帝萧绎所著10 卷本《金楼子》，约于元末明初散佚。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诏令编纂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金楼子》的内容收录其中。乾隆年间，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金楼子》6 卷，编入子部。同时，此6 卷本《金楼子》经四库全书馆馆臣周永年抄录而出，经汪辉祖等诸多文士之手辗转而至鲍廷博手中，几经校勘，编入《知不足斋丛书》，流布艺林。然曾辑佚出诸多珍本典籍的《永乐大典》，则几经波折，残缺不全。《金楼子》和《永乐大典》的聚散流转，跨越1500 多年，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演绎着中国典籍代代流传、生生不息的传奇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珍视善本典籍的历史心态与文化精神，是中国典籍传承的缩影。

萧绎与《金楼子》

这就是萧绎。他一生热衷于读书、藏书、著书。兵败身亡之际，不思自身政治、军事之过，将兵败归因于读书太多，焚烧典籍以泄愤。这次焚书是中国典籍史上的一次浩劫，大量珍本古籍毁于一旦。

萧绎毕生嗜好读书、藏书、著书。《南史·梁本纪》载其“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萧绎聚书无数，曾大量抄写副本，获得多方赠送。如“侯景之乱”后，王僧辩曾送给他一批秘府图籍，“州民朱澹远送异书”。张缵兵败被杀后，其所藏图书两万卷均为萧绎所有。《南史·张缵传》载：“及（张缵）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并摙还齐，珍宝财物悉付库，以粽蜜之属还其家。”到承圣二年（553），萧绎自述聚书已达8 万卷：“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聚书40年，有书8 万卷，在当时算是数一数二的了。言辞之间，萧绎颇为得意。此外，萧绎著书颇丰。据《南史·梁本纪》《金楼子》等载，萧绎著书37 种，667 卷，多数为其自撰，少数授意他人代作。其内容涉及经书解读、占筮、地理、风俗、仙道、医药、诗文等。萧绎一生所著、所聚书籍，到承圣三年（554）已达14 万卷。令人痛惜的是，这些书籍皆焚毁于萧绎兵败之际。萧绎所著书，今存较为完整者仅有《金楼子》。《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皆著录此书10 卷。

《金楼子》至南宋时尚存。南宋袁褧《枫窗小牍》载：“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可知此书曾被南唐后主李煜收藏，后为南宋袁褧所亲见。元至正年间，极为推崇梁元帝萧绎的叶森曾将《金楼子》重抄一遍，将之藏于西湖书院。但宋濂《诸子辨》中未见《金楼子》之名，之后，《金楼子》就少见于典籍记载了。今天我们所见的6卷本《金楼子》，是据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收录的内容辑佚而出的。

萧绎焚书，大量典籍被毁，《金楼子》何以留存？史无明载。但仓促之间焚书，或许有不少书籍幸存，抑或此书早就抄有副本。从现存的6 卷本《金楼子》内容看，这是一部极为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著作。其题名源自萧绎自号，元代叶森在《金楼子·序言》中说：“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萧绎本人非常重视此书，他在《金楼子·立言》中写道：“生也有涯，智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智，余将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也。”孔子著春秋，止于获麟，萧绎以此喻，欲以《金楼子》为绝笔。

6 卷本《金楼子》今仅存14 篇。书中以时间为序，记载历代帝王、后妃、诸侯、名士及其言论等。不少内容抄撮群书，杂记古今闻见，多载与时政有关的历史掌故，展示了萧绎的读书心得和关注要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金楼子》是作为文士和帝王的萧绎的精神寄托，体现了他身为帝王的政治抱负以及欲与周公、孔子比肩的绍圣思想。《金楼子·序言》载：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殁， 其立言于世，曹子桓云：“立德著述，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牖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蚩不韦之托人，由年在志学， 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

[清]吴骞撰：《金楼子附校·序言》

“余于天下为不贱焉”句，原为周公告诫伯禽之语。《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萧绎之绍圣思想可见一斑。引文中的杜元凯即魏晋时的杜预，曹子桓即三国曹丕，萧绎引用二人之语，强调此书乃躬亲笔削，不假手于人，表达自己欲藉此书立德、立言的心愿。

《金楼子》一书具有极大的价值。此书弥补了大量正史缺失和回避的史料与文献，为我们研究相关历史和文学提供了一手资料，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书中所载高平刘道真、京兆挚仲治遗令、江统等薄葬之事，所载帝王、后妃和诸侯王们的隐秘私事，诸如萧贲忌日拜官不以为耻、庐陵威王好内、生母阮修容曾侍四王、齐东昏侯尝为潘妃御车，等等，不一而足，为史书所无载。《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载：“当时周秦异书未尽亡佚，具有征引，如许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隐，成汤凡有七号之类，皆史外轶闻，他书未见。又立言、聚书、著书诸篇，自表其撰述之勤，所纪典籍源流，亦可补诸书所未备。”强调的就是此书在史料保存方面的独特价值。

至南朝梁，文学批评进入总结阶段，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著作《文心雕龙》亦已成书。《金楼子》中蕴含大量文学批评思想，是南朝文学批评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代表，文中对文笔论、物感说、以文立言立德说等皆有讨论。此外，《金楼子》还抒发了萧绎的政治管理策略和见解，如重视以法治国：“治国须如治家，所以自家刑国”；讲究治国驭臣之法，以马论君臣民之关系：“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从则马良，民和则轮利”；还有治将之法、为君之道等，如为君当节俭崇德慎言、三患四耻、当戒盈思冲之论等。

前述10 卷本《金楼子》已经散佚，今本6 卷本《金楼子》据《永乐大典》辑佚。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我们难窥《金楼子》和众多古籍珍本的真容，看来我们还需要探寻一下《永乐大典》的故事。

《永乐大典》的聚散

永乐二年（1404），即位不久的明成祖朱棣，拿到解缙等人历时一年编成的《文献大成》，与群臣庆贺一番后，不禁若有所失。朱棣于永乐元年登基为帝，即位不久，他下令广采天下书籍，编修大部头的类书，意欲宣扬文治，笼络朝野儒士，抚平臣民的不平之气。手头的这部《文献大成》虽好，却与他想要的“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的典籍相去甚远。于是，他开始酝酿增补这部典籍。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郑赐、刘季篪等人开馆于文渊阁，继续增补，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当时参与的朝臣文士、四方宿学老儒有2000 余人，光禄寺早晚供应酒肴茗果等，参与编修工作的官员甚至可以免上朝，待遇非常优厚。明成祖朱棣很重视此事，时时询问，《明史·艺文志》载：

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

永乐四年（1406），《大典》的编修正在紧张推进。朱棣命郑赐不计价格访寻购来的书籍，无疑为《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永乐五年（1407），《大典》初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并亲自撰写序言。之后征集各色善书人，开始清抄，永乐六年（1408）冬正式完成。据《明史·艺文志》载：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九百卷，注曰：“永乐初，解缙等奉敕编《文献大成》既竣，帝以为未备，复敕姚广孝等重修，四历寒暑而成，更定是名。成祖制序。

《永乐大典》全书22877 卷，外加凡例和目录60 卷，分装11095 册，约3.7 亿字，收录了先秦到明初的典籍8000 余种，囊括了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医学占卜、文学戏剧、诗歌小说。全书依《洪武正韵》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旧”，每韵下列单字，每字下集历代韵书、字书所载该字的音韵、训释，及该字的篆隶楷草体，并随字收载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名物、诗文等，“揭其纲而目毕张，振其始而末具举”。使用者以字求事，所获极多。《永乐大典》中所收典籍，均据文渊阁所藏的宋、金、元精本摹写。当时规定，所辑书不准删改，必须照原著整部、整篇、整段地编入，因而保存了宋元之前的大量珍稀典籍。前文所述的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就在此时被收录其中，按照《永乐大典》的编纂规则，录入各个字下。

《永乐大典》的定稿进呈后，朱棣非常高兴，他在序言中不无夸耀地说：“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此言不虚。这部类书的规模，超越了之前的所有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成为永乐盛世的重要标志。此书本是皇帝御用的典籍，据《明实录》载，明孝宗朱祐樘曾抄录禁方、药方、金匮秘方赏赐给太医院等；明世宗朱厚熜崇信斋醮，每有困惑，则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文渊阁附近的宫殿着火，明世宗朱厚熜一夜之间连下4 道圣旨命令保护《永乐大典》。永乐、万历两朝均有刊刻《永乐大典》之意，但工程浩繁，始终未付之实践，嘉靖年间的这次大火推进了誊抄副本的工作。《明史·艺文志》说：“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复加缮写。”大火之后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嘉靖皇帝朱厚熜命徐阶、高拱、瞿景淳等负责，召集儒臣誊写副本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副本依照原样重录，字体格式装帧与原书完全一致。每人每日抄写3 页，历时6年。直到隆庆元年（1567）才抄录完毕，副本藏于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从此时起到清雍正时期，副本一直藏于皇史宬。

可惜的是，明末《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说法不一，一说是陪葬长陵；一说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烧毁了藏于文渊阁的正本；一说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失火所焚（缪荃孙考证）。然多有疑问，难成定论。

历史推进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六月二十日，《四库全书》正在编纂中。这天有人向清高宗弘历汇报，六月十三日晚，修纂官黄寿龄没有告诉提调官，私自把6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阅读校对。当他坐车走到米市胡同，下车如厕时，6 册《永乐大典》被连包窃走。乾隆皇帝非常生气，诏令全城搜查，严缉盗贼。偷盗者无法脱手，七月十五日夜悄悄将其放回到御河桥边，6 册《永乐大典》最终失而复得。此事之后，黄寿龄受到罚俸三年的处分，《永乐大典》禁止外带。

《永乐大典》（卷2264—2265）（国家图书馆藏）

乾隆皇帝为何如此重视《永乐大典》？因为《永乐大典》是《四库全书》的重要来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载：

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于世。

《永乐大典》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典籍文献，既可以用于辑佚，又可以用于校勘既有典籍，被誉为辑佚古书的渊薮。我们现在能见的宋元善本约有3000 余种，而《永乐大典》收书七八千种。早在副本从皇史宬移藏于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学士可以借阅时，全祖望就曾从中抄出孤本若干，并撰写《永乐大典记》。编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66 种、史部41 种、子部103 种、集部175 种。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诗人文集等皆从中辑出。嘉庆、道光年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还在继续使用《永乐大典》。

然而在编修《四库全书》之前，《永乐大典》或因翰林学士借阅不还，或因太监偷盗，早已残缺不全。乾隆三十七年（1772）纂修《四库全书》之时，清查《永乐大典》，发现已缺失1000 多册，2422 卷。道光朝之后，一些官员趁机偷盗，如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 多本。咸丰十年（1860）后，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据说外国人花10 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时不足5000 册。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点时，竟只存800 册了。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被焚烧，《永乐大典》多被英国人劫走。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焚烧了东交民巷的翰林院。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大量典籍被英人抢劫和焚毁，甚至一度代替砖块，修筑防御工事。英国人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中6月24日条载当时所见之情形：“数百年之梁柱爆裂作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

适量取2种粉碎样品,将少许微胶囊粉末撒于贴了双面胶的样品台上,吹去多余粉末,喷金30 s后用高分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形态并拍照。

敬一亭（图片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事后，英国使馆交回330 册。不少人在废墟堆中拣到《永乐大典》，如译学馆员刘可毅曾拣到《永乐大典》数十册。战乱之中，《永乐大典》或被劫掠到异国他乡，或流落民间，仅剩60 余册。流失海外的散藏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越南等。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约370 余册共870 卷，散见于10 多个国家30 余个公、私图书馆和收藏家手中。如目前欧洲共收藏59 册，大多是1900年6月23日之后的残余卷册。民国初年，董康从北京购买17 册《永乐大典》去日本贩卖，日本所藏的残本，四分之一是由董康输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少学者和藏书家致力于《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流散国外的《永乐大典》也在回归，到1959年，收集到原本215册，加上复制副本，共730 卷。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220 册。到1986年，征集到现存的《永乐大典》近800 卷。百余年间，伴随着民族的兴衰，《永乐大典》数千册散佚殆尽，而今所聚、所存不过百分之三四。

《永乐大典》（卷7389—7390）（大英图书馆藏）

《金楼子》的辗转重刊

《四库全书》如火如荼编纂之时，浙江萧山名重一时的学者和藏书家汪辉祖，为缅怀自己的生母徐氏、继母王氏，四处拜托当时的名士为二母作诔铭诗赋，编入《双节堂赠言》。汪辉祖毕生以藏书为好，先后所积书籍数万卷，收藏在环碧山房。其所著书，据《清史稿·艺文志》等载，有《元史本证》《越女表微录》《环碧山房书目》《双节堂庸训》等，约28 种。

汪辉祖与当时诸多学者和藏书家交好，当他辗转向供职朝廷、正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周永年求文之时，不仅得到了积极的回复，还收到了周永年抄赠给鲍廷博的6 卷本《金楼子》。汪辉祖在《书〈金楼子〉后》中写道：“往余之乞二母双节诗于周太史书仓也，实介邵君二云、罗君台山。”

汪辉祖跋中所言的“周太史”，即周永年（1730—1791），《碑传集》卷五十“周先生永年”条载：“周先生永年，字书昌，济南历城人。结茅林汲泉侧，因称林汲山人……后成进士，欲入山治《仪礼》，被征纂修四库书，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当是时，海内学人集辇下，皆欲纳交，投刺踵门，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晋芳、归安丁杰、余姚邵晋涵数人而已。”邵二云，即与周永年所言“深相知”的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号二云，浙江余姚人，清史学家、经学家、校刊学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入四库全书馆。周永年和邵晋涵是《四库全书》子部的负责人。而汪与邵的相识，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据《病榻梦痕录》载：“（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岁……是年交余姚邵二云晋涵。二云经术淹通，于书无所不读，为人孝友诚和。”罗台山（1733—1799），江西瑞金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汪辉祖好友，有《尊闻居士集》。

《四库全书》

汪辉祖经由邵晋涵、罗台山认识了周永年，并向其“乞母双节诗”。然此事辗转多人，历经周折：“己亥孟冬，余客吴兴，得迟舟书，则太史赠言，久托台山邮寄，而台山踪迹，渺不相知。”直至两年后，才得到赠言和周永年给鲍廷博的6 卷本《金楼子》：

盖二年以来，辗转付托，阅十有余人。题缄之字已磨灭殆尽，不可辨识，而缄封且半敝矣。启而读之，不惟双节赠言无恙也，太史从《永乐大典》辑录《金楼子》六卷，命致鲍君以文者，亦俨然在焉。

这是6 卷本《金楼子》从周永年到汪辉祖手中的明确记载。可知6 卷本《金楼子》正是在汪辉祖欲求双节诗于周书昌的契机下，历经4年的时间，经周书昌、罗台山、邵二云等人，最后交付给鲍廷博。《四库全书》的编纂时间，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汪辉祖跋文的落款时间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平七日”，前述引文中的“己亥孟冬”，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可知《金楼子》辗转多人之时，正是《四库全书》紧张编纂之际。

6 卷本《金楼子》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出，编入《四库全书》的同时，被周永年抄录给了鲍廷博。周永年、邵晋涵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被特旨荐入四库馆担任《四库全书》子部的负责人。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载纪昀言：“《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书昌于子，盖集毕生之力。”乾隆三十八年（1773），也正是鲍廷博献书之时。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籍安徽歙县长塘，精于校勘、版本、目录之学，有知不足斋，收藏宋元古椠暨善写本。鲍廷博对《四库全书》子部有献书之大功，《清史列传》卷七十二《鲍廷博传》载：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廷博命长子士恭进家藏善本六百余种，大半宋元旧板、写本，又手自校雠，为天下献书之冠。

朝廷诏求天下遗书3503 种，鲍廷博长子鲍士恭以所藏精本626 种进献，最终选250 种入《四库全书》，129 种著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乾隆四十年（1775），归还其原书时，乾隆皇帝亲自赐诗，当时士林皆称羡之。鲍廷博因此深受鼓舞，立志刊刻《知不足斋丛书》。

鲍廷博所献子部书籍最多，可知他对子部典籍兴趣浓厚，因而《金楼子》颇受鲍廷博关注并不奇怪。另外，《金楼子》自《永乐大典》辑出，问题颇多，《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载：

又《永乐大典》诠次无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误合者，有割缀别卷而本篇反遗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逸。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搀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

散乱于《永乐大典》各字之下收录的《金楼子》原本内容混乱，割裂脱逸甚多，幸而中间8 篇首尾完整，条目分明。《四库全书》子部的编纂人员将其排比成帙，辑佚而成6 卷本《金楼子》。而具有这些特点的《金楼子》恰属于《知不足斋丛书》编选时尤受关注的一类典籍。《知不足斋丛书》凡例八则之三载：“仅有传抄而无刻本者，有时贤先辈撰著脱稿而未流传行世者，有刻本行世久远、旧板散亡者，有诸家丛书编刻而讹误脱略，未经人勘正者，始为择取校正入集……故而鲍廷博向负责《四库全书》编纂的周永年、邵晋涵求《金楼子》副本也是情理之中了。

以鲍廷博献书朝廷之功，及与子部周永年、邵晋涵的深厚友谊，抄录《金楼子》并非难事。况且在《永乐大典》遭偷盗之前，管制并没有那么严。桂馥《周永年先生传》载：

（周永年尝）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佣书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

《金楼子》应就在“禁借官书”之前，至少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前，由周书昌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并双节赠言托罗台山寄出，进而辗转多年，最后经汪辉祖到鲍廷博手中，流入民间。终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经仁和朱文藻、海宁吴骞等学者和藏书家的多次校订，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流布艺林。汪辉祖在《书〈金楼子〉后》感叹：

说者谓余之乞言，斋心饮涕，先灵殆呵护之。顾余则以为太史表微阐幽之力，与以文拳拳稽古之心，实隐隐焉遥相契合。而《金楼子》之得以善本流布艺林，诚哉有数存焉！然则古今来文字之足以不朽者，其精神不可终閟，类如是矣。

6 卷本《金楼子》能够最终流布艺林，与汪辉祖、周永年、鲍廷博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他们珍爱典籍的热忱和公心令人感动，他们的拳拳稽古之心，使得6 卷本《金楼子》历经磨难，得以完善保存。

《金楼子》一书，在南朝梁元帝萧绎江陵兵败，焚烧典籍14 万册之后幸得留存。元末明初后散佚，永乐年间被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收录。明末，《永乐大典》正本失踪，所存副本保存至清。清代纂修《四库全书》，《金楼子》从《永乐大典》副本中辑佚而出，编入《四库全书》子部。同时经由子部纂修官抄录，流入民间，为《知不足斋丛书》所刊刻。一部书，跨越1500 多年，演绎着中国典籍代代流传、生生不息的传奇故事，承载着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珍视善本典籍的历史心态与文化精神，走向未来。

注释：

[1][2][北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293 页，第4294 页。

[3][5][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3 页，第1388 页。

[4][6][8][9][10][13][14][25][28][29][35][南朝梁]萧绎撰：《金楼子》，[清]知不足斋本，其中[4][6]《聚书》篇，

[8][10]《序言》，[9][13][14]《立言》篇，[25][28][29][35]书后汪辉祖跋。

[7]吴颖等编著：《李璟李煜全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 页。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836 页。

[12][21][32][清]纪昀等原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69 页，第1808 页，第1569 页。

[15]可参阅宋亚莉、耿婷婷：《萧绎及其〈金楼子〉述要》，《东方论坛》2017年第2 期。

[16]《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393 页。

[17][18][2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43 页，第2448 页，第2448 页。

[19]《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18—1020 页。

[22][英]普特南·威尔著、冷汰等译：《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0 页。

[23][英]何大伟（David Helliwell）撰、许海燕译、[德]邵玉书（Joshua Seufert），刘楠楠审校：《欧洲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综述》，《文献》2016年第3期。

[24]张升：《董康与〈永乐大典〉的流传》，《历史文献研究》2018年第1 期。

[26][34][清]钱仪吉编：《清碑传合集》卷五十，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652 页。

[27][清]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第29 页。

[30][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 页。

[31]王钟翰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30 页。

[33]刘尚恒：《鲍廷博年谱》卷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