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及最优投资规模

李志翠，朱炳钦

(新疆师范大学 商学院，乌鲁木齐 830054)

提要：通过数理推导建立了包含三次产业投资量和主要因素交互项的计量模型，采用差分GMM和门槛分析方法，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和最优投资规模进行了具体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二产业投资与产出呈倒“U”形关系，第三产业投资与产出为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和政府投资等变量对三次产业投资优化呈现出不同的作用；第二、三产业投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南北失衡，北方大多数省份投资还未达到最优投资规模区间。最后，提出加大第三产业投资规模、培养专业型人才、提升外资利用效率和促进区域投资均衡发展等建议。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新常态下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促双循环新格局，离不开国内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需要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可见投资结构调整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先导性作用。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产业投资分配只有不断适应新经济增长形式才能健康发展，保障投资质量持续提高，因此如何将有限的资金在三次产业之间有效配置是产业协调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关键，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等的不同，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及合宜的投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为此，在引入能够充分反映我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要素基础上，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以及最优投资规模的区间进行较长期的具体考察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目前文献研究看，现有研究不断深入和细化，研究内容从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及三次产业间投资效率逐步转向引入代表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变量，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市场自由度等，来细化研究不同产业内部投资效率及其对产出的提升作用。

首先，最初的研究主要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入手，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产业间分配可以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如下： Peretto认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产业不断发展，产业投资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潘黎霞通过东西部对比研究表明，投资分配会通过产业布局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2]；Jun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总投资增长的关系，并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进行比较，发现提升中国产业投资速度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3]；X Bai|è以Turnpike theory(大道理论)从产业投资优化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贡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投资结构优化能够提升整体经济产出[4]；Cimoli的研究表明，产业投资结构优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增长[5]；Harada和Tsutomu通过调整跨部门创新模型研究，认为改善产业投资结构能够应对经济增长陷阱[6]；张伟等发现不同区域间的产业投资对经济贡献存在差异性，且并不全是直接效应，第一产业产出受第二、三产业反馈效应影响较大[7]；汪伦认为投资应向第二、三产业倾斜[8]；高振娟等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促进关系，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贡献转向“三二一”形势[9]。

其次，产业投资结构优化对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来凸显。三次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投资需求也存在差异，加大优势产业投资能够提升产出效率(如第二、三产业)。相关研究如下：庞明川认为中国整体投资效率仍处于上升阶段，但局部产业投资合理分配，能进一步提升产业投资效率[10]；杨佐平等通过构建ICOR评价分析机制对上海投资进行研究，认为投资是上海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是投资与效率之间存在投资增多时效率反而降低的关系[11]；王小侠等用ICOR指数分析发现，沈阳三次产业投资效率低，第一产业投资薄弱，第二、三产业投资效率也不高[12]；刘秀娟的研究表明，投资在三次产业间有效分配能够优化投资产出效率[13]；杨冬梅的研究表明，投资结构优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产业投资效率，摆脱“中等收入陷阱”[14]；马坤桦通过对凯恩斯投资理论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研究，发现现阶段产业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不全是正效应，存在三次产业投资分配低效率的问题[15]；袁志刚等的研究表明，投资结构的调整优化是提升投资效率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能够促进宏观经济增长[16]。

再次，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存在密切的关系，合理的投资规模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增加产出；不合理的投资规模反而会抑制投资效率，降低产出。相关研究如下：陈朝旭等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var脉冲响应的方法，发现投资增加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但投资因产业间分配未调整到最优规模而存在效率损失问题[17]；李怀等构建了投资测度机制并进行线性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长期投资存在投资规模效应，只有不断调整投资结构才能保持投资规模优势[18]；王玉华等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效率提升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而言，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投资效率却没有进一步提升[19]；赵鑫铖等从总量和结构角度对云南投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的第三产业投资效率处于上升阶段[20]。

近年来，从产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营商环境等角度对产业投资效率提升效应的研究成为重点。其中，生产技术进步能够提升产业竞争优势，并通过吸引投资来影响产业投资结构，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投资规模。相关研究如下：Olena Salikhova等发现国家开放度对产业投资方向有很重要的影响，外资企业通过技术外溢吸引投资进入从而影响投资分配，是影响一国产业投资分配的路径之一[21]；张辉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产业内部优化的本质因素，产业技术进步率是促进经济增长驱动力，其中第二、三产业技术进步率边际贡献最为显著[22]；王青壮的研究表明，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能够提升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23]。进一步地，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载体，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供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智力服务，优化产业投资的产出效应。相关研究如下：王海晨等认为人力资本是稳固各产业发展，促进产业投资结构演进的重要因素[24]；秦留志发现三次产业存在生产方式差异，不同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就业不尽相同[25]；陈加旭等进一步发现，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高级化存在倒“U”形关系，人力资本越充裕并不能一直促进经济增长[26]。

最后，从政府投资、金融机构对产业投资的影响角度分析，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能够影响产业投资走向，金融市场能够通过贷款利率影响产业投资的活力。产业投资外部营商环境的相关研究如下：Rajan发现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业务越宽松，越能够刺激产业投资[27]；毛琦梁等的研究表明，政府对产业投资促进政策很可能会因为忽略了区际产业之间技术关联、投入产出关联和水平关联的空间溢出传导机制，而造成“政府产业政策相悖论”，由于经济预测本身会存在忽略因素，因此政府干预经济时，应与市场经济保持一定的平衡[28]；刘诚等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为基础构建模型，结果表明商事制度改革对非国有企业专业化有促进作用，放松地区政府制度约束、营造自由营商环境有益于区域产业投资专业化[29]。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研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研究产业间的投资分配效率；三是研究产业投资的合理规模；四是分析对外开放度、产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结构、外部营商环境等因素对产出的贡献。而将这些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既考察投资贡献、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分配效率以及投资合理规模，又考察各要素对三次产业投资的内在作用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展开，首先通过数理推导，建立了包含三次产业投资量及影响投资效率的各主要因素与投资量交互项的综合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差分GMM估计方法研究各要素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最后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得出三次产业最优的投资规模区间，并给出我国各省份三次产业投资是否处于最优区间的综合判断。总之，本文在对现有文献梳理基础上，不仅关注了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而且通过将对外开放度、技术进步、劳动就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影响投资效率的各主要因素引入模型来综合衡量其对产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比现有的研究更有解释力，实证结果的误差也将更小，得出的三次产业最优的投资区间能够为我国各省份优化三次产业投资提供更可靠的参考依据。

二、中国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模型构建

(一)建立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基本模型

本文建立包含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模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函数符合希克斯中性，并且能够体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更切实地说，该生产函数体现了技术可变下的经济增长，并包含主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劳动力和资本，具体推导如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AF(K,L)。

(1)

各区域的t期经济产出可表示为

(2)

其中，λ表示技术进步率弹性，α表示资本产出弹性，β表示就业产出弹性。

各区域t-1期的经济产出可表示为

(3)

由式(2)、(3)，可得

(4)

并对式(4)取自然对数可得

(5)

将式(3)取对数，可得

(6)

(7)

(8)

lnYi,t-1=γlnYi,t-1+θlnINVi,t-1。

(9)

将式(9)代入式(5)，可得

(10)

(二)建立包含交互项的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综合模型

在建立的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模型基础上，本文继续考查对产业投资及其效率具有重要影响的核心要素，分析人力资本结构、经济开放度和市场自由度这3个核心要素对三次产业投资规模及效率的作用机理，并建立综合模型。具体来看：第一，人力资本虽然不能直接增加产业投资资产，但却是推动产业技术创新的核心要素，进而能够通过人力资本调整来优化三次产业投资规模与效率。从产品角度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品竞争力，产品因技术进步、创新等赋予特有价值时，可以占据大部分市场，产品价格就会上升，就会由于超额利润的存在吸引投资，同时，又会因技术壁垒使投资进入存在困难而排斥投资，间接影响产业资产投资。从产业结构转型角度而言：相关产业领域人力资本大量集中时，会因引进人才所学专业技能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转型成高附加值产业，这会引致产业间投资再分配。因此，调整各产业人力资本结构能够优化各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投资资产在产业间的分配。

第二，经济开放度是指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它直接影响着资本等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三次产业的投资规模与效率。从资金流入角度分析，在国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会直接增加该产业的投资规模，并进一步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国内该产业的发展，提升该产业的竞争力，进而通过嵌入全球的价值链调整和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从资金流出角度分析可知，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进口等资本流动方式也会在竞争和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引起国内相关产业投资结构的变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实现的，所以，经济开放度，会对产业投资结构调整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市场自由度是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我国三次产业的投资规模和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政府对我国产业投资的直接干预和引导也直接影响着投资的规模和效率。一方面，政府在相关产业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常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政府以政策干预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影响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从而影响投资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中人力资本指标用各省份高等院校毕业人数与就业人数的比值表示，经济开放度指标用各省实际引用外资占产出比值表示，市场自由度指标用各省政府支出占产出比值来近似衡量。进一步，将经济开放度、人力资本结构和市场自由度对三次产业投资规模和效率的影响，以其与三次产业投资分别相乘形成交互项引入模型，分别用INVi,t-1×Opei,t-1、INVi,t-1×Lasi,t-1和INVi,t-1×Mari,t-1来表示。同时，为了消除个体效应，本文进行差分处理，最终在式(10)基础上建立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模型：

θ1Δ(lnINVi,t-1)2+θ2Δ(lnINVi,t-1×Opei,t-1)+

θ3Δ(lnINVi,t-1×Lasi,t-1)+

θ4Δ(lnINVi,t-1×Mari,t-1)+Δεi,t。

(11)

式(11)中，ΔlnYi,t-1=lnYi,t-1-lnYi,t-2与Δεi,t=εi,t-εi,t-1之间存在相关性，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不再是无偏，模型拟合结果缺乏可解释性，为此，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来进行实证分析。

三、中国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构建的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模型，本文在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的稳定可靠性基础上，通过计算整理2000—2018年31个省份的数据，选择相应的变量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具体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界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年报进行补充，除了前述在模型构建中已经界定过的变量，其余变量的说明如下。

经济产出量(ln Yi,t)。对i省份t期实际产出取对数，本文使用的实际产出是以2000年为基期通过国民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计算所得。

技术进步率(Ai,t/Ai,t-1)。参考广东省城市效率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表示资本[30]，用各省份就业人数表示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用各省份实际GDP和财政收入作为产出指标，利用包络分析超效率模型计算的指数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进步率,观察在整体技术进步率下三次产业投资对产出的效应。

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Ki,t/Ki,t-1)。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对31个省份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用i省份t期的固定资本存量与t-1期的比值来表示。永续盘存法估算公式为Ki,t=(1-δ)×Ki,t-1+Ii,t。其中，折旧率为10.96%[31]。基年资本存量使用莱恩斯多夫等推导的公式K0=I0(1-g)/(g+δ)，基年固定资产投资I0用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来计算，g为平均投资增长率。

就业增长率(Li,t/Li,t-1)。使用年末各省份就业人数来表示劳动力投入数额，以i省份t期就业人数与t-1期的比值来表示就业增长率。

本文实证分析中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直观地展示了各个指标的分布特征。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二)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综合模型，考虑到系统GMM估计对面板数据的要求较为严格(要求被解释变量的变化与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无关，这点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为此，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来呈现最终的计量结果，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对比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也将系统GMM估计作为参考列出。

表2 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动态GMM估计实证分析

三次产业投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二产业投资的产出呈现出倒“U”形关系，而第三产业投资的产出仍呈现出稳定的正相关趋势。该结论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程，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第一、二产业投资由于存在边际效应递减，使得第一、第二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降低，而随着我国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阶段，第三产业投资将对产出发挥更大的带动作用。

各交互项系数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提高对三次产业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即提高三次产业的高等教育人才就业率能够增加产出，且第二产业人才就业率对投资产出边际贡献大于第一、三产业，如三次产业人才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产出边际贡献分别提高0.126、0.807和0.553个百分点；对外开放对三次产业影响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三次产业外资利用效率较低。市场自由度(逆指标)对第一产业投资的产出不存在显著影响，对第二、三产业投资存在反向冲击作用，这表明政府支出占投资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三次产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为此，需要更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更好发挥其对产业投资的积极作用。

主要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第一、二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第三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对第二产业投资的产出的带动作用最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第三产业中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够成熟，对技术进步需求不敏感；资本存量增长对第二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对第一、三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存在负向作用，说明三次产业资本积累分配效率不同，资本积累向第二产业倾斜能够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就业增长率对第二产业投资的产出存在显著正向推动作用，如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产出边际贡献提高0.220个百分点，但对第一、三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并不显著，该结论也与当前，我国第一产业仍然存在过剩劳动力，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吸纳大量未被统计的正式就业的实际情况基本相吻合。

四、中国三次产业投资最优规模的实证分析

(一)三次产业投资与产出效率的门槛模型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三次产业投资与产出效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就说是不同投资规模对产出有不同程度的带动作用。为此，本文借鉴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32]，并在本文差分GMM实证结论基础上建立单门槛回归模型，设定为

Yi,t=c+∑βixi,t+α1ln INV(qi,t≤μ)+α2ln INV(qi,t≥μ)+εi,t。

(12)

其中，qi,t代表门槛变量，ln INV代表产业投资，∑βixi,t表示控制变量，Yi,t代表产业投资产出量。

门槛模型检验步骤及原理如下。首先，进行面板门槛效应的前提是N>T，即短面板数据；接着，对短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数据平稳则进行面板门槛模型回归、门槛效应检验、门槛值检验。进行门槛值检验时，一般从个数多往个数少的方向进行。各产业投资门槛值检验结果为第一产业投资门槛模型存在单一门槛值(5.132)，第二产业投资门槛模型存在双重槛值，分别为6.208和8.559，第三产业投资门槛模型存在双重门槛值，分别为7.405和9.201，即三次产业投资门槛变量对产出均存在门槛效应，具体结果如表3。

表3 三次产业投资门槛值检验

(二)三次产业投资最优规模的实证结果

从三次产业投资门槛回归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见表4)，三次产业最优投资区间分别为[5.132,7.970]、[8.559,10.267]、[9.201,10.431]，分别对应产出系数为0.769、1.145和1.136，进一步依据回归模型将最优的投资规模可以计算出具体的数值，求解后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应的最优投资规模(单位亿)的区间分别为[202.755,2 892.857]、[5 213.465,28 767.455]、[9 907.031,33 894.227]。

表4 三次产业最优投资规模门槛回归模型

该实证结果表明，三次产业存在各自的最优投资规模区间。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与增量直接影响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变，三次产业最优投资区间的存在说明我国产业投资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随着产业投资结构的调整，对应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改善，第一产业的最优投资规模比第二、三产业的最优投资规模小，说明将投资更多向第二、三产业集中不仅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能提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效率，并且第二产业在最优区间投资的边际产出效率最高，第一产业投资边际产出效率最低。进一步来看，第三产业的最优投资区间整体大于第二产业的最优投资区间，但产出系数却小于第二产业的产出系数，表明目前产业投资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但由于第三产业包含的细分行业特别多，既包括传统的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又包括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致使第三产业总体投资的产出效率还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说明虽然当前我国总体上进入以第三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后期阶段，但第三产业内部传统产业所占比重较高，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还需要通过投资结构的调整来进一步优化，尤其是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影响因素的提升能更好地发挥投资效率的积极作用。

基于实践中我国各省份三次产业投资规模存在显著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为了更准确地判断我国各省份当前三次产业投资规模的合宜性，以便能更好地指导各省份的投资实践。根据本文得出的三次产业最优投资规模分布，将我国各省份2018年的三次产业投资额是否处于最优投资区间进行分类(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未达到最优区间的省份较多，第一产业投资除了个别省份基本都达到了最优投资规模。从第二、三产业最优投资区间总体来看，大多数未到达到最优投资区间的省份在北方，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南北投资不均衡的状态，北方省份表现出较显著的投资不足问题，因此，加大北方省份的第二、三产业投资成为促进南北区域均衡发展、提升产业整体投资的产出效率的关键。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北京和上海，虽然从数据上来看，三次产业投资均未达到最优投资区间，但这主要是由这两个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定位决定的，且已经进入典型的第三产业独大的后工业化时期，伴随着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投资空间已被第三产业合并吸收，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更多是和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所以从数据上来看，这两个地区虽然投资不足，却会以较少的投资创造出较高的产出。

表5 2018年我国各省份三次产业投资区间分布

续表5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文献梳的理基础上，通过建立包含三次产业投资量与主要影响因素交互项的产出模型，并运用我国31个省份2000—2018年三次产业投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差分动态GMM方法和门槛分析，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和最优投资规模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三产业投资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第一、二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呈倒“U”形，投资的产出效率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减特征，而第三产业投资现阶段处于线性增长阶段，投资额较高但经济产出效率相对较低。第二，代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人力资本、市场自由度和开放度等主要因素对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第二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最大，市场化自由度对第二、三产业投资的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放度对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效率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外资利用效率不高，市场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第三，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最优规模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投资规模除了个别省份基本都达到了最优规模区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的规模未达到最优区间的省份较多，这些投资不足的省份主要是北方省份。因此，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提升投资产出效率，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调整三次产业投资结构，优化投资质量，将有限的投资更多地投入到第三产业中，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新阶段，并结合新形势下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战略规划，更需要发挥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性作用。具体来说，充分认识到在增加第三产业投资总量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对第三产业内部投资结构的优化。一方面，加快第三产业投资发展，不仅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因为其作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蓄水池”，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发挥着重大作用。另一方面，我国第三产业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内部结构急需优化，大量的投资将成为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并且投资应更倾向于符合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方向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才吸引等方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引导的溢出效应，促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同时，针对新形势下制造业强国战略，需要在稳定第二产业投资总量基础上，不断夯实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升制造业技术性生产投资，并从提高生产要素内部配置效率为入口，在有限投资的基础上增加边际产出。

第二，不断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人力资本水平对三次产业投资的产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对第二产业投资的作用更大。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攀升，都需要第二产业作为支撑，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壮大，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关键是需要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投入。为此，需要政府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对人力资本投资给予更多的支持，不仅可以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也为我国经济后续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第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提升市场化程度。基于研究发现的结论，即三次产业利用外资对产出影响的作用不显著以及市场化程度越高对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越能发挥积极作用，再次证明了党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等决策的正确性。从深化改革开放层面而言，要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注重优化引进外资结构，以减少外资冲击，提升外资利用效率。从提升市场自由度层面而言，由于存在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投资力度，以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引导性的投资政策，为我国优势产业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为幼稚产业投资提供更多的支持条件。

第四，对我国南北各省份三次产业投资规模进行调整优化，形成更有利于区域均衡发展的投资格局。在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下，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此需要通过不断调整区域三次产业投资规模来更好地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北方各省份的第二、三产业投资后劲不足主要是缺乏投资优势，因此需要国家强化政策指导，一方面通过政策援助、资金援助和人才援助来补足短板，为北方省份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北方省份要抓住新基建带来的巨大投资空间，加强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平台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对当地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促进三次产业投资布局优化，提升三次产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