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观操与清末军事改革
——以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为线索

陶祺谌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在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清政府吸纳了日本方面的大量经验。作为学习日本以推动军事改革的重要方法，自1898年起清政府接受日方邀请，派员参观日本陆军举行的历次最高级别军事演习——特别大演习。围绕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的兴趣主要在军演制度的演变及运用、军演举办与地方社会等方面(1)如[日]松本武彦:《昭和十年十二月の陸軍演習令改定について》，《山梨学院大学法学論集》总第67卷，2011年；[日]中野良:《日本陸軍の軍事演習と地域社会》，吉川弘文馆2019年版等。，鲜少讨论特别大演习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考察清末官绅赴日游历、清朝会操制度时有所论及该问题(2)参见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成文堂1998年版；李廷江：《清末军制改革与日本——以张之洞为中心》，李廷江主编：《清华日本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张华腾：《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但未能展开详细研究。因此，本文综合利用中、日相关史料，立足于清政府派员参观日本特别大演习的实证研究，讨论以下三个问题：清廷及地方督抚派员观操的措施；观操员在日考察的基本情况；赴日观操对清末军事改革产生的影响及局限。

一、清政府派员观操的措施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与俄国在远东进行了激烈竞争，利益冲突愈发严重。日本为扩大在华利益、对抗俄国，不得不考虑“修好”与清朝的关系。日本方面曾将邀请清政府派员参观军演、派遣学生留日、聘用日人赴华，视为打破甲午战后中日僵局、培养亲日势力、谋取扩大在华利益的三种手段。(3)《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1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1-0-14-001。在后两种手段未成规模之前，邀请清政府派员参观军演是日本的主要手段。

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为革新军事以自强，接受了日方发出的邀请。尤其是1897年底德占胶州、俄侵旅大事件发生后，清政府逐渐由联俄倾向联日，有意“以日为师”推动自强变法。自1898年起清政府派员参观日本特别大演习，一直持续到1911年，共计九次。据图1所示，以清廷中央派员与否，可分为两个阶段：1898年至1902年为第一阶段，1903年至1911年为第二阶段。

图1 清政府派员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人数

资料来源：《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1卷至第4巻，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3-0-18-001至5-1-3-0-18-004。

说明：人员来源内“其他”系指：个人自愿前往、驻日公使派遣或代他人向日本外务省申请参观等情形。

在第一阶段，清廷没有直接派员，而地方督抚派员阅操权力较大、积极活跃。派员流程大体是清廷主导、地方督抚负责具体事务。阅操前，总理衙门将日本外务省的邀请照会转电相关督抚，并要求各督抚报告派员情况；阅操后，地方督抚将阅操情形咨送总署备案。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督抚的实际权力较大。日方敏锐把握了戊戌政变后清廷守旧势力强大、而部分地方督抚革新意愿明显的政局动态，除照会总理衙门外，还直接向清朝各地发出邀请、放宽接待人数，主动邀请他们在观操之余进行一系列考察。(4)《2．明治三十一年度 京阪地方》，《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1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3-0-18-001。这致使地方督抚可绕开清廷获取消息，并自主选择观操员弁、决定在日行程。虽然他们需要例行公事将派员情况报告清廷，但清廷未汇总各地名单，对人选也几无异议。

具体而言，大部分地方督抚在派员观操过程中表现活跃。如1898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面对日方邀请，反应迅速而稳重，提交总理衙门的派遣人数达到日本建议的上限。他还积极建议浙江巡抚廖寿丰派员观操“以资考证”。(5)《阅操回浙》，《申报》1898年12月10日，第2版。廖氏深表认同，在未受到邀请和安排的情况下，主动拜访日本驻杭州代理领事，要求为革厘旧弊“亲睹外国之进步”派遣武员赴日观操。还有督抚即使遭受清廷守旧势力施压，仍坚持派员赴日学习。9月中旬，湖广总督张之洞收到总署通知“拣派熟悉洋操营务镇道大员，酌带武员一二名”赴日，但决定派员多达10人，还反复叮嘱员弁在阅操后前往重要场所游览考察。旋即戊戌政变爆发，张之洞遭受总署阻拦，却辩称“所派人员既系阅操，兼资游历”，终在日方周旋下实现。(6)《2．明治三十一年度 京阪地方》，《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1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3-0-18-001。同样，政变后暂行护理直隶总督袁世凯精心挑选新建陆军军官及学生赴日，学习意愿强烈。

这一阶段，地方督抚派员观操具有人数众多、涉及地域广泛的特征。若从各地派员的历次情况来看，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派员次数最多，各有5次；湖广总督派员4次，紧随其后。其中，1901年是地方督抚派员观操最积极的一次，观操人数多达80余人，而且涉及地域最广，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江西巡抚、湖南巡抚、浙江巡抚均有派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南方督抚政治地位更为稳固、师日态度积极，加之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迅猛，这一阶段南方各地与日本的交流更为密切。(7)参见陶祺谌：《清末中日交流的新渠道——以1898年前后清政府两次参观日本陆军演习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在第二阶段，清廷直接派员观操，并逐步缩小地方督抚派员阅操的权力。庚子事变后，清廷开启新政变法，有意整顿统一全国兵制并收束地方督抚军事权力。1903年，清廷改变地方督抚派员流程，要求各督抚将名单交直隶总督袁世凯汇总后，经外务部统一照会日方。(8)《各省派員赴日本閱操由》(1903年9月21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2-12-040-01-104。年底练兵处成立后，赴日观操具体事宜统由此机构(后为陆军部、军咨府)负责。练兵处加强管控各地出洋阅操事宜，于1906年颁布《派往各国观操人员简明规则》，规定观操“须听候本处电咨，各省不得自行派往”，各省选定观操员后“先将该员衔名电报本处听候核准汇齐，咨由外务部照会该国公使转告该国”(9)《练兵处新定派往各国观操人员简明规则(北京)》，《申报》1906年7月14日，第3版。，消除以往地方督抚自行派员缺乏定章的弊端。此后，各地派员受到严厉约束。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拟派徐绍桢等7人赴日，仅徐1人符合清廷规定。其余人等经日方私下运作而实际参观军演。但端方在札委中再三声明他们“并不涉及观操事宜”，避免清廷责难。(10)《江督札派随员赴日考察武备(南京)》，《申报》1907年9月14日，第11版。

清廷主导赴日观操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旗人及亲贵地位突出，成为观操员弁中的重要群体。1903年以降，清政府所派观操员地位最崇者依次是铁良、徐绍桢、凤山、舒清阿、王遇甲，多为旗人。其中，1907年陆军部初以哈汉章领衔，后才由江督补派徐绍桢；1910年虽以王遇甲领衔，其余2人扎拉芬、崇林均是满人。二是地方督抚派员人数渐减至无。1907年，日方最后一次直接向地方督抚发出邀请，其对象具体为北洋、两湖及南洋。(11)《3．明治四十年度 茨城地方》，《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2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3-0-18-002。清政府拟定的名单内，除陆军部所派军咨处副使哈汉章外，其他人员包括北洋督练公所帮办刘询、湖北陆军参谋官蓝天蔚、陆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分别由袁世凯、张之洞及端方所派，与日方选择邀请的区域完全相符。自1908年起，除极个别情况，观操员统一由清廷中央指派，地方督抚几未预闻。三是观操员内武官比例上升。在此前地方督抚派遣的员弁中，文官占有相当比例。如1898年日方发出邀请时明确希望清政府“选派武员前往”，但直隶、两江、两湖观操员分别以那晋、陶森甲、张斯栒领队，均为各总督信赖的洋务文员。1903年以后，清廷以考察日本军制为主要目的应邀阅操，主要从武官或任职军事机构的文官内挑选观操人员，减少了其他文官的人数。

不过，自1909年起，清廷派员赴日观操的积极性大为降低。清廷大幅减少观操人数，最后三年共计派员仅11人，1911年只派1人赴日，甚至不能满足日方提供的两个观操名额。不仅如此，清廷还降低观操官员级别。此前的观操员至少以副都统领衔，但1909后只有协都统王遇甲为高等军官，其余10人均为中、下等军官。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日两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从清朝来看，新政后期形成了对日态度的两面性。一方面，清政府为推进新政，继续学习日本。但由于与日本的交流渠道增多、考察日本的形式愈发多元，清政府对观操的重视程度下降。另一方面，清政府加大了学习西方各国的力度，尤为中意德国，尝试摆脱日本在华的过度影响。1910年由副都统吴禄贞领衔赴德、法、英三国，1911年以正参领王廷桢领衔赴法国、正军校丁文玺赴英国观操，其级别均高于同期赴日观操员。从日本来看，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外交战略调整了对清廷的邀请。日本已在东亚确立优势地位，并于1905年重续英日同盟，巩固既有利益。日本对华政策的考量，依然以加强在华势力为重，却不再像此前对抗俄国期间那般急迫。在邀请各国参观军演事宜上，日本予以清朝的待遇降至英国之下，但仍超出其他国家。日俄战后，日本重启特别大演习，以“与英国有特别的关系”为由唯独不限制英国观操名额。1909年，两国的军演互动达到高峰：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作为国王代表赴日观操，受到日本超规格接待。(12)《明治四十二年度》，《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3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3-0-18-003。相应地，日本邀请清朝的人数及范围逐年缩减。往年清政府派出观操人员屡屡超出定数，“日人颇有烦言”。(13)《日本大操陸軍所派觀操員勿踰限定人數由》(1907年8月6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号：02-12-042-02-022。1907年以后，日本对清朝的拟邀人数固定为2人至3人，不再考虑清朝地方而是直接联系中央相关机构。

如上所述，为了推动军事改革，清廷和地方督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调整派员观操的具体措施。而作为执行者的观操员也深受影响，这体现在他们赴日考察的过程之中。

二、观操员在日考察的情况

观操员被清廷及地方督抚寄予厚望而受派赴日考察，共同肩负着考察军演、学习日本的使命，以为国内军事改革提供参考。他们在日考察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共同观摩日本特别大演习。一般而言，特别大演习于天长节后举行，“将一师团或数师团使为对抗之演习，大元帅统监之，以近卫都督、师团长掌其指挥”。(14)《野外勤務令ヲ定ム》，《公文類聚·第15編·明治24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档号：類00568100。1898年11月，清政府首次派员参观15日至17日的特别大演习及18日的阅兵式，所见演习方略主要是：日军第四、第十师团为南军侵入军，登陆纪伊西岸后集合于和歌山附近，并以一部包围由良要塞之深山方面；第三、第九师团为北军国防军，以舰队封锁东京湾及佐世保湾，野战军之一部集合于大阪附近，剩余部队向纪伊川河谷西进；两军以攻、守大阪为最终任务。(15)《〔明治31年陸軍特別大演習〕一般方略·特別方略·戦闘序列》，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支那-参考資料-157。自1901年起，特别大演习加大对抗力度，从三日延至四日，内容依次为两军骑兵冲突战、遭遇战以及持续两日的阵地攻守战。由于日本参谋本部安排接待员全程陪同和解说，清朝员弁的观操行程基本一致。

不过，对于共同观摩的特别大演习，观操员的观察视角因人而异。

中低层官员偏重从两军司令官的角度把握攻守战术。浙江营务处候补道程恩培系淮军将领程文炳子，1901年奉巡抚之命赴日观操。其间，他认真分析南、北两军行动意图，积极预判演习形势并思考攻守战术。11月7日上午，两军骑兵及前卫在交火后暂时息战，程恩培分析这是由于马场“前后夹峙高山，森林茂密，两军皆漠然未知彼此兵力之如何也”。中午，他观察两军排兵布阵后判定：南军司令官“决意欲收敌军阵地之险要”，北军司令官“决于从敌之左侧，即南军前卫之所据，而向荒谷合军并力以突攻”，符合此后对阵形势的发展。(16)李兴武点校：《程恩培集》，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722—723页。不过，他对日军各兵种组编、各战术融合及武器材料运用等涉及实战的重要事项缺乏综合系统的考虑。

高层官员则注重从整体战略高度，全盘考察各种军事要素的综合运用。1903年铁良奉旨赴日观操，出发前曾受慈禧“训示周详”，出京后与直隶总督袁世凯“讨论一切”。(17)《明治36年10月下旬々報及進達》，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参謀本部-雑-M36-10-113。抵日后，铁良于特别大演习的四日内依次观看日军“在加古川演马队侦探之法”“在西之山演夺据山地要隘之法”“在古乡演平原进兵之法”“在一本松演两军合围之法”，第五日“在姬路演观兵式”。他对军演的思考比中低层官员更具深度，注重制度、战略、战术、训练、供给等各军事要素的综合运用，整体把握和全盘考察“临阵之时，应如何探敌情之虚实、审地势之险易”的战术安排、“某处宜步兵进取，某隘宜炮队扼据，某路宜马军包抄，某道宜工兵修治”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以及“设电线、安铁道、运辎重、输粮秣、扎行营、置医院”等后勤保障问题。(18)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7，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36页。

当然，观操员的考察重点在与时俱进。日俄战争后，机关枪、速射炮等新式武器技术迅猛发展，推动军事战略战术的改进。这在日本特别大演习中得到体现：1907年加入步兵及骑兵机关枪队、轻气球队、电话队，1909年添加无线电信队，翌年新设军用汽车队；两军对抗频繁采取翼侧进攻、包围战术；缩短骑兵侦察冲突，加强阵地战的反复攻防演练等。对此，清朝观操员予以重点关注，曾向日本军方表示有必要研究新兴军事技术，“尤其应当广泛关注日本新式武器材料”。(19)《参謀本部 特別大演習外賓陪観に関する報告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密大日記-M40-6-13。据1907年日方报道，清朝员弁“热心观战，曾在壬生町附近实见电话队之到处利用电话之法，及在水穗村闻介绍日本武官说明军事上大体，兼见机关铳等，实大有所会得者也。”(20)《清國武官》，《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1月26日，第1版。

二是军事演习之外的一系列考察。清廷及地方督抚深知学习日本的重要性，要求员弁借观操机会在日参观军事、教育、经济等相关场所。1898年，总理衙门将日本邀请电知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强调“宜派统带洋操大员观摩取益，并非虚应故事”。随即，张之洞安排了观操员的考察任务：在阅操期间，观察日本陆军操法以及各兵种队伍、器械、营垒；在阅操毕后，“赴各军营垒及武备大中小学堂、制造枪炮各厂、各处紧要炮台，详加游览，一切法式、功课、章程，均宜一一笔记”。(21)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正因如此，作为执行者，观操员往往延长赴日游历时间，确保考察计划顺利完成。

由于观操员主要受到清廷或地方督抚的指派，他们的来源不同导致属性各异。在进行军演之外的考察时，观操员的侧重点必然存在差异。

地方督抚所派观操员熟谙所在区域改革之急需，在观操之余展开更具地方性、针对性的考察。他们考察的范围不仅包括与军事相关的营垒、学校、工厂，还有广义的教育及农工商业情形。张之洞一直颇为关注海军建设，在胶州湾事件后倡言大举经营海军以保长江。因此，1898年他指派要员赴日观操后重点考察日本军舰制造情形，前往横须贺镇守府参观造船所、机关学校及练习所。这可视为张之洞为日后订购日式炮舰、鱼雷艇所作的准备。在新政初期，地方督抚因革弊兴利的迫切需要，安排观操员在日考察的范围从军事延伸至教育、实业等方面。1901年，遵照安徽巡抚王之春关于日本“武备各学堂及工政财政各繁细章程，详加考究以资采择”的指示，观操员李光邺一行在日考察近一个半月，其内容除军事相关场所，还包括东京博物馆、商品陈列所、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工业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帝国大学校等处，抄录章程图说、场所概况，并主动前往“劝工场选其精良者酌购数种，拟为异日皖省开办工业时标本之预备”。(22)李光邺：《东游日记》，广东开敏公司1910年版，第25页。

相对而言，清廷所派观操员往往立足于军事改革的主要目的，围绕军事领域进行更为系统、专业的考察。铁良认为日本因“平日学校教育得法”练成劲旅，故1903年率京营、直隶、山东观操员赴日，利用一周时间参观陆军中央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户山学校、炮兵工厂、测量部、参谋本部、陆军省等军事学校、工厂和机构，还相应抄录一切章程。(23)《清国鐡良学校等参観に付佐藤大尉よりの電文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貳大日記-M36-23-43。五年后，凤山一行制定的军事考察计划更为专业、详细，时间也大为延长。后因在日观操期间恰逢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凤山等人提前回国，仍留庄蕴宽一人考察一月有余，内容包括：步、炮、骑、工、辎重各兵种及宪兵等军队；陆军省所辖技术审查部、会计监督部、建筑部本部、被服厂、兵器厂、粮秣厂、卫生材料厂、千住制绒所，卫戍官衙下辖东京卫戍监狱、第一卫戍病院等；以及经理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军医学校等此前罕有考察的官衙和学校，涉及日本军事制度的大量细节。(24)《鳳山一行等各学校参観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壹大日記-M42-1-10。

围绕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内容，观操员在日的考察视角、侧重各异。同样地，他们在日的考察态度、学习效果也不相同，呈现前期良好、后期下降的趋势。在前期，观操员考察态度较为认真。其顶峰是1903年铁良率员赴日观操。他削减应酬、赠礼费用，而将全部经费用于购买书籍，被时人视为“军中之铮铮者也”。(25)《8雑件 鉄良氏の励精》，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日露戦役-M37-2-123。铁良此行收获颇多，不仅“有感于日本武备修明、军制之精”而回国躬亲指导练兵行军操法，还将“考察所得归陈政府”，推动练兵处的设立，由此主持军事改革有序进行。(26)《读去腊十七日某报铁尚书论书后(藏年室稿)》，《申报》1909年2月6日，第2张第2版。但是，1907年以后观操员的考察效果呈现递减趋势。是年，日本军方认为清朝观操员“缺乏整体战术意识而未着眼演习全局，唯注意细事”，并点名批评深受清廷倚重、官衔最高的徐绍桢观操时全在梦中空过。(27)《参謀本部 特別大演習外賓陪観に関する報告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密大日記-M40-6-13。此时清朝观操员的表现尚有出彩之处，“研究颇为热心”。然而至1909年，日本军方对清朝员弁只剩负面印象，认为他们的表现乏善可陈，“缺乏军事素养，没有考察演习的能力，只是茫然观剧般地观览演习”。清朝观操员“仅满足于观览整体战况，对两军硝烟相迎、剑戟相接部分最有兴致，不注意演习的整体计划、兵团的指挥运用、纵队的联系等领兵要领及细节”，甚至不会就日方解说和自身观察作任何笔记，只对日本军方发给《演习经过略图》可作为日后回国的报告材料感到欢喜。(28)《特別大演習外 接待に関する報告移牒の件》(1)(2)，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貳大日記-M43-17-37。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游历群体，观操员赴日的考察内容因人、因时而异，体现了清廷和地方督抚的诸多意愿，而他们的考察态度及学习效果又必然影响着国内的军事改革。

三、赴日观操对清末军事改革的影响

作为学习日本军事经验的重要方法，清政府持续十数年派员参观日本陆军特别大演习，对清末军事改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在内外历史环境的制约中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推动了朝野观念的改变，由守旧转为趋新。观操后，官绅开始反思中国旧有军事实力。曾经极力反对军制改革的守旧派在阅操后“大悟改革之必要”(29)[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原书房1975年版，第54页。，还有将领“回国后深以武备不修为耻，于训练洋操新法近颇有志讲求，不以旧闻自囿”。(30)《署江督张奏为敬举廉能任事文武大员请旨褒奖折》，《申报》1903年4月25日，第14版。同时，他们受到日本维新的冲击而接纳新学。赣省所派观操员注意到：“日本维新以来三十余年，惟能不妬忌，一心志，故有今日。中国欲强，非于此中考求精进不可”。(31)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由旧趋新的结果，是清朝官民纷纷呼吁军演制度亟需变革。1899年，盛宣怀详细奏明日本大操的攻守对抗情形，建言“我欲强兵，焉得不急起而仿效之乎”。(32)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20—121页。民间舆论也疾呼各省应效仿日本按期推行操演。

第二，促进了清末军事人才的培养。这在清政府选派军事学生留日、聘用日本军人来华等事宜上有突出体现。1899年初，张之洞首次派遣学生赴日学习武备，即指令观操员张斯栒留日监督，此后甚至出现武备学堂学生自愿随同观操员弁东渡以广见闻的现象。1901年，闽浙总督所派观操员“循历各学校处所，彼中次第节目，尚幸备览其全，用作扩充知识”，还“与其陆军参谋各员逐细讨论，因知闽省开办学堂，情愿相助，特派陆军步兵大尉桥本齐次郎前来充当教习”。(33)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30页；《光绪朝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档案》(上)，《历史档案》2013年第2期。此外，一些新式军事学堂的开办借鉴了日本经验。1907年，观操员弁详察东京经理学校及师团经理部，回国禀请两江总督仿办陆军经理学堂，这成为三年后陆军讲武堂内开设经理科的重要经验。当然，兴学育才的范围不囿于军事。江苏巡抚聂缉椝曾询问观操员，获悉日本“所设各学堂规模整肃，功课认真，图书仪器无乎不备”，奏请选派学生赴日游学，其科目便包括陆军、师范、农学等。(34)《江苏巡抚聂大中丞奏派学生出洋游学片》，《申报》1902年1月25日，第1版。

第三，带动了操法、武器装备等军事技术的革新。在派员观操第一阶段，地方督抚已尝试改用日式操法。1899年，张之洞就日本操法阵势询问江、鄂观操员后，在湖北武备学堂、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加设体操一科为正科，率先改用日式操法。(35)《號外第三 清國公文摘要》(1899年)，《在外武官報告》第2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号：5-1-10-0-7-002。不久，《申报》观察到各省“皆究心日本操法，每当日本大操时各省大吏皆派员往观”。在第二阶段，清政府通过派员观操陆续引进日式武器装备。1903年，四川武备学堂总办赴日阅操“购日步枪二千枝，弹药照配”，得到日本军方积极配合。(36)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78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126页。清朝大会操所用一些武器装备也改用日式。1903年日军特别大演习首次使用军用轻气球侦察敌情，随后运用于日俄战争取得一定效果。受此影响，1908年清朝于太湖秋操使用军用轻气球。日本教习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倡议本届秋操亟应演习气球以为完全军队”并组织湖北新军轻气球队教练一切。(37)《日教员倡议秋操演式气球》，《顺天时报》1908年6月27日，第4版。

虽然清政府派员赴日参观特别大演习，在学习日本军事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未能有效地吸收并转化到清末军事改革的实践中，而是停留于表面，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清朝举行最高级别军事演习——新军大会操中表现得非常详尽。军事演习作为最接近实战的日常训练，是和平时期国家军事实力的综合体现，尤其能够展示国家顶层的军事章制设计、将佐的战略战术运用、士卒的实战技术发挥等三方面的实力。然而，清朝新军大会操在这三方面的表现都不尽人意。

首先，在会操制度设计方面，清政府几乎全盘仿照日本军制，过分依靠日本帮助，这说明清廷及军队决策领导层不能结合国情、独立自主地设计一套符合自身发展的军事章程制度。1906年练兵处就彰德会操出台较为完整的秋操教令，是此后各会操教令的底本，但其内容几乎全盘仿照日本特别大演习教令。(38)彰德会操教令见《练兵处颁发本年秋操教令》《续练兵处颁发秋操教令》《再续练兵处颁发秋操教令》《三续练兵处颁发秋操教令》，《申报》1906年6月16日至19日，第9版；日方教令见《特別大演習教令送付の件》，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貳大日記-M36-22-42。彰德秋操教令共11节48条，日本特别大演习教令共8章41条，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连顺序也未作更改。具体情况可分为三类：一是内容基本一致，仅具体表达稍有差异。如中方教令指定演习之外所用地图为百万分之一一览图，日方则使用二十万分之一地图。二是中方教令基于日方规定而作少许增补，如第五节与日方第四章内容依次对应，仅增加不准占用官民房舍之要求。三是中方教令删减小部分日方内容，如合并、简化输送军队的铁路及水路规定。

两国军演教令如此相似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委托日本人深度参与了会操诸章程条规的出台。袁世凯曾以翻译兵书及襄同经理会操得力为由，奏请奖励日本译员。其实，这些日本人不仅承担翻译工作，还负责会操相关制度的制订及准备。1905年，坂西利八郎在北洋督练处筹划河间会操“从根本到细节之处”(39)《清国北洋陸軍秋季演習参観報告(1)》，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清国事件-M39-1-106。，翌年野泽悌吾辅佐练兵处军令司起草计划操演训令、秋操教令、阅兵处勤务规定、电信队条规、会议记事说明书、秋操阅兵式教令及指导计划书等规章。除上述主要负责者，其他受聘日本人也尽心参与“准备一切”，以至有彰德会操的“准备既成于日本武官之手”一说。(40)《清國軍隊之真價》，《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6日，第1版。

其次，在会操的攻防对抗中，清朝各级将佐无法随机应变、果断合理地临阵指挥，甚至依赖日本人指导，这反映出清朝将佐缺乏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能力，也间接反映出清政府缺乏优秀军事人才。在彰德会操期间，受邀参观的日本军人发现，第二日遭遇战“北军主力与南军右翼第二十九混成协相遇混战，许多左腕缠有白布的清朝将佐散见各处，却不敢作任何指导”。无独有偶，法国驻屯军参谋长也注意到，第三日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官、参谋官面对危机不知所措，惟听日本将校独断。日本观操军人直言：在清朝将佐中，具有留日经历、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不具有充分素养，各类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及兵卒出身者甚至缺乏战术上的判断力。(41)《清国秋季演習参観報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清国事件-M40-1-84。

由于各级将佐能力不足，清政府在实施会操过程中不得不倚重日本人，最终导致日本势力的渗入。日本陆军少将松川敏胤参观彰德会操后接受采访，特别强调清朝“南北两军皆采用我日本兵式，由我将校教练之”。(42)《淸國大演習に就き》，《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0月31日，第2版。会操的医疗卫生、通讯、宪兵等工作，也有受聘日本人的参与指导。更严重的是，日本军人直接插手清朝新军大会操的统筹决策与临阵指挥。河间、彰德两次会操期间，坂西利八郎、野泽悌吾等人被安插在阅兵处及下辖的专属审判处，寺西秀武、铸方德藏等人则参与南北两军司令部的工作。日本观操军人便认为，日本将校是会操实际指挥者，“若从清朝军队中抽去他们，如同熄灭暗夜中的灯火”。日本对清朝军队的影响力急剧增长，引起参观会操的其他列强惊讶，感叹“日本势力之盛大”。但日本人并未满足，仍呼吁军方注重培养、利用赴日留学的清朝军官，“一旦他们受清朝重视而获取上等地位，将是扶植日本势力方面的可喜之事。”(43)《清国秋季演習参観報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清国事件-M40-1-84。

最后，在会操演练中，士卒运用武器不熟练、执行命令不彻底，这体现出清军士卒军事素质低下，更深刻说明清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军队训练体系。冯玉祥回忆其参加的彰德会操“仍然毫无实际作战的意义。队伍展开之后，就下令包围，一枪也不发，即将南军团团包围起来。实际上绝无此理”。(44)冯玉祥：《我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第63—64页。这并非冯玉祥苛责，外人也有相似看法。此次会操，清政府投入了实力最强的北洋新军及湖北新军。但前来参观的日本军人发现：这两支军队未见“特别的差异”，若一定要作高下之分，则“野炮兵进入阵地及射击动作等，湖北军比北洋军更劣”。就清军士兵的整体情况而言，“兵卒的动作颇为幼稚，步兵的射击动作不精准，炮兵的瞄准又失之迅速，偶尔会不瞄准便发射”，且“未充分注意利用遮蔽物，运动缓慢”。(45)《清国秋季演習参観報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档号：陸軍省-清国事件-M40-1-84。

士兵会操表现不佳与训练时间短促有关。清政府为刻意展示军事改革成就，常在会操前临时购买他国军火及配件，造成士兵操演时无法熟练运用之。彰德会操期间，两军使用大量日式枪炮、马匹，湖北新军更从日本购买大量急需待用要件，“会操应用一切又无物不取购于东洋”。(46)《拟购行军锅炉(武昌)》，《申报》1906年7月9日，第10版。这种应急做法，直至政权覆亡前仍未改变。1911年，清政府筹办永平秋操，“为了尽量采用新式武器，以免各国冷嘲，而拟采购军用汽车乃至飞机，而为了马上得到飞行员，又急令在德国、法国的留学生学习飞行”。(47)李少军编译：《武昌起义前后在华日本人见闻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5页。

总的来说，清政府自1905年起仿行的历次新军大会操获得中外不少称赞，展示了清末军事改革的一些成就。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最能够体现国家军事实力的新军大会操，其背后表现的局限性：清政府推行军事改革过程中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近代军事力量体系，而日本势力却渗入到清朝军队及其他领域，并培植了大量亲日势力。

结 语

兵者，国之大事也，军事改革应以“卫国”和“庇民”为最终目的。但是，我们从清政府学习日本军事经验、推行新军大会操的具体实践中不难发现：决策机构对军制的筹谋编定、将佐对兵法的教练指挥，以及士卒对技艺的操演执行，虽然都在效仿西法变革，但未能实事求是、结合自身国情予以吸收转化，过分追求外在的数量规模，而不是内在的质量效能。这导致清末军事改革徒具“外形之美观”，无法建立一套完备的近代军事力量体系，与真正将军队投入实战最终达到“非兵无以卫国，非兵无以庇民”目的还有巨大的差距。

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人才的匮乏：国家顶层缺乏把握全局、设计制度的中枢政要，将佐层面缺乏具备出色军事素养的各级军官，军队基层缺乏受到良好训练的广大士卒。三者环环相扣，最终导致军事改革的恶性循环。新的军事体系的建成，需要各级人才因势而谋、顺势而为的良性互动与自主创新，而不是一味照搬日本军制乃至依赖日本帮助。在中外对河间会操的一片赞美声中，日本观操军人曾批评清朝新军尚处在“皮相时代”，这不失为对清朝军事改革的另一种尖锐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