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及启示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张 亮 马晓艳

(安徽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爱国卫生运动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与人民群众健康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事业”(1)陈竺、张茅：《把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人民日报》2012年7月4日，第7版。，自1952年开展以来迄今已经走过60多年的光辉历程。“爱国”是背景，“卫生”是内容，“运动”是形式，三个词汇的融合，既体现了时代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卫生运动开展的特点。

一、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

爱国卫生运动出现前，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曾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曾使用过“群众卫生运动”“防疫运动”“卫生防疫运动”“卫生运动”“清洁运动”等概念，这一时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和孕育时期，是以卫生防疫和环境整治为重点。

1.“群众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很早就有“预防为主”的优良传统，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人们在生活中开始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并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由于受当时社会性质和环境的限制，这些活动大多停留在自发的状态，很难将其变成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卫生预防活动。

新中国的爱国卫生活动肇始于革命根据地的卫生保健活动。在长期艰难的革命实践中，根据地政府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染，克服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达到保卫人民健康、巩固红色政权的目的，逐步提出了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根据地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对各级卫生运动组织的设立，如何开展卫生运动、卫生运动的宣传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2)张晓丽：《爱国卫生的发展与挑战》，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明确提出了“卫生运动”的概念。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卫生运动”，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续了群众卫生运动这一做法。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疗设备，开展全边区卫生运动，以达减轻人民疾病的目的。”(4)《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1944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5)丁名宝、蔡孝恒：《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解放战争时期，疾病流行的状况更为严重，人民饱受各类传染病的困扰。“据冀中一九四七年调查，霍乱流行区曾蔓延到八十里至一百廿里远，情况非常严重。太行博爱县平均一百人有十九人害霍乱。天花在太行二分区也流行得很厉害。”(6)《华北召开全区卫生会议，号召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2月10日，第2版。但人民群众卫生防疫知识极为匮乏，缺乏科学认知，“有好多地区群众还很迷信，有了病不去请医生治，却请一些神婆道士之流来看，因之，病的死亡率都很大。”(7)《华北召开全区卫生会议，号召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2月10日，第2版。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解放区传染病流行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将“卫生”“防疫”与“运动”结合，进一步发动群众。1947年2月，太行行署提出“对人民施以普遍的卫生常识教育(结合人民卫生习惯)，造成群众性的自觉防疫运动，特别注意对妇女儿童的教育，造成农村清洁卫生的新气象。”(8)《太行行署指示防疫》，《人民日报》1947年2月23日，第2版。3月，再次提出“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创造卫生模范区”的具体措施。(9)《太行行署召开附近机关会议 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人民日报》1947年3月16日，第2版。

从概念上看，宣传报道开始使用“防疫卫生运动”“卫生防疫运动”“防疫运动”(10)《解除医生思想顾虑，涉县展开防疫运动》，《人民日报》1948年6月13日，第1版。等，出现了概念的多元化。

2.概念的多元向统一转变：“清洁运动”“卫生运动”先后成为媒体的主要使用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各地政府对卫生状况、传染病的防治极为重视，《人民日报》对“卫生运动”报道开始增多，尤以春、夏两季为多，这也是流行病的高发季节。当时群众卫生运动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控制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包括血吸虫病、疟疾、天花、鼠疫、霍乱等，“防疫”重于“卫生”，但受限于经济能力、医疗资源的限制，不可能普遍地增设医疗卫生机构，如何解救人民于疫病，摆脱“瘟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总结了中国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了现代预防医学的观点，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决定在加强专业卫生机构建设的同时，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医药卫生人员，扑灭病媒虫兽，改善环境卫生，以消除多种外在的致病因素，减少和防止疾病的发生。”(11)《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

这一时期，卫生运动、卫生防疫运动和清洁运动等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在实施主体上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军队等开展了相应的卫生活动，从名称上看，1949年《人民日报》多以“清洁(卫生)运动”为题进行报道。以北京为例，1949年，北京成立了“清洁运动委员会”，各区和街道成立“清洁运动委员会区分会和街巷清运小组”。北平市(今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北京区长会议上“说明清洁运动是为着全市市民的健康和卫生，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给帝国主义看而整饬市容完全不同。人民政府要积极领导这个运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建设和巩固人民的政权。”(12)《平市卫生运动开展，平警部队拨出大批卡车运垃圾》，《人民日报》1949年3月24日，第1版。针对特定传染源，人民群众采取了捕鼠灭蚤、灭蝇防蝇、灭蚊防蚊等活动，同时注意清理传染源的生存场所，全国掀起了捕鼠、捕蝇、捕蚊和环境整治的热潮。

表1 1946—1951年《人民日报》卫生运动相关概念出现次数的统计

1950年以后,媒体大多以“卫生运动”进行报道，“卫生运动”逐渐成为媒体的主要使用词。通过《人民日报》1949年到1950年“卫生运动”相关概念的统计可以发现，在1949年“清洁卫生运动”“清洁运动”达41次，占到了主体，而“卫生运动”概念出现了20次；到1950年“卫生运动”出现了31次，“清洁卫生运动”“清洁运动”则减少到15次。这一变化是因为清洁运动强调环境卫生整治，而卫生运动的概念内涵更为丰富。这时卫生运动一般在春季和夏季集中开展，故又有“春季卫生运动”“夏季卫生运动”等称谓。为了改变城市面貌和环境污染问题，开始清理城市垃圾，重视城市环境卫生，北平市甚至动用军队和警备力量，拨出大批卡车供给运输垃圾之用，以改善人居环境。

这一阶段概念出现的又一变化是“卫生防疫运动”与“卫生运动”开始剥离，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卫生防疫运动倾向于“医疗、防疫”方面，而卫生运动则倾向于群众运动。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指出，“针对特殊传染病症进行卫生防疫运动，这种运动不只限于大扫除及预防接种，最重要的是早期发现疫病及即时隔离病人。此外并可进行严格的晨间健康检查制度。”(13)《中央两卫生部指示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各级政府、部队、团体、医务人员应把此项工作看成当前紧急任务之一》，《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第3版。因此，在概念上，卫生防疫运动这一名称更多与传染病的预防、救治与隔离有关，与新闻报道中卫生运动的范围出现了细微的差别；卫生运动则更多指向各级政府及广大医务工作者领导群众在同疾病斗争中，与文教、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开展的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涉及卫生宣传、卫生清洁、疾病预防和环境整治等。以当时的文教为例，“学校教育与文艺工作也配合起来，进行口头的、文字的、戏剧的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对提高群众卫生知识，扑灭疫病蔓延，减低死亡率，收效很大。”(14)《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49年2月25日，第4版。

1951年9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党中央上报《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指出了卫生防疫工作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9月9日，毛泽东阅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这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卫生防疫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指示对推动卫生防疫工作走向新的阶段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

二、爱国卫生运动的形成

由“卫生运动”向“爱国卫生运动”的转变与朝鲜战争的发生密切相关。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随后参战，为了抗美援朝，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邀赴朝，保家卫国。关于“爱国”，是从民族矛盾的角度出发，我国城市、乡村在各行各业中掀起了各类声援活动，大多冠以“爱国”的称号，如“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爱国生产运动”“爱国公约运动”“爱国节约运动”等，这些爱国运动是在抵抗美国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与当前政治形势密切结合的”(16)《煤矿中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人民日报》1951年1月30日，第2版。，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使各类爱国运动迅速展开。

“爱国卫生运动”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具有类似的特征，是爱国运动在卫生领域的一个集中体现。与上述爱国运动稍有差异的是，爱国(防疫)卫生运动虽是在抗美援朝这一大背景下形成，但其直接动因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与抗美援朝并不完全同步。1952年3月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前期名称大多称之为“爱国防疫卫生运动”，至6月后才逐渐演变为“爱国卫生运动”。

1.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兴起

1952年初，美国为了挽救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公然违反国际法，“在朝鲜北方及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17)舒云：《挫败美国的细菌战》，《党史博览》2002年第3期。2月19日，毛泽东主席作了指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此后，大规模的反细菌战在周恩来总理的部署下在全国展开。

反对美国的细菌战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的成果和人民对于卫生防疫的关注。《人民日报》从多方面开始报道爱国卫生防疫运动的重要性。“应当教育群众，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恶毒阴谋不要麻痹，而要提高警惕，并且广泛发动大家组织起来，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彻底扑灭或准备随时扑灭美国侵略者撒下的带有细菌的毒虫。”(19)《加紧进行防御细菌战的宣传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3月23日，第4版。3月23日，《人民日报》以“防御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为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动员，“为了击败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除了那些已经发现敌机投下带菌毒虫的地方，应该采取紧急的防疫措施之外，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学校，都要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作好防御细菌战的准备工作。”(20)《防御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3月23日，第4版。因此，相对于1949—1950年初的卫生防疫范围而言，爱国卫生运动不再局限于一个城市、一个村庄、一个企业而是扩展到全国的农村、城市等各个领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卫生防疫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卫生防疫的普及力度。这种卫生防疫工作具体包括建立卫生防疫机构，保持环境的清洁；大力捕灭害虫，清除污水和垃圾，改造粪坑，尽量不让它滋生蚊子和苍蝇；注意饮食卫生，增进身体健康；重视卫生防疫，进一步种痘和打防疫针。(21)《防御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3月23日，第4版。

从媒体视角看，从1952年4月至7月间大多使用“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作为卫生运动的称号，替代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4月28日，全国政协在《为庆祝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的号召》中提出“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为增进人民健康而奋斗”。(2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一九五二年五一劳动节的号召》，《人民日报》1952年4月28日，第1版。4月29日，中央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宣布，全国的护士，及其他医务工作者都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医学知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学习先进医学知识，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和增进人民的健康而奋斗。”(23)《中央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宣布：今年起将我国护士节合并在“五一”节举行，中华护士学会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拥护》，1952年4月29日，第1版。全国政协、卫生部、全国总工会在纪念号召中都将“防疫”提到“卫生”之前，这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这一场卫生运动首先应对的是美国的细菌战，这就要求首先要做好防疫工作，将防疫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战略地位。

同年5月、6月，周恩来总理和卫生部部长贺诚两次联名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和《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236页。“在六月将继续检查、督促各大区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消灭死角，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1、236页。从汇报看，尽管至此时美国的细菌战没有再深入发展，但卫生部门把防疫问题仍然摆在卫生的重要位置，5月份确定为全国卫生防疫突击月，6月份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

2.“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正式出现

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使用爱国卫生运动的概念是在1952年6月下旬。“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争，是保卫祖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26)周华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1949年10月—1991年12月)》，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6月27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朝鲜人民抗美战争两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爱国卫生运动”(27)《我国各地纪念朝鲜人民抗美战争两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6月27日，第4版。这一名称；6月28日《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了天津、重庆、安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自此，“爱国卫生运动”这一概念取代“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成为主流媒体的使用词。将“防疫”二字去掉，这是由于来自细菌战的威胁减小，卫生防疫运动由应急运动转向经常性、常规性的活动。“美国的细菌战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疫区没有大面积流行传染病。现在看，这一方面是因为朝鲜和中国东北正处于冬季，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政府重视，全民动员，对细菌战打了一场全民参加的人民战争。”(28)舒云：《挫败美国的细菌战》，《党史博览》2002年第3期。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是人民大众的保健工作的重要部分。它对于增进人民健康和加强国家建设的力量，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卫生运动不仅具有季节性，而且具有经常性。”(29)《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5日，第1版。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各地深入的开展，我国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注意卫生已逐渐成为群众自觉的习惯”。(30)《注意卫生已逐渐成为群众自觉的习惯》，《人民日报》1952年11月5日，第6版。《人民日报》对各地卫生成绩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在北京，北京市由于发动了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铲除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大量垃圾，把满蓄臭水的龙须沟修成下水道，把陶然亭与龙潭修筑成美丽的风景区，出现了苍蝇几乎绝迹的奇迹。”(31)《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周总理指示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1版。“成都市自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经过五次群众性的大扫除后，已清除了长期堆积的垃圾九万多吨，疏通沟渠十二万五千余公尺。该市一条两百多年没有疏掏的大悲巷臭水河，经过这次疏浚，已变成了清水河。”(32)《成都、昆明、贵阳等地爱国卫生运动有成绩》，《人民日报》1952年7月18日，第3版。

3.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为了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新中国在卫生医疗系统外，成立了领导群众卫生运动的专门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爱委会”)，旨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1952年3月14日，“为了组织和领导反对细菌战的工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委员”(33)《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编写组：《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数月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区、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机关、部队、团体都成立了相应机构，成为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的重要机构。《人民日报》中最早出现的地方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广州市，1952年7月11日，“在广州市人民政府举行联席扩大会议，通过成立广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及广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实施办法”(34)《广州市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人民日报》1952年7月21日，第3版。，其他省份随后也相继建立。该机构名称的统一和职能的确定始于1952年末，周恩来在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一九五二年成立之各级领导爱国卫生运动机构今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央级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央以下各级冠以各行政区域或单位名称)，其职责为领导反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3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1版。还进一步厘清了医疗防疫与卫生运动的区别，指出“一般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工作仍由各级卫生部门负责”，各级爱委会成为群众性卫生运动的领导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产生对推动运动持续稳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加强了党的卫生组织建设，形成了卫生运动的长效机制。

三、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深化

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的，一定程度上体现应急运动的特征，但它在完成粉碎细菌战这一目标后，并没有完全停止，而是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成为专有名词延续至今，其内涵在实践中逐渐深化、丰富。

1.爱国卫生运动由“政治任务”向常规性的卫生活动转变

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过程中逐步提出由应急行为向常规性活动的转变，这在朝鲜战争未结束时就已展开。1952年6月，“反细菌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美国的细菌战没有进一步扩散，人们对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也出现松懈的状况。“少数领导人对爱国卫生运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麻痹大意，对这一工作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有的认为卫生工作仅仅是卫生人员的事情，影响了卫生工作的普遍开展。有的缺乏长期打算的观点，把卫生工作当作临时任务，他们以为‘浪头一过，万事大吉’。这些有害的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36)《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5日，第1版。

1952年7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进一步加强爱国卫生运动”，强调“爱国卫生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爱国卫生运动必须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必须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37)《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5日，第1版。这些思想对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制度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空间上，爱国卫生运动的范围逐步扩大，由东北、沿海向内地深入，由城市向农村推广，卫生运动是人们卫生意识提升后的一种自觉行为，形成群众性和经常性的运动。“华北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已向广大农村开展。河北省各地的一般城镇和农村，都进行了一次到三次群众性的清洁大扫除。……辽西省等提出了‘普遍全面，深入彻底，保持经常’的口号。全区不少城镇和农村群众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或把清洁卫生活动订入爱国公约；部分市县和农村还实行了‘人民卫生日’。”(38)《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继续深入开展，现已逐步成为经常性运动，有些地区尚须加强对运动领导》，《人民日报》1952年7月26日，第1版。8月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在华东暨上海市人民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更普及、深入、经常地展开爱国卫生运动”(39)《更普及、深入、经常地展开爱国卫生运动：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华东暨上海市人民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8月8日，第1版。，“这是个长期的建设工作，不应是一阵风过去就完了的。我们必须把爱国卫生工作坚持下去。……使它经常化，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40)《更普及、深入、经常地展开爱国卫生运动：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在华东暨上海市人民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8月8日，第1版。

1952年12月，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会上，周恩来总理指出：“由于美帝国主义还继续在朝鲜和我国进行细菌战，为了继续打败美国所进行的细菌战，为了增强我国人民的体质，以保证祖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进行，我们绝不能因有一九五二年的成绩而自满，更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继续开展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41)《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周总理指示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1版。1953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在完成春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后，“现在各地运动都已结束，转入了经常性的卫生工作”。(42)《各地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结束》，《人民日报》1953年5月22日，第3版。

2.“除四害、讲卫生”成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新内容

对1952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中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标题的报道进行统计发现，1952年、1953年是报道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与反细菌战的进程是相一致的，这一时期正是爱国卫生运动概念的形成时期。1954—1956年运动走入低谷，爱国卫生运动虽在延续，但从报道的数量看这一时期是明显减少的。

表2 1952—1959年《人民日报》以“爱国卫生运动”为标题的新闻稿篇数

1956年，爱国卫生运动进入到“除四害”的新阶段。在《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除四害”的原则要求，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增加粮食收入，同时消灭传染病的传染源，保护人民的健康。“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提出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43)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卫生部卫生防疫司：《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这一方案提出后，并没有引起人民群众足够重视，从《人民日报》报道数量也可窥其一斑。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在外部原因消除后，如何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缺少新的动力。“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不普遍、不深入的缺点”，“直到一九五七年冬，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没有动起来”。(44)《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卷，第50页。有的干部、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重视程度不够，“有些人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为反对细菌战而发动起来的，抗美援朝战争既已结束，爱国卫生运动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45)《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卷，第50页。

针对上述情况，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对爱国卫生运动做了具体要求和布置。同年11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专门召开了15个省、市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大会，进一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对“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运动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会议指出，“结合冬季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冬季积肥运动而同时进行对于冬季各项卫生工作的布置，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对做好爱国卫生工作意义的认识。使群众认识到生产运动、积肥运动、群众的文化运动与群众的卫生运动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整体的道理”(46)《认真总结几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第8版。，逐步确立了“除害灭病，保障经济建设”(47)《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卷，第50页。的方针。1957年冬起，各地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潮，“户户参加、人人动手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已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布置动员较早的安徽、四川、山西、辽宁、浙江、贵州等省，从11月份起到目前止，运动已普遍地推行到群众中去。”(48)《户户参加人人动手，消灭四害讲究卫生，全国冬季爱国卫生运动胜利开展》，《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第7版。冬季开展卫生运动不仅考虑农民生产的特点，利用了农闲的时间，也考虑了传染病、农业病虫害的特点。“各种病虫在冬季都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过严寒，一般不能活动。……在冬季防治病虫害代价小、收效大。”(49)《抓紧冬季有利时机，防除病虫和害鸟害兽》，《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第2版。

由此可见，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爱国卫生运动由一个政治任务逐步转变为群众生产、生活中一部分，将卫生运动与广大人民的生活、生产进一步结合，赋予了爱国卫生运动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在实践中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1960年代初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地区开展了“两管五改”活动(两管指管理粪便、管理水源，五改指改良厕所、畜厩、水井、环境、炉灶)，从本质上看，无论是“除四害”的思想还是“两管五改”的内容，仍是在控制传播源及传染病的载体，与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思想是一致的。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启示

实践证明，爱国卫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卫生工作实践中的运用，它以爱国为动力，以预防疾病为目的，通过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卫生防病工作的方式推动卫生事业的前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工作方式。“爱国卫生运动方式是符合我国国情并深受广大卫生人员和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对动员亿万人民积极投入到防病治病、改造自然、改变自己不卫生习惯的伟大行列，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50)湖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岳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编：《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卫生工作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阻击了美国的细菌战，也在卫生、环境、传染病防治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个人卫生也有了显著提高，爱清洁、讲卫生，开始成为社会的新风尚”；(51)《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第4版。“天花、鼠疫和黑热病已基本消灭，常见的几种急性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回归热、麻疹、百日咳等的发病率大为降低，血吸虫病已在一百九十二个县市基本消灭，约占流行区的60%。”(52)《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第4版。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经验是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53)《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3版。

爱国卫生运动从最初的以防疫为重点转向改进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习惯、风俗等后，群众更是卫生运动的主体，“这当然必须经过群众运动，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54)《切实作好爱国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4月15日，第3版。，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程度直接决定卫生运动的效果。群众既是卫生运动的参与者、服务对象，也是卫生运动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宗旨。“群众在进行这些工作时，不仅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技术经验，而且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卫生工作组织经验：像这些惊人的成绩和丰富的创造唯有在广大的群众运动中间才能出现。”(55)《切实作好爱国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4月15日，第3版。

2.加强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是运动成功的根本保证

爱国卫生运动的形成、推动与党的领导和党对卫生工作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运动不断发展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56)《把爱国卫生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第4版。新中国成立伊始，各级人民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采取普及和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卫生组织，同时在卫生系统外设立了各级爱委会，及时预防疫病的发生，并加强对疫病的治疗，因而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获得巨大成就，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在运动的推行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视和持续推动也是其制度化、常态化的重要因素。1952年12月，毛泽东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1957年，周恩来总理对爱国卫生运动强调“一定要使运动经常化”(57)《国务院机关积极除四害讲卫生，周总理指示要使运动经常化》，《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第7版。，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该项工作的重视。

爱国卫生运动短期内实现了疾病预防、卫生环境、医疗状况的整体提升，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它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深切关怀和极端重视，说明了新中国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来逐步使人民摆脱疾病的痛苦”(58)《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5日，第1版。，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它是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一项具体措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人民对于党领导开展爱国卫生活动是衷心感谢的。许多地方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共产党,真英明,事事为了我人民,除掉三害(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除四害,挖掉穷根断病根。’”(59)《爱国卫生运动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5日，第5版。

3.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群众卫生运动的工作方法

爱国卫生运动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群众卫生运动方法：将疾病治疗与疾病预防相结合，将医疗专门人才和群众相结合；将经常活动与突击活动相结合；将卫生与生产、生活相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中开展的卫生清扫、环境整治、除害灭病等方法是为了克服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通过消灭传染病的载体和生活场所，化被动救治为主动预防，用制度优势弥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医疗卫生条件总体比较落后的劣势，起到了投入少、效果突出的作用。在运动中既发挥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作用，又发挥群众运动的特点，“只依靠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不发动群众一齐动手，要对付这么多的虫害和疾病是困难的；只发动群众而忽视发动医药卫生工作人员，不注意医学科学和专门技术的指导，除害灭病也是困难的。”(60)《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9年2月4日，第7版。

将常态化运动与突击活动相结合，“没有突击性活动，不容易普遍地发动群众，没有经常性活动，不能巩固已获得的成果，并继续将运动深入推进。”(61)《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人民日报》1953年1月4日，第3版。在突击运动中，集中开展春季、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后来又形成了爱国卫生运动月，通过集中的时间段着重解决主要问题；在经常性运动中完善爱国卫生运动机构，注意贯彻执行经常性的卫生制度，巩固突击运动的成果。

将卫生工作与生产密切结合。“如工业方面，将工地卫生与安全生产结合起来；农业方面将积肥造肥与改善环境卫生、铲除蚊蝇孳生地结合起来，田间管理保苗护粮与灭鼠灭雀结合起来等等，都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可以坚持经常的办法。”(62)《把卫生运动更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人民日报》1959年8月20日，第4版。爱国卫生运动与生产结合起来，利用生产空隙来进行卫生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样既不影响生产，也易于为群众接受，深化了卫生运动的效果。

6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运动重点也呈现阶段差异，但通过凝聚社会的力量积极融入到卫生事业的群众运动方式始终没有改变。“爱国卫生运动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共同解决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63)《世界卫生组织颁奖表彰我国爱国卫生运动65年辉煌成就》，《人民日报》2017年7月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