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媒介框架研究

邓天奇，张 敏

（1.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024）

一、研究背景

日本新闻事业发达，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为代表的传统报业集团构成了日本主流媒体的中坚力量。近来，日本传媒业面临巨大挑战，政治选举所引发的新闻意识形态的两极分裂更为显化，言论界的涉华舆情呈现出愈发严重的分化趋势。在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场域的语境下，社交媒体散播的混乱信息制造出全民的“后真相狂欢”以及非理性的“媒体敌意效应”，越来越多的日本媒体在面临意识形态分裂与专业主义困境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二者择一”的图式，采取“非左即右”的方式来进行涉华报道，从而在媒体上获得较高热度。

2020年，作为突发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公共卫生舆情的动荡深刻影响了世界新闻传播实务[1]。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集全国之力有效地阻断了疫情，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抗击新冠肺炎期间，日本政府和民间多次释放善意并付诸外交实践，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2]。然而，在日本言论界，关于中国疫情防控的谣言与不实指控却时有出现，整体舆情呈现出政治化倾向。虽然大部分日本媒体能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和评述中国的抗疫动态，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右翼媒体趁机攻击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在西方“中国病毒论”的议程下进行涉华新冠肺炎报道，一定程度上煽动了日本民众的排华情绪，导致日本民众只能从一个不真实的“拟态环境”中去感知和评价中国的抗疫行动与国家形象。这种认知偏差极大地阻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进。

鉴于此，本文对日本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对应对其在民众间引起的波及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识别报道文本的框架是了解报道倾向与媒体态度的重要途径，必须通过研究媒介框架来剖析日本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进而探讨影响日本媒体疫情报道倾向、解读视角的多重因素。

二、研究方法

框架理论是戈夫曼所提出的一种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新闻媒体如何介入受众选择客观现实的过程有较大参考意义，可以在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考察文本与社会观念的联系。只有充分了解媒介话语产生的语境，才能客观评估舆论的有效性。因此，框架分析已经不单单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含有批判倾向的研究范式，可以向我们揭示传播者对符号与文本的操控[3]。Entman（1991）认为框架涉及选择和凸显，主张媒介从业者对事物的选择和凸显会影响受众对事物的理解进而影响到媒介框架的建构[4]。本研究基于Entman的理论，将框架的具体维度限定为题材、议题、类型、信源、情感倾向5大类，作为后续研究的分析维度类型。

研究旨在全面掌握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走势、态度与特点，在文本选取上，基于谷歌平台以“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和“中国”以及“Covid（新冠病毒缩写）和中国”的2个关键词组合进行检索，抓取了日本5大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疫情报道的新闻语料。新闻语料涵盖了2020年1月到10月期间《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共1522则，其中《朝日新闻》388则、《产经新闻》315则、《读卖新闻》395则、《日本经济新闻》294则、《每日新闻》130则。经过人工排除重复与无关项后，自建新闻语料库收录了1090则报道。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新闻》在网页上发布的新闻稍有不完整，部分新闻在发布过后删除，没有留下相关记录。

为考察日本主流媒体对“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认知情况，研究基于前述设定的报道题材、报道议题、报道类型、报道信源、情感倾向5大维度，对所涉及的1090则报道进行了编码。此外，该部分还通过SPSS分析软件对编码列表进行了一致性核验，结果显示所有分类维度的kappa值均大于0.75,证明分类维度具有一致性与可行性。具体新闻文本分析通过Mecab软件所提供的词频列表检索工具实现。研究主要聚焦以下研究问题：（1）日本主流媒体关于“涉华新冠肺炎”的报道呈现出怎样的媒介框架？（2）是何种原因促使日本主流媒体选取了这些框架？

三、研究发现

（一）题材框架：政经、卫生与社会视角的全方位阐释

新冠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范畴，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则是社会不同部门议程的一部分，其与经济、社会、政治，也与人权、种族、文化等存在密切关系[5]。研究发现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解读视角涵盖了政治、经济、卫生、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其中从政治、卫生、社会、经济角度开展的报道最多，分别占整体的30.6%、29.2%、23.2%、16%（见图1）。

图1 报道题材分布

在所有题材的报道中，政治类报道最多，主要围绕中国同美日澳等世界大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展开，如《朝日新闻》的报道《美国三成国民认为新冠病毒系人造》《美议员称中国试图破坏西方国家研发新冠疫苗》，《产经新闻》的报道《美国国务卿称已经掌握多数证据证明疫情源头在武汉》均聚焦于中美之间关于感染源、疫苗开发的争论等重要议题展开。又如《产经新闻》的报道《疫情之后的中日关系》，《每日新闻》的报道《安倍晋三首相在记者会上称日本防疫措施将追随美国》反映了中日关系之后的走向及日本政府在疫情当下的立场。此外，中澳关系也是报道中的一大焦点，如《产经新闻》的报道《中澳对立强化，澳方坚持调查中国》，《每日新闻》的报道《中国政府呼吁人们不要去澳大利亚旅游》反映了中澳在疫情期间日趋紧张的外交关系。这类报道在细节上多经不起推敲，在报道的情感倾向上也大多为负面，但却在极大程度上迎合了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对华意识形态偏见。

另一方面，日本媒体也重点关注了新冠肺炎期间中国的公共卫生以及疫情发展现状。卫生类报道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国疫情发展动态以及医疗情况的跟进。如《读卖新闻》的《中国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6000人，132人死亡》，《朝日新闻》的《院内感染、上吐下泻、武汉医疗情况堪忧》等报道。另一类则是对中国抗疫措施、经验以及技术成果的说明。如《产经新闻》的《中国隔离措施长期化》，《朝日新闻》的《新冠疫情中国的经验：“一出现感染者立刻封锁管理”》，《每日新闻》的《中国采用CT快速诊断新冠，减轻医生负担》等报道。

社会类报道主要围绕中国疫情期间发生的时事新闻、社会事件展开。如《读卖新闻》的《中国高考开始》《中国放映抗疫电视剧》《日本人制作的武汉疫情纪录片在微博发布》等报道，《每日新闻》的《中国人居家隔离，青少年上网课导致视力问题加剧》等报道。另外，中日在疫情期间的相互支援也是报道的焦点之一，其多聚焦于中日在合作抗疫期间的古诗赠答等众多民间互动。如《读卖新闻》的《福冈市收到来自中国广州的口罩30万个》，《朝日新闻》的《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感谢日本提供的支援》等报道反映了中日两国在抗疫上相互帮助，共同为邦交友好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合作抗疫这类社会新闻的情感倾向多为正面，这反映了中日两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合作上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经济类报道的主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报道疫情给中日贸易造成的影响。如《读卖新闻》的《中国人消费下降，日本企业大受打击》《受疫情影响，日本免税店营业额大幅下降》等报道反映了日本经济依赖中国的现状。第二类则是报道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回暖对日本的影响。如《朝日新闻》的报道《日系汽车在中国销量大增》，《产经新闻》的报道《中国进出口博览会上日企受人瞩目》均聚焦于中国经济恢复后给中日贸易带来的积极影响。

（二）议题框架：中美关系贯穿议程始终

虽然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新冠疫情报道的新闻议题包括疫情发展动态、政府最新举措、经济发展影响、国际外交形势、市民生活状态等，但中美关系及相关动态往往成为日本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的政局影响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进而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晴雨表，三国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日本媒体涉华疫情报道中，美国对华态度或中国对美态度相关议题的热度甚至超过了疫情发展动态本身。

新闻标题从语义上涵盖了报道的中心信息，从认知上为记者的新闻报道和读者的新闻阅读提供了认知框架[6]。因此，标题中的关键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闻的议题框架和整体评价。研究采用Mecab词语词频统计软件，对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标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人工剔除助词等虚词，生成了20大关键词，如表1所示：

表1 日本媒体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关键词列表TOP20

由表1可知，除与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相关的“中国”“新冠肺炎”“感染”“武汉”等关键词外，“特朗普”“美国”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也居于前列。这体现出了日本媒体对美国态度的高度关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政府无视中美共同利益以及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现实，主张对华进行全面遏制，在中美关系上鼓吹“脱钩”[7]。既然日本媒体高度关切美国态度，那么在报道框架与话语策略上则必然受到其影响。新冠肺炎期间反智主义驱动下的美国新闻话语极大地左右了日本媒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在涉及中美关系的疫情报道中，日本大多数主流媒体承袭了美国话语中“中国责任论”的架构，在没有明确科学证据的前提下制造了错误与混乱的涉华疫情信息流动。如《朝日新闻》的《蓬佩奥责难中国扩散疫情假情报》《美国认为中国隐瞒疫情》《“感染扩散是中国的责任”，特朗普要求中国赔偿》等报道均围绕美国所生产的“中国责任论”话语进行展开，无视世卫组织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源头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针对疫苗开发，日本媒体也主动承袭美国一直秉持的“中国阴谋论”等话语。如《产经新闻》的《美国国务卿指责中国窃取疫苗情报》《FBI对中国窃取情报一事展开搜查》等报道均引入了工具化的美式“意识形态”谎言，来配合美国污蔑中国的疫苗开发。国家利益是新闻媒体开展报道活动的出发点，为了制衡中国，许多日本媒体不断配合美国的政客大肆污名化中国，将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病毒。

可以看出，在中美关系趋于对立的环境下，短期内日本并不能完全摆脱美国经济与军事霸权的双重束缚。因此日本的部分右翼媒体在涉及中美大国关系的相关议题时，在态度和立场上选择一面倒向美国，整体戴上有色眼镜，采取了政治上对抗中国，维护日美同盟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日本媒体针对中美关系这一议题呈现出理性、中立的态度，如《读卖新闻》的《新冠疫情是否会影响中美合作》《中美必须协力合作，否则国际秩序大乱》等报道强调了中美在疫情背景下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关系破裂对世界的巨大负面影响。这显示出在后真相时代，部分日本媒体在中美大国博弈间仍保持观望态度。毕竟在后疫情背景下，中美不可能完全走向对立，日本也根本不可能与中国实现完全脱钩。

（三）态度框架：借西方信源传递负面情绪

通过对1090则报道的情感倾向进行考察发现，日本主流媒体涉华新冠肺炎报道的情感倾向虽整体呈中性，但其中也不乏一定数量的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共有60条，占比约为5.5%，与大量的中性报道一同构成了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偏颇态度框架。

本文对日本涉华疫情报道的所有信源进行统计后发现: 在信源数量上，除引用中国政府机构的223则超过引用国外政府机构的104则外，引用国外媒体机构、国外学者、国外官员信源的报道量均远超引用中国媒体机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官员信源的报道量（见图2）。可以看出，虽然报道主题为涉华疫情，理应重视中国的相关信源，但日本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却多使用国外信源来进行新闻生产，中国的抗疫形象很大程度上被“他塑”而非“自塑”。进一步对所有60则负面报道的信源进行筛选后发现，虽然无引用国外政府机构信源的负面报道，但引用国外官员、国外媒体机构、国外学者、国外其他信源的负面报道却分别达到了4则、9则、15则、15则，占据了负面报道总数的71.7%，其多采取直接引语的方式来鲜明地嵌入西方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借此表达对中国抗疫所持有的负面态度。其他28.3%的负面报道中虽然也援引了来自中国官员、中国媒体机构、中国学者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观点，但这些信源观点的话语修辞与篇章结构多被日本媒体进行了加工与重塑，改造成基于主观想象的流言，融入了日本媒体既有的偏颇情感框架，进而假借形式上的客观性来凸显中国抗疫的非合理性。

图2 报道信源分布

研究发现负面报道中引用的西方媒体信源分别来自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与英国的《金融时报》以及路透社。如《产经新闻》的报道《非洲各国希望中国改善国内差别对待罹患新冠肺炎人群的做法》引用路透社关于广州黑人群体接受新冠检查的报道，转述了路透社所描绘的黑人群体被迫在大街上过夜的不实消息，进而与其他负面语料一同结合起来塑造出“惨无人道”的负面中国形象，试图引起日本民众的共情。《朝日新闻》的报道《真实的疫情信息难以传达到习主席处是中国疫情应对面临的严重问题》则转引了《华尔街日报》在2月刊发的争议报道《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isthe RealSickManofAsia），借此来引入对中国的信息透明与政府沟通机制的怀疑。在所有的负面报道中，来自西方政府官员的信源主要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3人，如《产经新闻》的《马克龙总统认为中国隐瞒疫情》一文引述了马克龙关于中西疫情应对的看法。马克龙在原报道中进行了政治隐喻，主张“信息自由流通的国家与隐瞒真相的国家不具有可比性”。该报则借此观点进一步批判了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的诸多举措。除此之外，负面报道引述的日本国内政府官员则主要是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馨祐以及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等具有浓厚西方背景的保守派人士。

近代以来，日本在亚洲各国中率先建构起近代国家的格局，在社会思潮上强调“脱亚入欧”，且现代日本也多被定义为“西方国家”，这便导致日本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的亲近性。因此，日本媒体更倾向于采取西方信源来进行涉华报道。新闻生产是根据信源所进行的再写，把多个新闻话语转写成对某新闻事件的权威描述[8]。在当前以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为主导的西方涉华话语生产机制影响下，日本主流媒体在进行涉华新冠肺炎报道时往往先入为主，制造大量负面的报道，借用西方的引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继而影响普通日本民众对涉华新冠肺炎相关事件的看法。

（四）叙事框架：新闻价值影响下的冲突镜像

虽然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在媒介呈现上显示出基本客观的立场，但仔细分析其语境便不难发现，日本主流媒体的叙事中更加强调凸显冲突议题，个人化、情绪化、偏见化的表达时有出现。其常用的策略是采取大量的隐喻，通过一些特定词汇的引用夸大事件本身，运用一种技巧性的话语手段来报道中国疫情，试图塑造中国抗疫的“非合理性”。如《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国加入新冠疫苗联合采购，展现出妥协姿态》强行引入中美竞合框架，认为中国参与新冠疫苗联合采购是为了彰显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基于传统想象塑造出“中美疫苗竞争”这一并非真实存在的冲突类型。此外，在关于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暂缓蚂蚁集团上市的报道中，《朝日新闻》巧妙地用“强化监视”这一词语代替了“强化监管”，在不了解中国金融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主观臆断地塑造出中国政府与企业的冲突图景。“监视”一词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语境中均为带有一定负面意义的词汇，《朝日新闻》将“监管”夸大为“监视”，强行将单纯的经济议题引入长期以来预设的“中国低人权”框架。这与日本媒体一贯主张的“有罪推定”“揣测”的报道方针相符。

除中美竞合关系、政企冲突外，日本主流媒体在涉华疫情报道时，还分别在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层次强调了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关系，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冲突以及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内部的“冲突”。在内地与香港关系上，日媒常通过直接引述香港“民运”分子的话语来凸显对立，如《产经新闻》的报道《“香港民主派”警告中国不要趁新冠之乱生事》首先在新闻标题上先割裂内地与香港关系，将香港上升为与整个中国并列的政治实体，进而通过突出香港“民运”分子、前港英总督彭定康等人对涉港政策的不实解读，营造出内地与香港各界的“冲突”框架。关于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日本媒体强调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冲突，如《朝日新闻》的报道《新冠加剧供给网去中国化，越南持续获得机遇》《借新冠之机，越南争夺中国生产基地》等均将常态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描绘为资本逃离中国，夸大了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冲突，而忽视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协力关系。在社会阶层上，日本主流媒体放大了中国国内居民与海外归国人士的摩擦，如《产经新闻》的报道《中国警戒归国者带来新冠逆流，媒体呼吁请待在原地》试图描绘出中国对归国人员施加高压态势的图景，夸大了普通民众与归国感染者的不满情绪。

究其根本，日本媒体在进行涉华疫情报道时强调冲突镜像可以归因于传统的冷战思维在日本国内仍然有较大市场。冷战思维是一种对抗性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模式的长期浸润下，部分日本民众更愿意看到中国出现问题、产生冲突的新闻，更加乐于接受中国抗疫的成功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这一说法。受众需求影响媒体的报道方针，鉴于激烈的媒体间行业竞争，日本媒体引入了冲突性框架来进行涉华疫情报道的话语生产。

四、结论与讨论

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难以调整既定方针，政策上回旋余地不大。这导致日本媒体在应对各类重大议题时，考量机会较少，重大的利益交错使得日本主流媒体更加倾向于贯彻美国的意愿。从媒体运作机制上来看，其并没有脱离西方政治与新闻理念的影响，只是徒有“第四权力”之躯壳，始终被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所绑架。因此，日本主流媒体的涉华疫情报道在微观的具体新闻文本采写上基本沿用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所惯常采用的博弈思维与对抗性解读。

框架分析结果显示，日本主流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议题、叙事以及态度框架均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整体营造出一种“中性但偏向于负面”的中国形象。这些报道背后隐射的是日本所秉承的“西方中心主义”，其通过故意凸显和刻意夸大中国的负面形象来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但是也需要看到，仍有一部分日本主流媒体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对于中国与日本进行的抗疫合作进行了报道。这表示日本主流媒体也在不断进行调试，对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全球治理问题持观望态度。这些正面报道也印证了中日各界之间关于加强合作、共同抗疫的共识，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今后提升对日传播效果之关键。

事实上，日本主流媒体所报道的中国与日本在疫情初期开展的各项抗疫合作与守护相望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发展势头持续向上，人文交流日益增多。2019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日参加“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与日本领导人就文化、旅游、传媒、青少年等领域的人文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9]。中日两国关于文明互鉴的共识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长远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民意基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中日民间的赠答诗词为载体所讲述的“中日抗疫故事”既体现了古代东亚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线索，又彰显了现代中日两国经济、人文交流频繁的现实图景。中日关系在讲述抗疫合作的故事中不断发展，这不仅拓展了两国的合作领域和互助空间，也给国际社会的抗疫提供了可借鉴的合作机制。

鉴于此，中国应进一步与日本加强抗疫合作，努力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在对日外交中更多呈现出协商对话、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姿态，促进两国人民的心灵相通。同时，还应在后疫情时代开展各类人文交流与合作，推动日本主流媒体讲好这些故事，发挥往来人员的桥梁作用，唤起中国与日本民众关于历史、文化的更多共识，为开拓中日务实合作新局面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