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市博物馆藏北朝铜观音五尊像赏析

□王丽蓉 牛文楷

观音菩萨是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代表，拥有“慈悲救世、普度众生”的品格，是中国宗教信仰中最受欢迎的神祇之一。观音信仰自魏晋时期传入，不断融合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其造型经历了世俗化和本土化的演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甘肃省平凉市博物馆藏有一件精美又独特的小型复合式铜观音造像（图1）,征集于平凉崇信，高22厘米，由主尊观音菩萨、二胁侍菩萨、二弟子组合而成。主尊观音头戴莲花冠，面相长圆，眉目清秀，颈佩项圈，斜披络腋，下着出水式长裙，璎珞于腹前穿环下垂至膝，帔帛横于膝前向上绕肘，沿两体侧自然下垂。左手下垂执净瓶，右手上举握柳枝，跣足立于仰莲座上。头光另铸，为桃形，中间与主尊观音头部连接处浮雕一朵莲花，从上、左、右不同方向伸出三茎莲蓬，有三躯形象大小雷同的小佛结跏趺坐于其上，皆作磨光高肉髻，内着僧祇支，外着双领下垂式大衣。头光外缘线刻火焰纹。两侧胁侍菩萨，头戴莲冠，宝缯下垂，身着衫裤，披巾自双肩搭下后于腹际交叉打结作X状，跣足立于分生的莲花茎上。莲瓣形头光饰火焰纹。二弟子光头，面相方圆，一位身着袒右袈裟，另一位内着僧衣，外着半披肩袈裟，二者对面而立作护法状。五尊造像，均作榫卯式安插在上圆下方的四足台座上，插合方便，适合外出携带供奉。1996年，该造像被国家鉴定委员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图1 北朝铜观音五尊像

图2 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张丑奴造像碑

图3 北周菩萨立像

一、铸造年代

这件铜观音五尊像，制作精良，生动淳朴，整体设计组合体现了一种游离于正统佛教之外的民间观音信仰状态，充分反映了匠师朴素健康的审美情趣。器身未铸刻铭文，专家组初步鉴定该造像的铸造年代为北朝时期，还可做进一步的判定。就造型风格而言，五尊像各体躯刚劲，略显笨拙。主尊菩萨肩部开阔，有体量感，腹部略向前凸，从侧面看体态有弧度而且显得扁平。腰部稍带曲线，但无动态，这是受东部地区北齐风格影响的结果。另外，该造像主尊“X”形璎珞颗粒粗大饱满，披帛在膝前呈“U”形；面容人性化，具有亲切感；颈脖处有横道等诸特点，已显露出隋代造像风格的端倪[1]。两胁侍菩萨造型蕴含北齐造像特色，式样与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张丑奴造像碑第二层外侧两胁侍菩萨基本相同。（图2）以甘肃泾州龙兴寺出土的北周菩萨立像（图3）和隋代菩萨立像（图4）为标准器做比较，可确定该造像式样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可基本判断该造像铸造年代应该在北周末期至隋初。

二、造像特色

这件铜观音菩萨五尊像，造型设计独特，内容题材新颖，体现了观音菩萨在佛界不同凡响的身份地位，反映了当时民众对观音信仰的独特理解。

一是观音菩萨莲瓣形头光中浮雕有三个以莲茎相连的坐莲化佛。从一朵盛开莲花的底部，向不同方向伸出三朵莲蓬，有三躯形象雷同的小佛各结跏趺坐于其上，三佛大小相同，皆禅定印，仅面容宽瘦不一，衣领微有区别。佛教用莲花的品质来配合最圆满佛陀果位的性质，坐莲化佛与观音结合表现了人们对西方净土思想的信仰，该题材在相关石窟造像、壁画或石雕像中多有表现。小型金铜造像，背光中亦出现有化佛，但这种头光中有三化佛且以莲茎相连的造型设计发现并不多，且造像身份确定为释迦牟尼佛或者弥勒像[2]。如：新乡市博物馆藏的一件北魏弥勒铜造像，背光中心为一浅刻张开的四瓣莲花纹,其上部有带背光的听法坐佛三躯（图5）；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一件北魏比丘尼恩造释迦牟尼佛坐像，在背光与头部连接处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在莲花的上、左、右三方各浮雕有化佛，结跏趺坐于带有莲茎的莲花之中（图6）；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的一件隋代释迦牟尼石佛坐像，桃形头光上简易浮雕有以莲茎相连的三躯坐佛（图7）。早期铜佛造像中，背光上浮雕三化佛的，还有北魏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刘道隆造佛坐像、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比丘尼法度造佛像、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乐某造佛坐像等。观音菩萨作为阿弥陀佛的弟子，职责是协助接引这个世界的众生到西方净土世界，将继承佛位主持西方接引事业。该造像主尊观音头光中出现三化佛，突出体现了当时民众对观音菩萨信仰热衷的程度，其地位上升到了可与释迦牟尼、弥勒佛相比的地步。

图4 隋代菩萨立像

图5 北魏弥勒铜造像

图6 北魏比丘尼恩造释迦牟尼佛坐像

图7 隋代释迦牟尼石佛坐像

二是这件铜观音五尊像中以迦叶和阿难为侍。细看主尊菩萨，右手前侧弟子，面相丰腴，容貌端正，双手抱于腹前，其手势、衣着与莫高窟45窟阿难尊者的形象较为相似；左手前侧弟子则年龄较长，颧骨稍突出，双手在腹前抱拳，亦符合迦叶尊者的形象特征。在汉传佛教造像中，一老一少的比丘像多半是迦叶和阿难尊者。曾有学者对观音菩萨身旁出现迦叶和阿难侍者提出质疑，认为其身份当为弥勒菩萨更合适一些[3]。但有实物资料证明，的确出现有以迦叶和阿难相伴的观音造像，如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的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王贾氏造观音像（图8）、山西万荣县出土的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观世音菩萨像（图9），以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隋秦光先造观音菩萨立像（图10）等，均有铭文可证实主尊身份为观音菩萨。这类造像，年代多集中于北朝晚期至隋代，出土地多在晋陕地区。这一时期，观音菩萨在民间广受崇拜，主要影响因素是“伪经”的产生。诸多“伪经”的产生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之一，它们往往教理浅显，灵验故事居多，体现了民众间极力夸张观音神力的倾向。其中，以《观世音三昧经》和《高王观世音经》流传最广[4]。《观世音三昧经》记载：“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以释迦牟尼说法抬高观音菩萨的地位。《大正藏》版《高王观世音经》记载：“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诵经满千遥,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立摧折。惠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观音神力被无限放大。比较直接的证据是，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的北齐高王观世音经石碑，上半部刻有观世音组合立像，正中为观音菩萨,两侧出现了阿难和迦叶,两位菩萨和两位天王依次居外。（图11）

图8 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王贾氏造观音像

图9 隋仁寿三年（公元603年）观世音菩萨像

图10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秦光先造观音菩萨立像

三、价值探讨

关于杨枝观音形象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尚未有定论[5]。在犍陀罗菩萨像中，观音菩萨表现为戴敷巾冠饰、持莲花（花鬘）的王者形象，笈多朝至后笈多朝时代，“弥勒与观音仍以对称的、互补的特征在发展……弥勒与观音像上出现了头饰、冠饰、标识、持物等特征混淆的现象”，观音出现了持瓶图像[6-8]。

我国早期出现的观音形象，以手持莲蕾、握披帛者较多，最早出现净瓶的是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8年）落陵委造观世音造像。观音右手持莲花，左手持净瓶，上刻铭文为：“太和二年□□□落陵委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躯……”（图12）诸如此类的，有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丁柱造观音立像（日本私人收藏）、北魏太和六年(公元482年)刘遗通兄弟造观音立像（美国菲利尔博物馆藏）、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王奴造观世音像等。相对而言，观音手持杨枝的形象则出现较晚一些。关于杨枝观音的出处，主要依据是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八年（公元406年）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但该经典提到了观音化身的33种身像，却未有关于“杨枝”的进一步说法。目前，发现较早的杨枝净瓶观音像，有南朝梁普通二年（公元521年）陈弘造菩萨像、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铜观世音立像（图13）、南朝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徐大智造观音菩萨立像（图14）等，数量可观，且为单尊立式[7]。北魏晚期至隋，民间对佛造像的形制式样未有严格规定，造像之间存在着相混淆的现象[8]。发现几例早期造像为杨枝净瓶观音造型，铭文却为“无量佛”“天道佛”“佛像”等，不可否认，这也是研究杨枝观音形象起源的途径之一。本文所述这件铜观音五尊像，主尊菩萨以杨枝净瓶之形貌出现，尚属特例。该造像虽未铸刻铭文，但诸多独特的设计表明了观音菩萨与佛相提并论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亦是研究杨柳净瓶观音形象起源的有力佐证。

图11 北齐高王观世音经石碑

图12 北魏太和二年（公元478年）落陵委造观世音像

图13 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铜观世音立像

图14 南朝陈太建元年(公元569年)徐大智造观音菩萨立像

四、结语

综上所述，这件铜观音五尊像，铸造年代可确定在北周末期至隋初。北朝后期至隋，由于观音受传记类经典输入的影响，净土观音、救难观音和般若观音等不同体系的观音信仰融合了起来。同时，受“伪经”流行的影响，民众对佛教信仰的对象发生了极大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观世音造像的急剧增多和弥勒造像的减少。这件铜观音五尊像正是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制作的。该像的整体造型设计独特，主尊菩萨以杨枝净瓶观音形象出现，配以头光中三化佛的设计，又有迦叶和阿难尊者为侍，既在内涵上体现了救难信仰,又在形象刻画上显示出西方净土观音的特色，对研究杨枝观音造型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