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华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故事”是对“往事前例”“往事旧例”的一种习用称谓[1]383,427。汉代善于创造故事,诸如“霍光故事”“石渠故事”“元始故事”,作为典范,这些故事自产生以来,不但影响着汉王朝的施政,而且对后世的政治、文化、礼仪等方面提供了借鉴。然而,应当看到,汉代故事毕竟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若向前追溯,难免令人生出一些疑惑:在故事未发生前,汉王朝凭借什么施行管制?即便故事发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依靠此类形成于当代的人事、规条来管理国家?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些早已流传的圣王传说,如大禹传说,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一种“故事”。它们虽然未必真正发生过,但当它们被效法、被批判之时,便成了制度化的“故事”,这种想象而来的“故事”不仅影响着汉,甚至在秦统一的进程中已显示出其政治功用。
众所周知,大禹故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说大禹治水是该体系中接受度最高的部分,那么,对执政者来说,禹铸九鼎的故事则尤其令人神往。《左传》宣公三年(前606)记载“楚子问鼎”一事,面对楚王对鼎大小、轻重的探问,周定王使王孙满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2]669-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