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出世间轮转回
——袁世凯《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的自我塑造

陈炜舜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 999077)

一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一号洹上钓叟，清末民初政治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德宗、慈禧太后相继驾崩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深感摄政王载沣有害己之心，故称病回籍养疴，在彰德府洹上村筑成养寿园闲居。袁氏此时仍与众多官员保持联系，密切关注时局，以图伺机再起。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任内阁总理，促成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宣统元年至三年间(1909—1911)，袁世凯隐居彰德府养寿园，颇有酬唱之作。袁世凯去世不久，坊间梓行《袁世凯轶事续录》，其中《收买清廷侦探》一条云：

袁归卧后，载沣恐其蓄有异谋，时密派侦探至彰德，以觇其举动。……(袁乃)莳花栽树，饮酒赋诗，以掩外人之耳目。又刊印《圭塘唱和集》，分赠诸亲友及门生故吏，以示其无远志也。未几，载沣果置袁于度外[1]40。

虽殆事后耳食之谈，究可窥见洹村酬唱之性质，以及编集之目的(1)为避免歧义，本文若非确指《圭塘倡和诗》及《洹村逸兴》二书，对于这些诗作皆统称为“洹村酬唱”之作。。宣统二年庚戌(1910)，袁氏次子克文将其父诗作十三题十五首及他人酬唱之作辑录为《圭塘倡和诗》，刊印后馈赠友人。1940年代，长子克定检得乃父部分酬唱手稿，编订成册，并添以跋文、略加评语，是为《洹村逸兴》。比勘两书，去其重复，袁世凯诗作合计有十八题二十一首。由于袁氏的军人形象深入人心，加上其推动帝制大失民望，以致去世后长期声名狼藉。近二十年间，关于袁世凯的历史研究已颇有成果，但对于洹村酬唱诸作的文学研究却仍处于起始阶段(2)2000年后比较值得注意的论述，一为毛翰《民国首脑们的诗》(《书屋》2006年第5期，第4-15页)中有专节讨论袁诗，一为高有鹏《诗人袁世凯》(《中华读书报》2013年6月5日第7版)。然前者限于篇幅，未克进一步深入探讨；后者虽有较细致的文本分析，但体例毕竟接近随笔性质，且对于《寄赠庸庵友人》《病足》等作的某些细部讨论尚待商榷补充。此外，秦燕春《袁氏左右：清末民初的流年碎影》(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有《虽非当行，亦要风流：袁世凯的诗艺情缘》一章，对袁氏的文艺修养与好尚有所肯定，就论袁诗也较为持平，惜篇幅同样不多。而吴盛青近年发表Nostalgic Fragments in the Thick of Things: Yuan Kewen(1890—1931)and the Act of Remembering(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ume6,Issue1,2019,pp.239-271)，论及袁诗数首；然受主题制约，未能由此展开论述。， 这些诗作往往只是当成“以诗证史”的材料来运用。此外，袁世凯作于这一时期的还有一组《自题渔舟写真四首》，并未收录于《圭塘倡和诗》与《洹村逸兴》。这组七律以杂体诗之辘轳体形式创作，而流传较广的仅其一、四首而已。

根据笔者考察，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离京，而洹村酬唱始于宣统二年伊始，活动之结束大约在宣统三年夏。为时一年半的酬唱活动，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始于宣统二年初春，为时约三个月，袁氏得诗八题九首。中期由宣统二年春夏之际至年底，为时约九个月，袁氏得诗十题十二首(大约在当年夏日，袁克文便将已有诗作编成《圭塘倡和诗》，袁世凯此期作品仅收录五题六首；而入秋后尚有五题六首，却未及收录)。后期由宣统三年初至武昌起义前夕，仅有《自题渔舟写真四首》(3)参拙文《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的洹村酬唱因缘》(未刊稿)及《袁世凯洹村酬唱诗之文本载体初探》，载《南山有栲：杨松年教授八十寿辰论文集》(天津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由于《自题渔舟写真四首》并未收录于《圭塘倡和诗》与《洹村逸兴》，且至今流传较广者只有其一及其四，文本原貌的残缺，也影响到内容的诠释。职是之故，本文拟探讨《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的相关问题，以进一步厘清洹村酬唱之实际情况。

二

袁世凯隐居洹上之际创作的诗歌，有一组作品并未纳入袁克文所编《圭塘倡和诗》和袁克定所编《洹村逸兴》，那就是《自题渔舟写真四首》。这组诗作在民国时代虽偶为书刊所提及，却往往只是一鳞半爪。1960年代，袁世凯三女静雪(叔祯)撰写了一篇五万字左右的回忆录，题为《我的父亲袁世凯》(发表于全国政协主编《文史资料选辑》)，文中谈及其父之诗作时，引用了《自题渔舟写真》两首。由于袁静雪之文影响甚大，这两首诗从此也广为人知。然而1916年10月，亦即袁世凯去世未几，有题名野史氏者出版《袁世凯轶事续录》，其中有《吴北山代笔题诗》一条。其言云：

当是时(按：即隐居洹上之时)，项城有“烟蓑雨笠一渔舟”之照，项城披蓑戴笠，作渔翁装，……上端题七字，即“烟蓑雨笠一渔舟”是也。旁有七律四首，款署容庵自题，诸名士和者约十余家，然唱和之什，均不见于《圭塘》一集，不知何故？或谓原作四首，乃系北山代笔，项城深不满意，故屏而不录也。兹录之如左，诗虽不佳，惟项城所不满意者，究不知在何处耳[1]125-126。

所谓吴北山当系吴北江之讹，吴北江即吴闿生(1878—1949)，乃桐城派殿军吴汝纶之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吴闿生曾先后担任杨士骧、端方之幕友，宣统二年(1910)，任度支部财政处总办，次年擢任参议上行走。民国元年(1912)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务长，1913年入袁世凯幕府。如是看来，袁世凯隐居洹上时，吴闿生尚在北京任官，未必与袁氏有密切往来，遑言替其捉刀。后来如此传闻，盖因吴氏在袁氏幕府时与沈祖宪合纂《容庵弟子记》，且才名闻于当时之故。野史氏捉刀之说虽未必可靠，但其书列出了《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的全文，弥足珍贵。四首系辘轳体，分别于首、颔、颈、尾联对句反复使用“烟蓑雨笠一渔舟”一句。袁静雪所引实为其一与其四，当是限于篇幅而仅录首尾两篇，俾读者一脔知味尔，而今人每每依据于此。

图1 袁弘哲所藏《大钧元模》册页封面

至于《轶事续录》“项城深不满意，故屏而不录”于《圭塘倡和诗》之说，未必可信；但谓《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皆袁氏亲笔题于留影(写真)之侧，则毋庸置疑：因此照作为馈赠友朋的纪念品，所见之人应该不少。如王揖唐(1878—1948)《今传是楼诗话》云：“项城袁公，一字容庵，彰德养疴时，自号洹上渔人。有《烟蓑雨笠一渔舟》图(下简称“渔舟照”)，曾以摄影见赠，并题诗云：‘百年心事总悠悠(下略)。’”[2]而张舜九《记袁项城遗诗》亦云：“项城既归故里，野绿怡情，青山养素，人咸识山中宫保，不复与闻军政大事。当养疴彰德时自号恒(洹)上渔人。有《烟蓑雨笠一渔舟》图，曾以摄影见赠先祖观察公，并题诗云：‘百年心事总悠悠(下略)。’”[3]22所言与王氏大抵相同，可以为证。不过，王、张二氏所记题照诗皆仅有其四，而不及前三首。

带有题诗之“渔舟照”，今日已难见实物。然袁氏以题诗之留影赠人，非此一例。如袁世凯六子袁克桓一系递藏之《大钧元模》册页，全册共四十六页，蓝色绢裱，封面“大钧元模”四字为徐世昌题签，次页右为袁世凯摄于光绪廿五年(1899)左右小站练兵时身穿北洋新军军服之留影，左为题词笺(左上角钤有“大总统印”)。题词云：“不文不武，忽朝忽野。今已老大，壮志何如？甲寅冬自题。”甲寅即民国三年(1914)。此页之后为徐世昌、黎元洪、严修、樊增祥等二十四位名流之题赞，最晚者题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题写人是徐沅和张作相，距离袁世凯去世已达二十八年之久[4]406。诚如现藏者袁弘哲所言，该册页“非一个时间段内所完成”[4]407，但可肯定的是其编集却仍肇端于民国三年袁世凯题词之时，此后才逐渐由克桓等嫡裔加以增补内容。袁世凯之小站留影垫以较大之硬纸壳板，遂趋近题词笺纸之大小，有左右对称之美。至于“渔舟照”乃是分赠友朋，固与《大钧元模》的家族收藏性质不同，但后者之题词形式仍具有参考价值。据吴盛青检索，上海图书馆藏有两张相关照片，一为袁氏独影，一为与兄长世廉合影，以深色硬纸壳板垫底[5]247-248，形制与小站留影相似。由于上海图书馆之两照不附题诗，不难想象，当年分赠友朋之“渔舟照”也可能是另纸题诗后，将笺纸与照片装帧一处。然而，由于照片与题词笺的大小相若，以毛笔题写五十六字之七律一首已觉逼仄；加上还须馈赠多人，若各张“渔舟照”将四首七律全部题写，几乎不可能。故笔者怀疑每张照片仅从四首中选题一首，一如王揖唐、张舜九所状述者；然因其四最关涉时局，故选用频次也最高。

图2 《大钧元模》册页中袁世凯自题小站练兵像(1914)

再者，《轶事续录》虽属野史，然其于1916年出版时，与袁世凯过从者所在尚多，未见就此四首之来源提出质疑，可知将此四首系于袁世凯名下，庶无问题。关于“渔舟照”的内容，以及拍摄情况，宜参考袁克文《洹上私乘·遗事》之记载：

先公居洹上之明年，先三伯父以病解徐州兵备道职，归居开封，而先伯母复于是年逝世。先公友爱最笃，恐先伯病中不胜悲悼，乃遣克文至开封迓先伯来居洹上。先伯遂以家事付家四兄理之，偕先庶伯母同临洹上。先公乐甚，日与先伯坐养寿园闲话，家人欢笑于旁，酌酒煮茗，极天伦之乐事。时先伯身左偏，犹病僵枯，先公忧之。以重金延法兰西名医梅尼博士长留村中，为先伯调治。逾年疾大瘳，几健若常人矣。一日，泛小舟于汇流池。先伯戴笠披簔，危坐其中，先公则执楫立于后，使克文以镜摄之。影成，印数百纸，分致戚友焉[6]。

克文口中的三伯即袁世凯三兄世廉。据马建标考证，世廉在1909年9月8日移居养寿园，次年12月31日逝世。而这张世廉、世凯的合影，乃是克文于1910年冬日所摄[7]。克文谓这张合影“分致戚友”，必然在世廉病故之前。但是，分赠合影时是否有题诗？笔者以为，袁世凯《自题渔舟写真四首》之中皆无涉及兄弟情谊之处，故不应作于此时。摄影不久，世廉病故，世凯忙于打点丧事。《全集》中收录关于兄丧的信函不少，最晚者为《复谢道员蔡乃煌慰三兄之丧》，日期为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六日(1911年3月26日)[8]。内藤顺太郎云：“宣统二年冬，袁之兄世廉死，袁痛雁行之摧折，心滋不乐。”[9]兄丧后这几个月内，袁世凯纵有诗兴，也不可能发表《自题渔舟写真》这般兼具雄心与闲情的作品，否则会对公众形象有所损害。因此，这四首诗大概作于1911年4月以后。而昆仲合影刊登于《东方杂志》宣统三年第4期(1911年6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则距离世廉病故已近半年了。

回顾宣统二年七月初六(8月10日)，袁世凯致函吏部主事孙雄，称许其：“以暇日网罗文献，辑选歌诗，成《四朝诗史》若干卷，远仿遗山《中州》之编，近续归愚《别裁》之作，甚盛，甚盛！”又云：“弟养疴乡里，寄兴耕渔。偶托篇章，不过山野之间，自适其乐，未敢出以示人。乃蒙甄采及之，弥增惭恧。还祈斧削，然后登选。其中有稍觉伤时者，仍不可滥入，是为切属。附奉二百金，聊助剞劂之费……”[10]足见袁世凯对公众形象及舆论之重视。孙雄《四朝诗史》收录袁诗，乃因周馥“以袁公诗稿寄示，属余录入《诗史》”。周氏得阅袁氏诗稿，显见袁氏所谓“未敢出以示人”，亦非实诚之语。袁世凯既与人酬唱，且又将作品过录、编刊，就不可能不“示人”。且孙雄编录袁诗，固可挟其名望；而袁氏也可待孙雄的选集来进一步昭示自己“山野之间，自适其乐”，不复有心于政事。然而袁世凯信中叮嘱选诗“有稍觉伤时者，仍不可滥入”，可见其下野以后小心翼翼，一以贯之。

今人论《圭塘倡和诗》中之作，往往举《次王介艇丈游养寿园均》《登楼》等诗证明袁氏此时仍有政治野心。但相比《自题渔舟写真》其四的“野老胸中负兵甲， 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

图3 《东方杂志》宣统三年(1911)第4期所刊袁氏昆仲执篙垂钓

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两联，实已不可同日而语，难怪野史氏云“尤足见其目中无人之概”。而张舜九更论此诗云：“兹诵此作，觉其气魄之雄无与伦比，真有大好神州尽归所有而后快之慨也。”[3]22载沣本欲除袁氏而后快，若就此诗罗织罪名，后果堪虞，袁氏绝不可能在无把握之情况下创作此诗，遑论广为传播。据刘路生考察，宣统元年七八月、二年六七月，有两次“报纸喧传”袁氏出山的热潮。自袁世凯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袁世凯各种活动的报导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问题的有64条。保荐、敦劝袁出山者包括了载涛、载洵、奕劻以下的多位满汉大臣。宣统三年四、五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全国最有影响、最具号召力的官绅张謇、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亦向清政府表达了希望重新起用袁世凯的要求”[11]。然而今人张华腾指出：“袁世凯为了迷惑麻痹以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营造他自己醉心田园、已经没有了宏大政治抱负的假象，特将他在洹上村养寿园以渔翁扮相垂钓的照片送给上海《东方杂志》公开发表。”[12]由此可见，直到宣统三年夏，袁氏对于皇族权贵依然非常忌惮。

再观宣统三年暮春以后的时局：三月廿九(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四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八月十九(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变，辛亥革命成功，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十一月十三(1912年1月1日)，革命党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与此同时，外蒙古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Khanddorj)于六月初四(7月29日)秘密出访俄国，得到俄国支持独立。九月中旬(11月初)，“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成立；十月初十(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如是可谓“内忧外患”。鉴于多省相继宣布独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及英美等国公使一致建议起用袁世凯。于是载沣于八月廿三(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镇压起义。九月初六(10月27日)，袁世凯接任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立即对湖北革命军展开攻势。五日后的九月十一(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廿三日(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京师，廿六日(16日)重新组阁。《东方杂志》发表“渔舟照”时，四川方面的“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却尚未动摇国本。故而此照之刊登固如张华腾所言，有迷惑载沣等权贵之意，但在此朝野汹汹之际公开展示自己闲云野鹤的生活，显然是要引导舆论，暗中向清廷讨价还价、以退为进。因此笔者以为，此时的局势纵可让袁氏说出“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的话，却还未敢写下“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两句。换言之，《自题渔舟写真》其四的脱稿，大抵更在武昌起义爆发之时。此际袁氏复出之呼声日炽，故其诗中亦不必如前此之顾忌矣。

就袁世凯洹村唱酬之轨迹来看，宣统三年时局丕变，袁氏盖已无心酬唱，故作品除《自题渔舟写真四首》之外不闻更有其他；不过野史氏谓“诸名士和者约十余家”，可见这组诗作仍可归入洹村酬唱之作，惜十余家和诗今已难觅。正因这组诗写作时间较晚，且别有用意，故不仅宣统二年初刊的《圭塘倡和诗》未及收录，连《洹村诗兴》也不见誊抄稿。而《袁世凯全集》未及收录该四首，甚为可惜，宜待来日补入。

三

无可否认，洹村酬唱诸作中，《自题渔舟写真》最为世人所知。这组诗作并未收入圭塘诸本，而是以题照的形式流传，在当时便已产生代笔的质疑。袁氏去世，事过境迁，文本往往以选录的形式流传，又无可靠的足本加以校勘，故难窥全豹。自袁静雪在回忆文章中引用其一、其四，人们多以为这组诗仅有两首，故近年新著往往称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所幸《袁世凯轶事续录》将四首作品全文收录，方令吾人今日尚能得知原貌：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其一)

中年无地可埋忧，宠辱纷纭总是休。月淡风萧双短鬓，烟蓑雨笠一渔舟。得鱼不必求人卖，换酒无须向妇谋。今夜小船何处泊，平沙浅水白苹洲。(其二)

不学渔师无厌求，但期寄兴在沧洲。为贪山水才垂钓，倘遇风光便可留。鹭友鸥邻皆伴侣，烟蓑雨笠一渔舟。画图写就江乡景，乐趣能教尺幅收。(其三)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其四)[1]126

这组诗所题之照，名为“烟蓑雨笠一渔舟”，故此句在四首中重复出现，而出现的位置分别为各首之首、颔、颈、尾联对句。若略去其二、其三，未必得知其为为杂体诗之辘轳体。《轶事续录》又云：

今观其诗亦不甚佳，浅显率直，大类项城自为，盖豹岑之作，较之犹胜一筹也。或又谓系吴北山代笔。盖北山文字虽工，然当代作之时，苦仿项城手笔，有意肤庸，使人不疑为赝鼎也[1]125。

所谓“不甚佳”，不无马后炮式的点评色彩。这组诗作当非吴闿生代笔，前节已论。但其言“浅显率直，大类项城自为”，则庶几是也。实际上，诗中某些用语已时而出现于袁氏隐居时期的信函中。如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1910年7月2日)致商作霖函云：“弟杜门却扫，衰病侵寻，志气尤觉颓放。漳滨遁迹，祇合烟蓑雨笠，从事耕渔，不敢再出而问世矣。”[13]至于“鸥鹭”之语，也出现在好几封信函中，如同年十月初三(11月15日)致赵景彬函：“弟养疴乡里，倏将一年。间寻鸥鹭之盟，幸卸簪组之累。荒园松菊，聊可盘桓，差有闲适之趣耳。”[14]至于宣统三年三月十二(1911年4月10日)致蔡廷干函更云：“兄养疴田里，寄兴耕渔。偶成池上之吟，不尽中年之感。自维衰朽，断难再胜艰巨，殊不作问世之想矣。”[15]不仅呼应着其二“中年无地可埋忧”之语，更似乎点出当时“池上之吟”便是“寄兴耕渔”而作。而同年六月二十七日(7月22日)，袁氏为大名镇总兵言敦源的家书集题跋，落款时更径用了“洹上钓叟”的别号[16]。由此可见，这组诗的措辞与袁世凯当时的语言习惯大致相符。

图4 此照疑即《烟蓑雨笠一渔舟》

毛文芳指出，明清文人一直有着自题像赞的传统：“在笔者观看画像与阅读题咏的过程中，似乎有两股力量相互牵制，一方面是亟欲以画像纪录下最真实、最完美的自己，于是大量的肖像画纷纷出炉；另一方面，却是不断质疑，这个画中人是我吗？我又是谁呢？面对肖像画，又一味逃避闪开。无论如何，这两股力量，都在朝向辨识真正我、展示理想我、流传不朽我而努力。”[17]39-40袁世凯的“写真”乃是比笔墨丹青更能存真的照片，那么在他这组诗作中，是否一样有这样两股力量的拉锯呢？这组诗以其四最为知名。因其处于压轴的位置，透露了作者的中心思想。而吴盛青指出，该作尤其契合了“垂钓”双重涵义：将自己塑造成既具有强烈用世之心、同时又置身官场之外的形象[5]250。这当然承自中国传统自古赋予渔翁的文化意涵。或以为此诗前三联表达了强烈的用世之心，而陡然转入尾联的出世氛围，不无突兀之感。这除了追究于袁氏文笔，尚关乎谋篇：四首诗宜作为有机整体来考察，而不应止着眼于其中一首。综而观之，这组诗作的主题，的确有出世和用世两条脉络，与酬唱初期和王廉诗“何处问江村”之意有所呼应[18]1a；但随着局势的变化，当时用舍行藏的挣扎心理至此已颇为不同，变成用世为主、出世为辅。出世甚或是作为一种反衬，激发读者对诗人的留恋之心，产生“先生不出，奈天下苍生何”的想法，进而影响社会舆情。

其一先从当下的“萧然”景象说起：自己无忧无虑地在蓑笠渔舟上，终日与白鸥为伴，任钓丝在红蓼花中纵横。然而，身在渔舟本就为了洗涤官场的得失心。如果不理解“其钓莫钓”的道理，不过是把大得失心换成小得失心而已，其执一也。故此即便投饵，也非只为了获鱼；但鱼因贪食诱饵而上钩，则是自取其咎，与钓者何干？小小一鱼都为饵而亡，何况堂堂之人？人要到灾祸降临时才知道自取其咎，为时已晚。但眼见国家多事，当事者与游鱼又有何区别？真可一笑置之，不言也罢。仅就这首作品而言，出世心态是远强于用世心态的。

其二开篇仍承接其一“恩仇”“多少中原事”之意而发挥之。首句出自明末陈子龙(1608—1647)《秋日杂感十首》其二之语：“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19]然陈氏殉国时年方不惑，袁世凯此时却已过知命，且饱经忧患、久历官场，所闻见、所身受的宠辱之事可谓不胜枚举，满腹忧愁真无可解之方。“短鬓”一语，古诗词常见，盖鬓角之发看似较短也。但这个语典却可能令读者联想起杜甫《春望》：“白头搔更短。”甚至赵孟頫《和姚子敬秋怀五首》其三：“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20]建功立业既不可得，年华渐老，还不如及时抽身，在淡月萧风中衣蓑泛舟而去。“得鱼”句进一步阐发了前首颈联之意，说明钓鱼并非为了换钱。对句“换酒”不无诙谐地反用苏轼《后赤壁赋》的典故，强调自身独来独往无所牵挂，若能求得至乐，“视去妻子如脱屣耳”。而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任扁舟泛而不系，无论停泊于平沙抑或浅水，都一样自适。不过，既然其一已经道出了出世之乐，其二又何必开篇便有“埋忧”“宠辱”等语？可见作者居官日久，相关回忆毕竟历历在目。

相对前两首而言，其三的内容最为单薄。首联仍在说明“其钓莫钓”的道理(渔师即职业渔夫)，颔联则与其二尾联的意思大抵相同，颈联“鹭友”在其一颔联已出现过。唯有尾联言及尺幅画图，应是点“渔舟写真”之题尔。不过，其三也并不止是为了配合辘轳体的格式而不得不作，若从出世主题之脉络来看，四首各自有起承转合的功能。正因其三点题在尾联，故能为其四的主题张本；而出世与用世主题分量之消长，转折点就在于此联——虽然仅从字面上看，“江乡”等语仍有一种“保护色”的性质。

前三首在出世主题的笼罩下，垂钓山水之乐得到大幅度渲染。而用世主题则如一抹阴影般，作为前者的参照与反衬而在文本里时隐时现。但到了其四，两种主题竟真如辘轳回旋般此消彼长，而以用世主题的成功“逆袭”告终。首联出句所言悠悠的“百年心事”为何？对句作了解答：那就是早年建功立业的壮志。如果单看对句，再结合前三首的铺垫，指向的似乎就该是悬崖勒马。但是正因为出句的盘空而起，读者才知道对于这份未酬的壮志至今让业已“鹭友鸥邻”的作者挥之不去。颔联虽仍以野老、钓翁自居，却自诩满腹经纶，并对德不配位的贵戚流露出极度的轻蔑。此联出句语典出自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云：“仲淹领延安，养兵畜锐，夏人闻之，相戒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21]宋仁宗时，范雍担任延州知州，与西夏战争大败而被贬。新任知州范仲淹修城筑塞、开源节流，招纳流亡百姓河西羌归附。西夏不敢小觑，故作此语。当时清朝内忧外患，正待有将才、知军事者力挽狂澜。故此诗至少在表面上乃是以范仲淹自比，如此良才而落寞山林，此非当政者之过乎？(陈夔龙次史、权二女士联句韵，称许袁氏“两字范韩曾慑敌”， 可以参看[18]2b-3a)至于“眼底”所小之“王侯”，固可指摄政王载沣，但结合宣统三年暮春以后的史实，大抵还可进一步诠解：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庆亲王奕劻组成内阁。十三位阁员中九人为满蒙贵族，七人为皇族，被讥为“皇族内阁”。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九月十一(11月1日)，这个内阁才宣告解散。然而，“负兵甲”、“小王侯”之语毕竟过于引人侧目。袁世凯深所交纳的庆王奕劻，便是满蒙贵族的代表人物。而内阁中的海军大臣、醇亲王之弟载洵，也曾保荐袁世凯复出。然此诗睥睨权贵，颇易招祸，与袁氏平日圆融世故的交友手腕相比，大相径庭。如果开罪任何一位亲贵，对身在江湖的袁氏而言都非妙事。此诗内容似乎显示，皇族内阁当下不仅对于时局，连对于袁诗的讽刺都已无能为力，袁世凯复出乃是迟早之事。

其四颈联出句自比为天下之磐石，固是大言；而对句“缺瓯”之语，则不仅承接颔联之“兵甲”——亦即借范仲淹的史实表达了对清廷连年割地的忧虑，更有可能呼应了辛亥后各省独立的状态。如果权贵们继续当政，这枚已经残缺的金瓯后果更不堪言。至于“缺瓯”乃至“金瓯”，固可视为一般语典，但也可能具有针对性。宣统三年(1911)六月二十日，礼部衙门奏拟订《国乐办法》，获得摄政王载沣批准。同年八月十三(10月4日)、亦即武昌起义前六日，清廷正式颁布《国乐》，题为《巩金瓯》，由宗室溥侗作曲、严复作词[22]。《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0月16日第四版以《戎马声中之国乐》为标题报导《巩金瓯》之颁布，足见当时风雨飘摇之情势。结合如此史实观之，则袁诗“缺瓯”之典，更是意有所指。

根据以上所言，则《自题渔舟写真》其四的写作时间甚或迟至武昌起义爆发至就任内阁总理之间的一个多月内。故而其内容情态少有忌惮，王公亲贵早已噤声，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此诗不但未必导致反感，倒更可能激起他们对权贵的愤慨，以及对袁氏复出之期盼。写到这里，复出之意虽已跃然纸上，却毕竟不能挑明——无论就写作技巧或切身利害而言。此时，辘轳体的格式倒帮了作者一个忙：前三联的用世主题至此戛然而止，出世主题的旋律回归，担当起尾声的任务。所谓“散发天涯从此去”，似乎还可以从两年(宣统元年，1909)前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0月28日第四版)的一则新闻中得到落实：“十四日八点，接北京专电云：‘袁世凯致军机处电，谓病尚未愈，拟赴日本就医，不愿再出山。’”如此一来，与烟蓑雨笠相伴的这一渔舟，竟可能从洹上养寿园驶至远在天涯的东瀛了。然而，这个尾声在前文的映照下显得如此突然、如此仓促，却正好呈现出欲说还休之感，引起读者的好奇追问。用世主题虽未终篇，但无论如何却反客为主。前三首，甚至过去近两年的作品中一脉相承的出世主题，到此却都化作了陪衬。可是，正因为出世主题绵亘之久，故而更体现出作者内心的挣扎，以及用世之心的可贵。

但是正如毛文芳所说，自题像赞这种“自我解读”的工程最精彩之处，在于像主迎战蓄意分裂的自我，又从不断生成的距离中，力求一致性与亲密性，有时又经由有距离的观看与质疑，跨向一个更远的距离，再以他者的身分观照自我。解读自我者，愈希望告诉他的别人“他是谁”“他曾经是谁”，却愈会遇到困难，因为在解释的过程中，自我以种种方式变得多重、破碎；退回到不确定之中，于是追寻的声音(题咏者)与呈现的内容(画像)经常产生不相一致的现象[17]59。就袁世凯而言，无论自题小站练兵像还是自题渔舟写真，这种不一致确实都因拍摄与题词的时间距离而存在着。只是题小站练兵像之际，袁氏已身为大总统，所处环境早与十五年前练兵时大为不同。而题“渔舟照”之际，袁氏仍在紧锣密鼓地谋划正式重返政坛，而题词一方面要具备前此洹村酬唱诸作的沿袭性，另一方面，又须应合当下的情势，以带动舆论风向。从洹村酬唱诸作可见，用世之我和出世之我之间，本就一直处于对峙的状态。而《自题渔舟写真四首》中，出世和用世两种心态一如辘轳之轮转回旋，随着诗歌文本的进路而此消彼长，两者此消彼长的轨迹，恰是袁氏洹村酬唱活动心态具体而微的反映与归结。尽管《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影响舆情、袁世也终于脱下了蓑衣、穿上了大总统礼服，但今天的读者因而后设地指斥诗中的出世之我为虚假，是否也落入了当年那些推戴者的同一窠臼呢？就文本而言，纵然用世之我最后掩盖了出世之我，却并不意味着出世之我只是一个全然虚构的幻影。无论如何，这组光影莫测的《自题渔舟写真四首》，可谓整个洹村酬唱活动的亮点――尽管这个亮点已是回光返照。

附有题诗之《烟蓑雨笠一渔舟》图，虽然时见记载，但百年后的今日已经难以觅得实物。笔者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草成此文，质诸高明，但求抛砖引玉，更期待日后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能彻底解决《自题渔舟写真四首》的写作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