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

马纶鹏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乃20世纪中国人最为可贵的精神遗产，风气涤浪，鲁迅先生功莫大焉。五四伊始是自发甚至偏激的反帝爱国行为，最终演变为思想解放、民智开启的新文化运动，所谓“洪流何浩荡”，其中的转折和导引多来自鲁迅和他的作品。钱理群在《不应该被遗忘的鲁迅》中评价“第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如果没有先生，中国文化未免太单调，新文化运动更少了一位真正的旗手。

旗手难免是小众的，孤独的，易受对手乃至同伴们的白眼和嗤鼻，旗手“成了游勇，布不成阵”（《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年）。鲁迅是思想上先觉者，实践上先行者，文化上先知者。但他的先进、先见却让他在五四前后似乎不近人情，难以接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文章刻意尖锐、晦涩乃至破坏规范，又使得任何时代阅读鲁迅都需要极大勇气。但每一次，都绝不会空手而归。

鲁迅是一个本体。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还是思想家、艺术家、文化学者，不同于他人，又高于旁家，这才是旗手。他虽然名扬天下，但自始至终都很寂寞，“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虚”（《野草·题辞》），真正去接近他的作品的人并不多，而研究鲁迅的著作比鲁迅自己的著作多得多。在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以其作品为经纬，尝试去读懂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鲁迅和其意义，是为最好的纪念，“莫道青山便遮断，春风浩荡没津涯”。

“狂人”一出，四海惊怵

1918年5月，一篇署名“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这就是《狂人日记》。在此之前，周树人在民国的文坛、思想界非翘楚，代表作品只有十年前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惨遭销量滑铁卢，印数上千，卖出二十。《狂人日记》一反鲁迅之前作品“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理解”（蔡元培）的毛病，用白话文近似“疯狂呓语”地揭示封建礼教的“吃人”。能几十年都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在几乎所有中国青年心中摩挲，意义已无须赘述。抛开其批判的硬核，读者会有趣地发现“迫害症”“白月光”“救救孩子”这样的当下流行语，早也在鲁迅笔下。

“狂人”一出，在当时昏沉困顿的社会无疑是当头棒喝。沉溺于抄古碑的周树人起初并不愿意参与新文化运动，他深知改革变心之不易，但他却目睹北京菜市口被砍头的犯人、麻木的看客以及蜂拥上来争抢“人血馒头”的亢奋。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先生心里在犹豫，在激荡。钱玄同来邀请他加入《新青年》杂志社，他抛出了“铁屋”譬喻，这是和柏拉图“洞穴喻”（Allegory of the Cave）一样有着深刻的真假、破立、死生、知行观的中国思想录。这也促使鲁迅终于满地打滚，痛写“狂人”。

电视剧《觉醒年代》就是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狂人日记》刊发后，一众新文化的干将在北大更是击节赞赏，惊为神作：蔡元培说，“我就感觉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猛地一击……忧愤而深广”;胡适说，“字字戳心”;陈独秀说，“豫才是大才，我早就说过，应该不只是敲桌子，应该把豫才叫过来，我要当面亲吻他”。所有人都承认，这篇《狂人》和胡适之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样，在每个人心里面都燃起了一团火。

新文化中其他先锋，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的确比鲁迅先占领阵地，痛击封建制度，也成体系地介绍西方思想，反思中国现时社会，《新青年》的诞生就是最好佐證。然而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理论家，评论者，有着庞杂而果敢的政治意图。但鲁迅不是。他不像陈独秀等乐观冲动，多次撰文说自己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社会由此而改变;深刻怀疑精神里面藏了一个彻骨凉意、特立独行的文学人，思想家。

更重要是，《狂人日记》的出版，让新文化运动从“务虚”的恳谈讨论变成了文学的讨伐，让新文化运动从新诗引领风骚转而为白话小说的全面介入。这是在语言、文体、思想和社会效用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觉醒年代》中，胡适担心《狂人》过于激烈，陈独秀则戏谑，此文对国民性的批判最深，怕是“抢了你这个倡导白话文的头功”，可见一斑。

同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的《我之节烈观》，更是提倡男女平等、抨击害人妇女节烈行为的雄文。其中开头就驳斥了所谓“世道浇漓，人心日下”托词下各种伪君子批评世风，放过自己丑行的借口，让中国诸多男子无地自容。之后用“疑问体”反诘（一）不节烈如何祸害国家（二）女子何以要承担救市责任（三）表彰节烈有何效果。种种社会怪相，症结就在于女子是男子的私有物品，被任意支配。而一个月后，《随感录二十五》则将把矛头指向孩子教育，“早娶妻，早生子，多子多福”是封建落后伦理观、生育观，其中忽视的是“人”的萌芽。此言此观，今日依然独到。

铁屋的《呐喊》，最畅销小说

《狂人》之后，鲁迅一发不可收，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篇篇击中时弊要害，振聋发聩，俨然已自成一个批判和揭露的小体系：《孔乙己》（1919年4月）写出旧礼教下迂腐而穷困的士人，“窃书不能算偷”，“回字还有四样写法” ;《药》（1919年5月）中“鲜红的馒头”至今仍提醒社会前驱者被看客们消遣后的余孽，精神疗救远比生命康复重要百倍;《风波》（1920年9月）那句“一代不如一代”深深戳痛了保皇党心中的“辫子梦”，却变成了社会达尔文论最好的注脚，嗟叹年轻人之不堪;《故乡》（1921年5月）聚焦阔别廿年的土地，没有任何进步，“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其中闰土和杨二嫂的人物形象已成现代文学的经典;《阿Q正传》（1921年12月在《晨报副刊》连载）更不消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每个中国人内心遮羞布的逼问，“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却是可鄙的共情，假洋鬼子更是媚外的翘楚，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