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萌迪,王成军*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1300)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农村现代化的到来改变了农村的就业情况,农村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但是,就中国所处发展阶段来看,农业劳动比重依然偏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具有巨大潜力[1]。据全国妇联统计,2019 年我国女性农民工有10206 万人,占总体农民工的35.1%,比2018 年增长0.4 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之一;同时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构成[2],其也是进一步释放转移潜力的主要后备军。然而女性农民工受制于传统性别观念、社会分工的和户籍制度限制等原因,其城市融入性差,就业竞争力低,权益得不到较好保障[3],致使其非农就业质量普遍偏低,存在工资水平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稳定性差、劳保福利缺失等问题。女性农民工作为兼具农民、劳动者、妇女三重弱者身份的特殊群体,其就业质量问题不仅是影响女性农民工自身权益及是否非农转移的直接原因,也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开发丰富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资源,全面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因为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存在使得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往往是女性生物性别规定角色的延伸,社会通常期望女性承担一切与照顾和培养相关的工作,这就导致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集中在某些对语言能力依赖性较强,如餐饮服务、手工制作、保姆等需要大量沟通交流的职业。……